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怡
《德意志帝國宣告誕生》, 油畫, 安東·馮·維爾納繪。
普奧戰爭塵埃落定之后, 法國就成了德意志統一事業最后、也是最大的攔路虎。 自黎塞留時代以來, 巴黎就是中歐分裂的得利者和維護者;盡管法皇拿破侖三世在德意志問題上動作過于遲緩——這位好高騖遠的皇帝更熱衷于在亞洲、非洲和中美洲宣示國威, 并以“自由民族的庇護者”自居——但在奧地利戰敗之后, 他也警覺起來, 企圖把俾斯麥的步伐阻擋在美因河一線。
1866年秋, 法國向普魯士提出:若普國希望法方承認普奧戰爭的結果, 則應將萊茵河左岸的部分領土割讓給法國,
1868年秋天,
《柯尼格拉茨會戰》, 油畫, 格奧爾格·布萊布特羅伊繪
支撐這種膽大妄為之舉的是俾斯麥對本國和敵方的了解:北德統一之后, “鐵與血”已經積累到了相當可觀的地步, 民族主義者對政府的成就也心悅誠服, 目標極為一致。 而法國由于王室和議會矛盾不斷激化, 軍事改革也歸于失敗, 此時正處在最衰弱的關頭。 然而拿破侖三世為維系其殘存的威望, 勢必要以激烈之舉回應埃姆斯電文,
1874年, 俾斯麥告訴幾位保守派政客:“偉大的事業已然宣告完成:德意志帝國被創造出來了。 現在, 我開始感到無聊。 ”考慮到這一年他還不滿60歲, 這段話顯然有些言不由衷:在由普魯士王國宰相升格為德意志帝國頭號國務大臣之后,
帝國宰相是全國最高行政首長,由皇帝本人提名,無須接受議會信任表決。不過考慮到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間的摩擦,只有在獲得參議院認可的情況下,宰相才能自如地行使職權,所以帝國宰相往往由普魯士宰相兼任。1876年以后,宰相辦公廳之下陸續新設了8個帝國辦公廳,分別負責外交、財政、司法、內政、郵電、鐵路、海軍和阿爾薩斯-洛林事務,部門首長稱為國務秘書,對宰相負責。帝國宰相是唯一的國務大臣,8個辦公廳首長和他不是平起平坐的閣僚關系,而只是他的下屬和助理。
從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麥在行政部門始終行使著一種“波拿巴式獨裁”(這是當時知識分子的譏諷)。除去憲法本身授予宰相的大權外,他個人的威望和手腕發揮的影響也至關重要。彼時德國駐外使節多由普魯士貴族擔任,按照正常程序,他們應當把搜集的情報和起草的備忘錄呈遞給外交國務秘書(由俾斯麥本人兼任),再由宰相制定政策并征求皇帝的意見;但部分大使往往會利用與德皇的私人關系,越級遞送文件、發表看法。1873年,駐法大使馮·阿尼姆伯爵致信威廉一世,對俾斯麥的外交政策進行攻訐,并把信件內容透露給了報界。“鐵血宰相”不惜以辭職相威脅,迫使德皇同意他查辦阿尼姆,判處后者九個月監禁。這一事件后,俾斯麥對外交決策的控制達到空前程度,威廉一世也樂于將始自統一戰爭時代的信任繼續賦予他,形成了“國家即宰相”的特殊面貌。
平心而論,若無俾斯麥這個事實上的獨裁者存在,德國在統一后第一個20年很難既維持高速的經濟增長,又在對外事務上游刃有余。然而輝煌中也隱藏著危機,俾斯麥的大權獨攬是以他在統一事業中的貢獻和威廉一世的信任為基礎的,完全無法復制。即使是俾斯麥本人,在君主更迭后也最終黯然引退,這預示著那些威望遠不如他的繼任者很難把一項政策持之以恒地推行下去。再者,作為一位孤僻的天才,俾斯麥的大部分理念和路線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憑借一己之力構思出來的,下屬和幕僚被他視為執行機器,既無從窺見政策的奧妙,也無法習得舵手的經驗。