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城
晚明轟轟烈烈的嘉隆萬大改革中， 大家一般對張居正評價極高， 對另一位名臣高拱卻沒太多印象。 實際上， 張居正改革的措施多是高拱一手開創， 高拱作為隆慶皇帝的老師， 不但挽救了大明朝， 也大大的提升了內閣的權威， 而張居正為了扳倒高拱卻不惜勾結宮廷勢力， 這種破壞政治形態的行為也為自己死后挖了一個大坑。 綜合來看， 高拱的評價當在張居正之上， 但是“揚張貶高”卻在大眾傳播中成為潮流， 因此高、張二人十分值得重新考慮一番。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
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高拱， 字肅卿， 別號中玄， 他是明朝一代名臣， 也是隆萬大改革的前行者， 在治國和思想上都在當時社會留下深遠影響， 能力不亞于張居正。
但蹊蹺的是， 百年以后， 斯人已逝， 民間對張居正的評價水漲船高， 對高拱卻存在很深的忽視乃至誤解， 而這些年涉及明嘉靖到萬歷歷史的文藝作品， 也往往存在“揚張貶高”的傾向， 狹隘和低估了高拱在那段激蕩歲月里的作用和功績。
那么，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高拱去世以后， 對他的品評出現過怎樣的轉變？這是本文試圖探索的話題。
工于謀國的英雄大器
1
但凡回顧隆萬大改革， 高拱都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孟森說：“隆慶朝之得失， 即當時相業之優劣也。 ”而史家對隆慶一朝的評價，
然而， 很長一段時間， 史家在談及嘉靖、隆慶、萬歷三朝時， 往往重兩頭輕中間， 對隆慶帝的評價也不高， 二十年前， 傳統史家認為隆慶帝是一個貪圖淫樂、懦弱無能的昏君， 而隆慶革新的成果也隨之被貶低。
但千禧年以后， 隨著明史研究的深入， 以及韋慶遠、南炳文等學者對隆慶政治革新的再挖掘， 史學界對隆慶皇帝的評價變得更加多元， 對隆慶革新也更多給予肯定。
就是在這個背景下， 作為隆慶革新的舵手， 學界對高拱的評價自然有所回升。 但是， 在大眾傳播上， 高拱卻依然被嚴重誤解。
隆慶帝的老師高拱
嘉靖駕崩時， 明朝主要面對四大危機：
第一， 是官僚集團的腐敗與吏治不張。 大量中央和地方官員貪腐成風， 朋比為奸， 就連御史也不能恪守清正， 而加入到黨爭、貪腐的行列；
第二， 是財政危機。 京師倉廩空虛， 財政年年虧空， 北邊的蒙古人， 南邊的倭寇， 云貴的叛亂， 還有一張張宗藩府邸里的嘴， 讓明朝經濟病入膏肓。 隆慶即位時， 國家財政已瀕臨崩潰， 太倉儲備僅能維持三個月的開支；
第三， 是“南倭北虜”問題， 給明朝造成巨大壓力， 也進一步加劇國家的財政負擔和社會危機；
第四是土地兼并。 大量農民流離失所， 民間存在大量漏報瞞報現象， 農民與地主鄉紳矛盾積聚。
隆慶三年(1569年)十二月， 高拱任首輔兼掌吏部， 開始自己大刀闊斧的改革。
在法制上， 高拱意識到“人”是改革的關鍵， 他首先從優化執法人員入手。
隆慶五年(1571年)， 將當年所錄取的第二、第三甲新科進士 393人分撥各衙門， 要求“講求律例， 習學政體， 定以課程， 時加考校， 務期明曉法制， 通達治理” ， 并以考核成績作為選用的主要依據。 四月， 他又提出了更加具體的措施：“合行各衙門堂上官， 督令講律， 限定書程， 不時查考， 或摘條面訊， 以稽勤惰。 仍揀選知律吏書數人， 量進士多寡， 如五六人撥與一人， 俾與辯證解說， 務使律例通曉。 則 日后聽斷檢驗等事， 自不眩于人言，
縱觀后世對高拱的品評， 爭議最小的一塊就是高拱在軍事邊功上的貢獻。
高拱對明代軍事十分重視， 他在第二次入閣后， 仍邊境之事仍“悉心經畫”、“中夜以思”。 在人事上， 高拱的一個重要調動是認命兵部右侍郎王崇古擔任宣大、山西任右都御史， 總督軍務大事。 在高拱心中， “宣大尤緊要鎖鑰”， 是明朝守衛重地， 他對王崇古是寄予了很大希望的。
此外， 高拱“又議處本兵添設贊佐， 又取督撫數人于內備用， 又各備兵糧之官， 明戰守之職”， 便于秋季戰事到來時， 軍隊“分布備用， 諸大臣背城列陣， 有人隨兵督餉， 有人防衛山陵， 有人護守通糧， 有人俾各鎮督撫諸臣專御敵剿殺……又傳勉諸將領作其勇敢， 冀共收敵愾之功”。
而在隆慶四年，北邊蒙古韃靼發生沖突，首領俺答之孫把漢那吉與祖父不合，向明朝求降。高拱判斷這一契機是“數百年所無者”，他極力促成明朝冊封把漢那吉為三品官，賜紅袍、金帶等，再以禮送還這位俺答之孫，并封俺答為順義王，促成和解。
