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到7日， 日本遭遇嚴重的暴雨災害。 據央視新聞報道， 受災的除了上百萬日本民眾， 一些在日本工作學習的中國人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響， 很多華人好不容易在異國建立起的生活又被完全打亂了。 他們不知道什么時候能搬回家住， 也不知道房子會不會成為危房不再適合居住。 不過， 相比90多年前的在日華人， 他們的要幸運的多。 因為今天的中國人在日本遇到災難， 可能是“生活被徹底打亂”；而在當初遇到災害， 在日本的中國人面對的將是屠刀。
1923年9月1日上午11點58分， 日本關東地區發生7.9級大地震（后經精確計算，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 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快速發展， 需要大量勞動力。 隨著日本的工廠增多， 出口物流同樣增大， 急需大量從事裝卸、搬運等重體力勞動的工人， 由于日本本土勞動力不足， 這為中國勞工來日本謀生創造了客觀條件。 所以， 日本政府特許一些工廠可以聘用中國勞工。 但由于日本當時極端排外的情況，
9月2日地震發生后， 日本政府未經內閣審議， 便頒布敕令稱：根據帝國憲法第八條， 在東京市、荏原郡、豊多摩郡、北豊島郡、南足立郡等區域實施戒嚴。 “戒嚴令”是震災負責人水野錬太郎與赤池濃提倡頒布的。 水野錬太郎在“米騷動”期間任內相， 后又在朝鮮“三·一運動”時擔任朝鮮總督府政務總監， 赤池濃則擔任朝鮮總督府警察局長。 二人曾使用恐怖手段監管朝鮮民眾， 使用高壓政策平息暴亂， 因此屬于鎮壓民眾的“高手”。 他們眼中“不法之徒”大部分是指倍受欺壓的朝鮮人、部分生活狀況悲慘的中國工人以及日本社會主義分子。
在緊張的戒嚴狀態下， 面對不知從何而來的“朝鮮人暴動”流言， 不論在城市、農村， 軍警、民眾都對朝鮮人充滿敵意， 在這種暴戾的氣氛中， 中國勞工被卷入虐殺事件中。 據統計有716名中國人被殺害。 在這一系列暴行中， 最突出的是9月3日大島町集團性虐殺事件。
地震發生后， 300余名日本浪人， 手持槍械闖入大島町8丁目華工住宿地區， 誘騙華工到客棧外， 稱即將地震必須臥在地上， 突然用鐵錘等武器將174名華工打死， 僅剩華工黃子蓮因被打昏死里逃生， 回國后披露這一虐殺事件。 9月5日， 在警察的指揮下， 憲兵及日本人工頭田中差遣小工將中國勞工尸體焚燒， 后鏟除燒焦的泥土， 填輔煤渣， 清理現場。 其實遇害華人并不止這174人。
1923年9月6日，
在大地震突如其來的打擊下， 日本政府與民眾試圖依靠軍國主義暴行來緩解自身的恐懼。 除大島町集團虐殺之外， 在其他地區的中國勞工也遭到屠殺。 據幸存者林獻忠的回憶：“震后日本青年團及復退軍人， 在當時政府的指使下， 制造了種種謠言， 說什么東京大地震是圣潔土地被華工踏臟引起的， 說什么只有殺光華工，
更令人憤怒的的是， 日本不但殘殺在日華工， 而且還暗殺了調查此事的中國留學生、華工領袖王希天。 王希天于1923年9月9日下午4時從鶴見到東京， 在大島二丁目被日本憲兵逮捕。 10月19日憲兵中隊長誘騙王希天到逆井橋旁邊的鐵橋處， 陸軍第七聯隊垣內八洲夫中尉突然從王希天背后， 齊肩一刀斬去， 然后將其面龐、手、腳斬碎， 燒了衣服。 王希天又積極調查華工被虐殺事件， 試圖揭露日軍暴行， 最終導致軍方實施了這場謀殺。
虐殺事件發生后， 駐日大使張元節非但未能及時保護遇難華工， 履行自己的職責。反而為日本方面開脫罪責，其行為引起全國人民的激憤。面對國內壓力，北京政府外交部派王正廷、劉彥、沈其昌等人赴日調查交涉。1924年2月外交部向日本公使提出嚴正抗議，請日本政府公開事件真相，嚴懲兇手，撫恤死難者遺屬，并制定有效保障在日華人安全的具體措施。
日本政府方面對中國的要求置若罔聞，1924年5月27日，決定給予中國受害者撫恤金20萬日元，對事件的調查未再繼續，也沒有嚴懲兇手。當時《申報》報道中日人身價相差至數百倍之巨。中國560人生命價值遠遠低于日本2人的價值，可見由于當時中國國力衰弱，地位低下，致使虐殺事件受害人得不到基本的賠償。當時中國社會不穩定，軍閥依靠日本政府的資助，國家軟弱，更是助長了日本政府的猖狂氣焰。
履行自己的職責。反而為日本方面開脫罪責，其行為引起全國人民的激憤。面對國內壓力，北京政府外交部派王正廷、劉彥、沈其昌等人赴日調查交涉。1924年2月外交部向日本公使提出嚴正抗議，請日本政府公開事件真相，嚴懲兇手，撫恤死難者遺屬，并制定有效保障在日華人安全的具體措施。日本政府方面對中國的要求置若罔聞，1924年5月27日，決定給予中國受害者撫恤金20萬日元，對事件的調查未再繼續，也沒有嚴懲兇手。當時《申報》報道中日人身價相差至數百倍之巨。中國560人生命價值遠遠低于日本2人的價值，可見由于當時中國國力衰弱，地位低下，致使虐殺事件受害人得不到基本的賠償。當時中國社會不穩定，軍閥依靠日本政府的資助，國家軟弱，更是助長了日本政府的猖狂氣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