年復一年,德國的外交和行政部門逐漸被一群盡職、干練但缺乏判斷力的官僚所占據,對那個僅有的“主腦”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俾斯麥在1890年離職后,繼任的卡普里維等人根本無法延續他“同時玩轉七個水晶球”的復雜政策,只能另起爐灶推行一條簡單粗暴的路線;“鐵血宰相”的獨斷專行既是他偉大功勛的主因,也成為一項有害的遺產。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憲法規定,任何涉及政體變更的提案都須在參議院58票中獲得44張以上的贊成票才能通過,如此普魯士在任何情況下都有能力阻止各邦脫離自己的領導。作為交換,各邦擁有獨立自主的稅收政策,帝國能直接征收的只有關稅、郵資和幾種特別稅。負責后一類事務的是由全國25歲以上男子普選產生的帝國議會,共有397個席位,它的職能是協贊法案、表決預算,但沒有獨立的立法權。帝國宰相是全國最高行政首長,由皇帝本人提名,無須接受議會信任表決。不過考慮到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間的摩擦,只有在獲得參議院認可的情況下,宰相才能自如地行使職權,所以帝國宰相往往由普魯士宰相兼任。1876年以后,宰相辦公廳之下陸續新設了8個帝國辦公廳,分別負責外交、財政、司法、內政、郵電、鐵路、海軍和阿爾薩斯-洛林事務,部門首長稱為國務秘書,對宰相負責。帝國宰相是唯一的國務大臣,8個辦公廳首長和他不是平起平坐的閣僚關系,而只是他的下屬和助理。
從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麥在行政部門始終行使著一種“波拿巴式獨裁”(這是當時知識分子的譏諷)。除去憲法本身授予宰相的大權外,他個人的威望和手腕發揮的影響也至關重要。彼時德國駐外使節多由普魯士貴族擔任,按照正常程序,他們應當把搜集的情報和起草的備忘錄呈遞給外交國務秘書(由俾斯麥本人兼任),再由宰相制定政策并征求皇帝的意見;但部分大使往往會利用與德皇的私人關系,越級遞送文件、發表看法。1873年,駐法大使馮·阿尼姆伯爵致信威廉一世,對俾斯麥的外交政策進行攻訐,并把信件內容透露給了報界。“鐵血宰相”不惜以辭職相威脅,迫使德皇同意他查辦阿尼姆,判處后者九個月監禁。這一事件后,俾斯麥對外交決策的控制達到空前程度,威廉一世也樂于將始自統一戰爭時代的信任繼續賦予他,形成了“國家即宰相”的特殊面貌。
平心而論,若無俾斯麥這個事實上的獨裁者存在,德國在統一后第一個20年很難既維持高速的經濟增長,又在對外事務上游刃有余。然而輝煌中也隱藏著危機,俾斯麥的大權獨攬是以他在統一事業中的貢獻和威廉一世的信任為基礎的,完全無法復制。即使是俾斯麥本人,在君主更迭后也最終黯然引退,這預示著那些威望遠不如他的繼任者很難把一項政策持之以恒地推行下去。再者,作為一位孤僻的天才,俾斯麥的大部分理念和路線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憑借一己之力構思出來的,下屬和幕僚被他視為執行機器,既無從窺見政策的奧妙,也無法習得舵手的經驗。年復一年,德國的外交和行政部門逐漸被一群盡職、干練但缺乏判斷力的官僚所占據,對那個僅有的“主腦”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俾斯麥在1890年離職后,繼任的卡普里維等人根本無法延續他“同時玩轉七個水晶球”的復雜政策,只能另起爐灶推行一條簡單粗暴的路線;“鐵血宰相”的獨斷專行既是他偉大功勛的主因,也成為一項有害的遺產。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