經此一事，蒙漢互市，“三陲晏然”，從此一段時間，明朝與蒙古韃靼交界處“關城熄烽而安枕 ”。顯然，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而高拱在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至于在這件事中，到底是時任內閣首輔的高拱為主要決策者，還是當時主管兵部、擔任次輔的張居正為主要決策者，學術界仍存在爭議，但總而言之，這樣一件關乎整個明朝國防的大事，在受降、納叛、封貢、開市等環節上，居于文官權力中樞的內閣首輔的作用不可忽視。
因為高拱在隆萬大改革中的分量，所以明史專家韋慶遠先生說：“明中葉的改革實際上是從隆慶三年（1569）高拱復出，其后任內閣首輔，張居正任重要閣員時期開始的。……隆慶時期實為大改革的始創期，實為其后萬歷朝進一步的改革奠立基礎和確定政策走向的關鍵性時期。由張居正總攬大權以主持的萬歷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慶時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續和發展。”
拙于謀身的暴龍閣老
2
但是，在隆萬大改革中發揮巨大作用的高拱，卻也在官場結怨頗多，由此埋下自己倒臺的隱患。
作為內閣大臣，高拱并不是一個十足忍讓的人，明清士人在談論高拱性格時用到這些詞：粗暴、暴戾、多快恩仇、強直自遂，頗快恩怨、負才自恣、性迫急，不能容物、不能藏蓄需忍、“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嬰視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師，亡敢有抗者”、“而愎且忮，報復恩怨無已”......就連高拱的友人葛守禮也說：“公（高拱）秉政，人有不自安者，皆觀望。諸所愛憎，愿皆勿存形跡，惟以擴然太公處之。無疏無密，則人始不得而議矣。同寅和衷，尤當念便。”由此可見高拱的性格弱點。
高拱的性格、品德問題影響了后代文人對他的看法。其中，高拱與徐階、高拱與張居正的齟齬是后人評議高拱品德時所列舉的核心案例。王大臣案、《病榻遺言》之事等，學界已多有討論，在此不贅述。它們都影響到士大夫集團對高拱的品評，但史料中關于高拱的所謂“丑聞”，實則不乏謠言。
對此，岳金西在《高拱缺失相材嗎——與趙毅教授商榷之二》一文中詳細列出了關于高拱的不實傳聞。對比趙毅《高新鄭相材缺失論》以及《〈病榻遺言〉與高新鄭政治權謀》的原文，可知趙論對高拱的推測尚缺乏證據，高拱為政，雖然性格較之徐階、張居正更“情緒化”，也卷入了嘉靖、隆慶年間的內閣爭斗，晚年一度剛愎用事，但大節不虧、大事不虛，當得起“公忠任事”四字。
在批評高拱品德（尤其是批評高拱“報復”政敵）的文本中，王世貞的《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高拱傳》是早期的典例，王世貞在寫作時，高拱被明朝罷官不久，官方尚未平反，所以，這篇“高拱傳”集中寫了高拱性格暴戾、傾軋同僚的方面，也為后世批評高拱的文人提供了文本依據。
張居正賣相極佳，對高拱卻很不厚道
不過在萬歷皇帝為高拱平反后，官方和民間對高拱的評價開始從“貶大于褒”轉向“褒貶參半”甚至“褒大于貶”，如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贊高拱“狀瑰奇偉”、傅維鱗《明書》卷135《高拱傳》：“高拱以藩邸腹心，得君行政，慨然以綜核名實為己任。其所條奏銓政邊才，鑿鑿可施之當今，練達曉暢，救時賢相也。然昧于幾事，輸誠同列，卒受傾危，抑所謂不學無術者歟！”這些文本對高拱性格刻薄、剛戾的一面亦有提及，即便是天啟至崇禎初成書的《明神宗實錄》，提及高拱時也說到他“性急寡容，與同列每成嫌隙。雖自清勵，而所引用多門生，不無窺竊。至摧抑故相階，拱不為無意。然其家人獄成，而拱謂已甚，必欲輕出之，則原非深于怨毒者”。
學者南炳文在《修訂中華點校本《明史》高拱、徐階二傳隨筆》中總結道：“明清之際出現的高拱傳記、多數是將高拱記為表揚批評參半、甚至記為重在表揚這一現象。”
南炳文細致地總結了明清兩代涉及高拱官場齟齬的史料，既有以王世貞為代表的貶抑派，也有以郭正域為代表的褒獎派，但根據現有文本，不能說高拱在政治斗爭中完全清白，也很難理清高拱是否貪賄、是否因私人恩怨排擠徐階等問題。
然而，明清一些士大夫死死揪住高拱的性格問題、黨爭問題不放，卻避而不談或淡化徐階等官僚的貪墨、侵吞田產的行徑（如王世貞、王鴻緒等），其中的心思，值得推敲。
