說了好幾天世界杯， 今天說點其他的。
說什么呢？說一下明治維新吧， 因為我們發現中國人對明治維新的很多看法其實是非常錯誤的， 甚至很多是大錯特錯的， 而且對明治維新持有錯誤觀點的不僅僅是普通人， 還包括很多知名學者， 感覺這些知名學者其實并不懂明治維新， 他們所強調的很多所謂“明治維新”成功因素其實只是他們臆想出來的， 日本史料以及日本學界根本根本不支持這些觀點。
觀點錯誤本身也沒什么， 但是很多國內學者試圖用這些錯誤的“觀點”來解釋中國洋務運動乃至近代以來一系列失敗的原因，
所以我們覺得有必要重新為大家介紹一下明治維新， 以日本史料為基礎。
首先我們要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國內的老生常談“脫亞入歐”。
可以這么說， 國內一萬個談明治維新的學者里， 起碼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學者從“脫亞入歐”談起。
然而， 被譽為日本伏爾泰的福澤諭吉從來沒有主張過“脫亞入歐”， 只是在他創辦的報紙上刊登過一篇“脫亞論”未署名社評。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1885年3月16日， 在福澤諭吉創刊的《時事新報》上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社論， 大概2000多字。
社論先兩段， 第一段就寫：西洋文明已深入人心， 排斥防范之手段不可取， 不如接受。
第二段點評鄰國， 清和朝鮮， 兩者皆因拒絕現代化， 抱守儒教舊態， 連獨立自主也不可能。 如果能有救國義士出現， 和明治維新一樣徹底變革政治體制也許還有希望。 沒有的話估計遲早會被列強分割而亡國。
結論最后對于鄰國清和朝鮮， 說應同西歐各國一樣等同視之， 希望日本能擺脫亞洲惡友， 早日進入現代化國家。
這篇文章發表后在當時日本并沒有引起什么反響， 從現在掌握的日方史料看， 幾乎沒有其他媒體或者名人討論過這篇社論。
而更為重要的是福澤諭吉在活著的時候就編纂過自己的文集， 他并沒有把這篇未署名的社論放入自己的文集。 這篇社論之所以出現在《福澤全集》里，
所以， “脫亞論”究竟是不是福澤諭吉本人所寫， 現在也沒有定論。 而且， 即使這篇社論是福澤諭吉所寫， 但是在當時日本也沒有引起任何反響， 事實上在1951年史學家遠山茂樹之前， 日本各界幾乎都沒人知道《福澤全集》里的“脫亞論”， 這其實是1950年代以后對明治維新的再發現。
為什么“脫亞論”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沒有引起任何反響， 甚至都沒有署名？
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 社會上固然有一些基于實用主義的“歐洲化”， 但是反對“歐洲化”的聲音和支持的聲音幾乎一樣高，
另外， “脫亞論”其中有一點反而比“脫亞入歐”更是當時日本社會普遍共識， 那就是“反儒家”。
福澤諭吉本人就是一個堅定的反儒家份子了， 他在《文明論概略》里就提出儒家政治觀點迂腐可笑， 根本不適用， 他認為“如果這種學說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話,人人都要參加政府成為統治者, 那么, 在政府下面就沒有被統治的人了。 ”
他還認為當時國際社會“國與國之間的關系， 則只有兩條。 一條是平時進行貿易互相爭利， 另一條就是一旦開戰， 則拿起武器互相廝殺。 換句話說， 現今的世界， 可以叫做貿易和戰爭的世界。 ”
福澤諭吉甚至認為中國與日本最大的差異在于日本受儒家毒害小，
福澤諭吉這些認識和當時中國郭嵩燾等人出訪歐洲的看法完全南轅北轍， 郭嵩燾等人反而認為西方之所以領先東方， 最關鍵是西方符合儒學所提倡的“仁愛”， “以人為本”。
那么， 為什么福澤諭吉會“反儒”而提倡法家呢？
這也和當時日本的社會現狀很有關系。
明治維新初期的日本和后來被法家思想以及軍國主義思想毒害的日本還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民眾對天皇并沒有那么“感冒”。
明治維新初期，有一個德國人曾經到過日本，他觀察到在天長節（天皇生日）這一天，日本普通民眾并不愿意掛旭日旗，非要等到日本警察挨家挨戶督促，才勉強掛上旭日旗。
這說明明治維新初期的日本民眾很清楚日本明治天皇和德川幕府時期的天皇沒什么區別，一個是將軍的傀儡，一個是大臣們的傀儡，簡而言之，那時日本人對待日本天皇和清朝民眾對待皇帝沒什么區別，并沒有特別強烈的尊敬之意。
福澤諭吉為首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大多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拼命鼓吹法家思想，為什么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思想家和學者都普遍推崇韓非子呢？
韓非子
大家可以從韓非子見親王時說的這段話里得出結論——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
韓非子主張無條件忠君，毫無疑問，觸碰到了福澤諭吉這些人的G點。
日本民眾對天皇并沒有那么“感冒”。明治維新初期，有一個德國人曾經到過日本，他觀察到在天長節（天皇生日）這一天，日本普通民眾并不愿意掛旭日旗，非要等到日本警察挨家挨戶督促，才勉強掛上旭日旗。
這說明明治維新初期的日本民眾很清楚日本明治天皇和德川幕府時期的天皇沒什么區別，一個是將軍的傀儡，一個是大臣們的傀儡，簡而言之，那時日本人對待日本天皇和清朝民眾對待皇帝沒什么區別，并沒有特別強烈的尊敬之意。
福澤諭吉為首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大多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拼命鼓吹法家思想，為什么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思想家和學者都普遍推崇韓非子呢？
韓非子
大家可以從韓非子見親王時說的這段話里得出結論——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
韓非子主張無條件忠君，毫無疑問，觸碰到了福澤諭吉這些人的G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