皇室與士大夫階層的態度左右了明清之際時人對高拱的風評，而特定時期此二者的態度轉變就顯得至關重要。典型例子就是萬歷皇帝平反高拱前后，文人在為高拱立傳時褒貶色彩的轉變。
高拱性格中愛憎分明、時而急切的一面容易磨損他與同僚的關系，而作為改革的主導者，他的一舉一動也勢必會打擊部分文官的既得利益，例如：在高拱授意之下，海瑞領右僉都御使，擔任應天巡撫，這件事就讓應天、蘇州、松江、鎮江、常州、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安慶十府的地主鄉紳們很不舒服，而江南一帶恰是盛產文人的一個“豐饒之地”，地主鄉紳利益受損，自然會編織謠言來攻擊改革者，而高拱的性格就成為他們利用的點。
與之相比，由于徐階在為人處世上更加圓潤，與文官打交道時恪守臣道，在擔任首輔期間又相對溫和，所以，文人士大夫中不乏激賞徐階者，主持修撰《明史》的清代名臣張廷玉就曾對比徐、高、張三人道：“階以恭勤結主知，器量深沉。雖任智數，要為不失其正。高拱才略自許，負氣凌人。及為馮保所逐，柴車即路。傾輒相尋，有自來已。張居正通識時變，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干濟才。而威柄之操，幾于震主，卒致禍發身后。”
另一方面，高拱崇“實學”批“心學”的思想也容易引人不滿。
高拱所處的時代，是心學的興盛期，席書、張璁、方獻夫、徐階、李春芳、趙貞吉、聶豹、歐陽德、程文德、申時行等都信奉王陽明的學說，他們宣揚“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打破程朱理學的窠臼的同時，卻也在政界、學界形成一種務虛風氣，如岳天雷所說：“王門后學鼓吹“現成良知”、“以無念為宗”，提倡斂心禪坐、虛靜寡欲，使心學日益陷入空虛簡陋的絕境。這種空虛貧乏的思想，棄實清談的學風不僅不能拯救危機，反而使危機更加嚴重。”
有感于此，王廷相、高拱、張居正等人站了出來，提出以“實”救“虛”，“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他們主張破除浮華之風和虛偽言說，變革傳統中不合時宜的部分，遵“實理”，做“實事”，行“實政”。心學和實學由此分庭抗禮，彼此互相批判。
這種思想上的交鋒，更深地左右了部分文人對高拱的品評。
張居正改革不過是拾高拱牙慧
3
近二十年，隨著明史研究的重新火熱，學術界和民間對徐階、高拱、張居正的討論都多了起來。其中，《明朝那些事兒》的出版是一個標志性事件。
《明朝那些事兒》是一本暢銷書，這本書影響了很多人對明朝著名人物的看法，包括高拱。作者在《高拱的成就》一章中寫道：“高拱和徐階并沒有區別，可謂是一脈相承，他們都是實干家，都想做事，都想報效國家，但根據中國的傳統美德，凡事都得論個資歷，排個輩分，搞清楚誰說了算，大家才好辦事。”又說：“（“隆慶新政”）實在是有點名不副實，因為即使你翻遍史書，也找不出高先生搞過什么新鮮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亂喊口號，但他執政的這幾年，說是國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張，可見有時候不瞎折騰，就是最好的折騰。”
表面看來，這是作者對高拱的夸獎，其實，作者在對高拱的評議中使用了春秋筆法，一方面，對高拱的功績只用了粗略幾句話概括（后面大段文字提及他的用人，但對隆慶改革缺乏總體描述），另一方面，作者著重描繪了高拱的性格缺陷，給讀者呈現出一個雖有才干卻剛愎自用、目中無人的首輔形象。
書中《死斗》一章寫道：“高拱并不滿足于當老大，他還要當爹，他要所有的人都聽命于他，服從他的指揮，誰要不聽話，是要被打屁股的。”以及“嚴嵩輸給了徐階，不是正義戰勝邪惡，而是他不如徐階狡猾，徐階輸給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為他更精明”。
這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作者把隆萬大改革中濃墨重彩的部分幾乎都寫在了以張居正為主的章節，說“張居正動了，明知有壓力，明知有危險，還是動了。因為他曾見過腐敗的王爺，餓死的饑民，無恥的官員，因為他知道，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為他相信，窮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權利。因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場沉浮之后，他還保持著一樣東西——理想。”這段文字情感豐滿、節奏適當，把張居正改革家的形象一下子提煉出來。
但如果我們仔細一想，把文字中的張居正換成高拱，似乎也無不可，且看：
“高拱動了，明知有壓力，明知有危險，還是動了。因為他曾見過腐敗的王爺，餓死的饑民，無恥的官員，因為他知道，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為他相信，窮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權利。因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場沉浮之后，他還保持著一樣東西——理想。”
但是，作者并沒有這樣寫高拱，這就是春秋筆法。個中原因，誠然是作者考慮到全書主次及情節編排，但客觀來說，高拱的形象多多少少被這本紅遍大江南北的通俗讀物貶抑了。
殊不知，其實張居正所做的改革，大多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張居正有魄力做的事，高拱比他做得更早。
在明史研究者岳天雷的文章《論高拱的地位》中，岳天雷就認為：“主持隆慶朝改革，并揭開隆萬大改革序幕的重要人物，是隆慶三年（1569）底重新被召回內閣，繼又提任首輔兼掌吏部事的高拱。另一內閣大學士，時任次輔的張居正，是高拱改革的主要副手。由此我們認為高拱是隆萬大改革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岳天雷主要從隆萬改革的理論基礎和實踐上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在理論上，張居正主張：“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救弊之策在于：“祛積習以作頹靡，振紀綱以正風俗，省議論以定國是，核名實以行賞罰。”但早在七年前，高拱已經提出類似看法。他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主持乙丑會試時，提出了經權改革論。
岳天雷在文中談到：“高拱通過批判漢儒的“反經合道”說、宋儒的“權即是經”說和“常則守經，變則行權”說，創造性地闡發了“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和“權也者，圓而通者也”的權變理論，并通過對“無時無處，無非權”的權變普適性問題的論證，明確提出了“事以位移，則易事以當位；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的政治改革論。”
除此之外，高拱的《挽頹習以崇圣治疏》（又名《除八弊疏》）也濃縮了他的改革思想，他在疏中主張破除“虛套”、“舊套”、“常套”、“故套”、“舊習”、“虛文”和“拘攣之說”。這份奏疏在時間上也比張居正的《陳六事疏》要早。
而在實踐中，張居正改革中被后世文人濃墨重彩書寫的推行一條鞭法、整頓吏治、重用技術人才、裁汰冗員、改革軍事、開通海運、重新丈量田地等，實則也是高拱已經在做的事。可以說，張居正并不是改革的開創者，而是改革有力的延續者。
當然，公道地說，高拱的改革措施也借鑒了諸多前人經驗，較近的，便是嘉靖初年。由張璁等人力主的“嘉靖革新”，所以，高拱改革的創新成色也并不是特別高。但如果跳過高拱，把隆萬改革的主要成就都安在張居正頭上，也是對歷史的輕蔑。
明穆宗隆慶帝
在明朝，愿意放權內閣的皇帝就是好皇帝
只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有關張居正的文藝作品增多（如長篇小說《張居正》、電視劇《萬歷首輔張居正》、網絡讀物《明朝出了個張居正》），作者出于烘托主人公的需要，就會找一個“白臉”，而在關于張居正的故事中，高拱往往就是那個“壞人”，畢竟，張居正的上位，無論如何是繞不開與高拱的權力斗爭的。
在這些故事中，高拱被塑造成一個黨爭積極分子、老憤青、傲慢之徒，結合歷史，并非毫無根據，高拱在正史里也的確是一個很有脾氣的大臣、一個敢對嚴嵩說“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的性情中人，但對高拱所做的權力斗爭大書特書，卻淡化對其改革政績的描繪，不可避免進一步矮化了高拱的形象。于是，在張居正改革神話冉冉升起的同時，高拱成為了墊背者。
以《明朝那些事兒》的熱賣為標志，史學界掀起明史熱，許多學者都來明史研究這個花園里踏上兩步，然后將自己栽取的花公之于眾，成一家觀點。而在評點隆萬大改革這段歷史時，揚張貶高成為一個趨勢，比如曾經登上百家講壇的酈波，曾在著作《風雨張居正》中對比了二人，并認為高拱離開朝政時“留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說“這時候（指隆慶六年）的明王朝，是千瘡百孔、民不聊生，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經濟已經快到崩潰的邊緣。”又說“高拱喜歡結黨、搞派別，所以整個官僚隊伍也漸漸形成了黨爭的風氣”。
這些說法很快引起爭議，學者岳天雷曾寫作《高拱留下來的是“爛攤子”嗎？——兼評酈波先生的》一文，與酈波商榷。
平心而論，酈波在推廣張居正事跡上頗有功勞，但他關于高拱的論斷，在沒有確鑿史料根據的情況下實在有些“想當然”，部分言論甚至是謬誤。
一方面，從大量明史研究材料可看出，隆慶六年相比嘉靖晚年，無論是社會環境還是財政都有明顯改善，只收入這一項，隆慶元年至三年，明朝國庫年收入在230萬兩左右。到隆慶五年，國庫年收入已上升至310萬兩；
另一方面，高拱是否“喜歡結黨、搞派別”，這是存在很大爭議的，高拱或許性格執拗，甚至有時剛烈用事，但他的人品得到了時人的肯定，《國榷》里說“開誠布公，周防曲慮，不阿私黨，即古之社稷臣，何以加焉？”指的就是高拱。
不僅如此，高拱在理財上也不遜于甚至可以說大大啟發了張居正，他的經濟思想在《問辨錄》《掌銓題稿》《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等作品中多有體現，高拱認識到朝局“理財無人，國用日蹙，而民生乃益困”（《問辨錄》），他要做的，恰恰是追贓貪墨之徒、整傷吏治、放寬海上貿易、恤商惠商、興修水利、改革中央和地方軍政人事制度、清丈土地和推行一條鞭法等。
可以說，高拱雖沒有挽救大明，但至少讓明朝一度走在改良的道路上， 他留給張居正的斷不是什么“爛攤子”。
歡迎關注文史宴
專業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專業
熟悉歷史陌生化，陌生歷史普及化
冀共收敵愾之功”。而在隆慶四年，北邊蒙古韃靼發生沖突，首領俺答之孫把漢那吉與祖父不合，向明朝求降。高拱判斷這一契機是“數百年所無者”，他極力促成明朝冊封把漢那吉為三品官，賜紅袍、金帶等，再以禮送還這位俺答之孫，并封俺答為順義王，促成和解。
經此一事，蒙漢互市，“三陲晏然”，從此一段時間，明朝與蒙古韃靼交界處“關城熄烽而安枕 ”。顯然，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而高拱在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至于在這件事中，到底是時任內閣首輔的高拱為主要決策者，還是當時主管兵部、擔任次輔的張居正為主要決策者，學術界仍存在爭議，但總而言之，這樣一件關乎整個明朝國防的大事，在受降、納叛、封貢、開市等環節上，居于文官權力中樞的內閣首輔的作用不可忽視。
因為高拱在隆萬大改革中的分量，所以明史專家韋慶遠先生說：“明中葉的改革實際上是從隆慶三年（1569）高拱復出，其后任內閣首輔，張居正任重要閣員時期開始的。……隆慶時期實為大改革的始創期，實為其后萬歷朝進一步的改革奠立基礎和確定政策走向的關鍵性時期。由張居正總攬大權以主持的萬歷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慶時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續和發展。”
拙于謀身的暴龍閣老
2
但是，在隆萬大改革中發揮巨大作用的高拱，卻也在官場結怨頗多，由此埋下自己倒臺的隱患。
作為內閣大臣，高拱并不是一個十足忍讓的人，明清士人在談論高拱性格時用到這些詞：粗暴、暴戾、多快恩仇、強直自遂，頗快恩怨、負才自恣、性迫急，不能容物、不能藏蓄需忍、“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嬰視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師，亡敢有抗者”、“而愎且忮，報復恩怨無已”......就連高拱的友人葛守禮也說：“公（高拱）秉政，人有不自安者，皆觀望。諸所愛憎，愿皆勿存形跡，惟以擴然太公處之。無疏無密，則人始不得而議矣。同寅和衷，尤當念便。”由此可見高拱的性格弱點。
高拱的性格、品德問題影響了后代文人對他的看法。其中，高拱與徐階、高拱與張居正的齟齬是后人評議高拱品德時所列舉的核心案例。王大臣案、《病榻遺言》之事等，學界已多有討論，在此不贅述。它們都影響到士大夫集團對高拱的品評，但史料中關于高拱的所謂“丑聞”，實則不乏謠言。
對此，岳金西在《高拱缺失相材嗎——與趙毅教授商榷之二》一文中詳細列出了關于高拱的不實傳聞。對比趙毅《高新鄭相材缺失論》以及《〈病榻遺言〉與高新鄭政治權謀》的原文，可知趙論對高拱的推測尚缺乏證據，高拱為政，雖然性格較之徐階、張居正更“情緒化”，也卷入了嘉靖、隆慶年間的內閣爭斗，晚年一度剛愎用事，但大節不虧、大事不虛，當得起“公忠任事”四字。
在批評高拱品德（尤其是批評高拱“報復”政敵）的文本中，王世貞的《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高拱傳》是早期的典例，王世貞在寫作時，高拱被明朝罷官不久，官方尚未平反，所以，這篇“高拱傳”集中寫了高拱性格暴戾、傾軋同僚的方面，也為后世批評高拱的文人提供了文本依據。
張居正賣相極佳，對高拱卻很不厚道
不過在萬歷皇帝為高拱平反后，官方和民間對高拱的評價開始從“貶大于褒”轉向“褒貶參半”甚至“褒大于貶”，如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贊高拱“狀瑰奇偉”、傅維鱗《明書》卷135《高拱傳》：“高拱以藩邸腹心，得君行政，慨然以綜核名實為己任。其所條奏銓政邊才，鑿鑿可施之當今，練達曉暢，救時賢相也。然昧于幾事，輸誠同列，卒受傾危，抑所謂不學無術者歟！”這些文本對高拱性格刻薄、剛戾的一面亦有提及，即便是天啟至崇禎初成書的《明神宗實錄》，提及高拱時也說到他“性急寡容，與同列每成嫌隙。雖自清勵，而所引用多門生，不無窺竊。至摧抑故相階，拱不為無意。然其家人獄成，而拱謂已甚，必欲輕出之，則原非深于怨毒者”。
學者南炳文在《修訂中華點校本《明史》高拱、徐階二傳隨筆》中總結道：“明清之際出現的高拱傳記、多數是將高拱記為表揚批評參半、甚至記為重在表揚這一現象。”
南炳文細致地總結了明清兩代涉及高拱官場齟齬的史料，既有以王世貞為代表的貶抑派，也有以郭正域為代表的褒獎派，但根據現有文本，不能說高拱在政治斗爭中完全清白，也很難理清高拱是否貪賄、是否因私人恩怨排擠徐階等問題。
然而，明清一些士大夫死死揪住高拱的性格問題、黨爭問題不放，卻避而不談或淡化徐階等官僚的貪墨、侵吞田產的行徑（如王世貞、王鴻緒等），其中的心思，值得推敲。
皇室與士大夫階層的態度左右了明清之際時人對高拱的風評，而特定時期此二者的態度轉變就顯得至關重要。典型例子就是萬歷皇帝平反高拱前后，文人在為高拱立傳時褒貶色彩的轉變。
高拱性格中愛憎分明、時而急切的一面容易磨損他與同僚的關系，而作為改革的主導者，他的一舉一動也勢必會打擊部分文官的既得利益，例如：在高拱授意之下，海瑞領右僉都御使，擔任應天巡撫，這件事就讓應天、蘇州、松江、鎮江、常州、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安慶十府的地主鄉紳們很不舒服，而江南一帶恰是盛產文人的一個“豐饒之地”，地主鄉紳利益受損，自然會編織謠言來攻擊改革者，而高拱的性格就成為他們利用的點。
與之相比，由于徐階在為人處世上更加圓潤，與文官打交道時恪守臣道，在擔任首輔期間又相對溫和，所以，文人士大夫中不乏激賞徐階者，主持修撰《明史》的清代名臣張廷玉就曾對比徐、高、張三人道：“階以恭勤結主知，器量深沉。雖任智數，要為不失其正。高拱才略自許，負氣凌人。及為馮保所逐，柴車即路。傾輒相尋，有自來已。張居正通識時變，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干濟才。而威柄之操，幾于震主，卒致禍發身后。”
另一方面，高拱崇“實學”批“心學”的思想也容易引人不滿。
高拱所處的時代，是心學的興盛期，席書、張璁、方獻夫、徐階、李春芳、趙貞吉、聶豹、歐陽德、程文德、申時行等都信奉王陽明的學說，他們宣揚“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打破程朱理學的窠臼的同時，卻也在政界、學界形成一種務虛風氣，如岳天雷所說：“王門后學鼓吹“現成良知”、“以無念為宗”，提倡斂心禪坐、虛靜寡欲，使心學日益陷入空虛簡陋的絕境。這種空虛貧乏的思想，棄實清談的學風不僅不能拯救危機，反而使危機更加嚴重。”
有感于此，王廷相、高拱、張居正等人站了出來，提出以“實”救“虛”，“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他們主張破除浮華之風和虛偽言說，變革傳統中不合時宜的部分，遵“實理”，做“實事”，行“實政”。心學和實學由此分庭抗禮，彼此互相批判。
這種思想上的交鋒，更深地左右了部分文人對高拱的品評。
張居正改革不過是拾高拱牙慧
3
近二十年，隨著明史研究的重新火熱，學術界和民間對徐階、高拱、張居正的討論都多了起來。其中，《明朝那些事兒》的出版是一個標志性事件。
《明朝那些事兒》是一本暢銷書，這本書影響了很多人對明朝著名人物的看法，包括高拱。作者在《高拱的成就》一章中寫道：“高拱和徐階并沒有區別，可謂是一脈相承，他們都是實干家，都想做事，都想報效國家，但根據中國的傳統美德，凡事都得論個資歷，排個輩分，搞清楚誰說了算，大家才好辦事。”又說：“（“隆慶新政”）實在是有點名不副實，因為即使你翻遍史書，也找不出高先生搞過什么新鮮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亂喊口號，但他執政的這幾年，說是國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張，可見有時候不瞎折騰，就是最好的折騰。”
表面看來，這是作者對高拱的夸獎，其實，作者在對高拱的評議中使用了春秋筆法，一方面，對高拱的功績只用了粗略幾句話概括（后面大段文字提及他的用人，但對隆慶改革缺乏總體描述），另一方面，作者著重描繪了高拱的性格缺陷，給讀者呈現出一個雖有才干卻剛愎自用、目中無人的首輔形象。
書中《死斗》一章寫道：“高拱并不滿足于當老大，他還要當爹，他要所有的人都聽命于他，服從他的指揮，誰要不聽話，是要被打屁股的。”以及“嚴嵩輸給了徐階，不是正義戰勝邪惡，而是他不如徐階狡猾，徐階輸給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為他更精明”。
這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作者把隆萬大改革中濃墨重彩的部分幾乎都寫在了以張居正為主的章節，說“張居正動了，明知有壓力，明知有危險，還是動了。因為他曾見過腐敗的王爺，餓死的饑民，無恥的官員，因為他知道，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為他相信，窮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權利。因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場沉浮之后，他還保持著一樣東西——理想。”這段文字情感豐滿、節奏適當，把張居正改革家的形象一下子提煉出來。
但如果我們仔細一想，把文字中的張居正換成高拱，似乎也無不可，且看：
“高拱動了，明知有壓力，明知有危險，還是動了。因為他曾見過腐敗的王爺，餓死的饑民，無恥的官員，因為他知道，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為他相信，窮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權利。因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場沉浮之后，他還保持著一樣東西——理想。”
但是，作者并沒有這樣寫高拱，這就是春秋筆法。個中原因，誠然是作者考慮到全書主次及情節編排，但客觀來說，高拱的形象多多少少被這本紅遍大江南北的通俗讀物貶抑了。
殊不知，其實張居正所做的改革，大多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張居正有魄力做的事，高拱比他做得更早。
在明史研究者岳天雷的文章《論高拱的地位》中，岳天雷就認為：“主持隆慶朝改革，并揭開隆萬大改革序幕的重要人物，是隆慶三年（1569）底重新被召回內閣，繼又提任首輔兼掌吏部事的高拱。另一內閣大學士，時任次輔的張居正，是高拱改革的主要副手。由此我們認為高拱是隆萬大改革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岳天雷主要從隆萬改革的理論基礎和實踐上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在理論上，張居正主張：“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救弊之策在于：“祛積習以作頹靡，振紀綱以正風俗，省議論以定國是，核名實以行賞罰。”但早在七年前，高拱已經提出類似看法。他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主持乙丑會試時，提出了經權改革論。
岳天雷在文中談到：“高拱通過批判漢儒的“反經合道”說、宋儒的“權即是經”說和“常則守經，變則行權”說，創造性地闡發了“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和“權也者，圓而通者也”的權變理論，并通過對“無時無處，無非權”的權變普適性問題的論證，明確提出了“事以位移，則易事以當位；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的政治改革論。”
除此之外，高拱的《挽頹習以崇圣治疏》（又名《除八弊疏》）也濃縮了他的改革思想，他在疏中主張破除“虛套”、“舊套”、“常套”、“故套”、“舊習”、“虛文”和“拘攣之說”。這份奏疏在時間上也比張居正的《陳六事疏》要早。
而在實踐中，張居正改革中被后世文人濃墨重彩書寫的推行一條鞭法、整頓吏治、重用技術人才、裁汰冗員、改革軍事、開通海運、重新丈量田地等，實則也是高拱已經在做的事。可以說，張居正并不是改革的開創者，而是改革有力的延續者。
當然，公道地說，高拱的改革措施也借鑒了諸多前人經驗，較近的，便是嘉靖初年。由張璁等人力主的“嘉靖革新”，所以，高拱改革的創新成色也并不是特別高。但如果跳過高拱，把隆萬改革的主要成就都安在張居正頭上，也是對歷史的輕蔑。
明穆宗隆慶帝
在明朝，愿意放權內閣的皇帝就是好皇帝
只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有關張居正的文藝作品增多（如長篇小說《張居正》、電視劇《萬歷首輔張居正》、網絡讀物《明朝出了個張居正》），作者出于烘托主人公的需要，就會找一個“白臉”，而在關于張居正的故事中，高拱往往就是那個“壞人”，畢竟，張居正的上位，無論如何是繞不開與高拱的權力斗爭的。
在這些故事中，高拱被塑造成一個黨爭積極分子、老憤青、傲慢之徒，結合歷史，并非毫無根據，高拱在正史里也的確是一個很有脾氣的大臣、一個敢對嚴嵩說“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的性情中人，但對高拱所做的權力斗爭大書特書，卻淡化對其改革政績的描繪，不可避免進一步矮化了高拱的形象。于是，在張居正改革神話冉冉升起的同時，高拱成為了墊背者。
以《明朝那些事兒》的熱賣為標志，史學界掀起明史熱，許多學者都來明史研究這個花園里踏上兩步，然后將自己栽取的花公之于眾，成一家觀點。而在評點隆萬大改革這段歷史時，揚張貶高成為一個趨勢，比如曾經登上百家講壇的酈波，曾在著作《風雨張居正》中對比了二人，并認為高拱離開朝政時“留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說“這時候（指隆慶六年）的明王朝，是千瘡百孔、民不聊生，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經濟已經快到崩潰的邊緣。”又說“高拱喜歡結黨、搞派別，所以整個官僚隊伍也漸漸形成了黨爭的風氣”。
這些說法很快引起爭議，學者岳天雷曾寫作《高拱留下來的是“爛攤子”嗎？——兼評酈波先生的》一文，與酈波商榷。
平心而論，酈波在推廣張居正事跡上頗有功勞，但他關于高拱的論斷，在沒有確鑿史料根據的情況下實在有些“想當然”，部分言論甚至是謬誤。
一方面，從大量明史研究材料可看出，隆慶六年相比嘉靖晚年，無論是社會環境還是財政都有明顯改善，只收入這一項，隆慶元年至三年，明朝國庫年收入在230萬兩左右。到隆慶五年，國庫年收入已上升至310萬兩；
另一方面，高拱是否“喜歡結黨、搞派別”，這是存在很大爭議的，高拱或許性格執拗，甚至有時剛烈用事，但他的人品得到了時人的肯定，《國榷》里說“開誠布公，周防曲慮，不阿私黨，即古之社稷臣，何以加焉？”指的就是高拱。
不僅如此，高拱在理財上也不遜于甚至可以說大大啟發了張居正，他的經濟思想在《問辨錄》《掌銓題稿》《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等作品中多有體現，高拱認識到朝局“理財無人，國用日蹙，而民生乃益困”（《問辨錄》），他要做的，恰恰是追贓貪墨之徒、整傷吏治、放寬海上貿易、恤商惠商、興修水利、改革中央和地方軍政人事制度、清丈土地和推行一條鞭法等。
可以說，高拱雖沒有挽救大明，但至少讓明朝一度走在改良的道路上， 他留給張居正的斷不是什么“爛攤子”。
歡迎關注文史宴
專業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專業
熟悉歷史陌生化，陌生歷史普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