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6月29日至9月26日， 張獻忠“江口沉銀”（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考古發現的大批珍貴文物在國家博物館公開亮相， 向世人揭開了一段塵封許久的歷史。 筆者先睹為快， 謹以此文從財寶來源、武器裝備、大西軍戰斗力等方面做一粗淺解讀。
展區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一方“永昌大元帥金印”， 該印呈正方型， 虎形鈕， 印面有寬邊欄， 印文為九疊篆“永昌大元帥印”6個字， 印背虎鈕兩側各鑿刻一行楷書文字， 右為“永昌大元帥印”， 左為“癸未年仲冬吉日造”。
癸未年就是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 有分析認為這方金印鑄造于當年11月，
再往里走， 可以看到展柜中陳列著不少古代兵器， 以鐵制刀、矛、箭簇、鐵蒺藜（扎馬釘）等冷兵器為主， 火器品種稀少， 其中最搶眼的莫過于三眼火銃。
雖然從考古價值上來講發現三眼火銃實物意義非凡，
但這種火器有效射程較近（50米左右）且命中率不高，
發射動作繁瑣、別扭（需要射手將銃柄夾在腋下然后騰出手去點引信），
明代著名兵器專家趙士禎就對三眼火銃很不看好，
認為后者能否“命中殺敵”純靠撞大運。
后來在遼東戰場對抗八旗鐵騎時， 三眼火銃同樣被證明難以克敵制勝。 不過， 這件文物的出土卻透露出一則信息——明代三眼火銃主要列裝北方邊軍， 而其最終出現在大西南的江底， 很可能是大西軍轉戰南北時繳獲的戰利品。
從目前發現的張獻忠大西軍所用冷兵器來看， 質量上難稱精良， 制作規格也不統一， 其打勝仗更多靠士氣旺盛和實戰經驗豐富。 史載， 大西軍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難民”， 可見多數是叛逃過來的職業軍人。
這幫亡命徒隨張獻忠征戰多年都變成了“老兵痞”， 一位明朝軍官就說大西軍打仗是“習慣成自然”， 從戰場上瞅過去但見對手臉上、身上大都帶傷， 有的人甚至鉛子、箭頭還嵌在肉里也滿不在乎，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從古戰場遺址發現的武器種類來看， 無論大西軍還是四川明軍在重型火器方面都十分匱乏——張獻忠因為長期流動作戰， 不便攜帶笨重的火炮尚可理解（但有意思的是他們卻能帶著重達數百噸的金銀財寶跋山涉水、轉戰萬里）， 而明軍裝備也如此差勁似乎就只能“歸功于”明末社會經濟體系大崩潰后的軍費緊缺了。
實際上，
在擁有較多火器的北方明軍潰散后，
與清軍交手的南明軍隊和農民武裝不止一次吃過“重火力不足”的虧。
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調紅衣大炮猛轟史可法據守的揚州城，
重達10余斤的彈丸越過高墻命中府衙，
同年正月， 清軍用紅衣大炮猛轟潼關， 迫使大順軍棄守天險撤出陜西， 4個月后李自成在湖北被殺。 1659年初大西軍名將李定國率部在滇西磨盤山設伏， 準備全殲尾隨而來的吳三桂主力， 不料叛徒告密， 吳三桂下令炮擊伏兵， 終使李定國功虧一簣。
張獻忠主要行軍路線圖
繼續沿順時針參觀， 可以看到大量刻有時間、地點、用項、官員及銀匠姓名的明代稅銀， 稅種包括糧銀、餉銀、輕赍銀（用于漕糧運費和軍費開支）、義助銀、祿銀、稅契銀、行稅銀等， 地域涉及河南、兩湖、四川、江西、廣西、廣東諸省， 不但是明代中晚期征稅制度的反映， 也是張獻忠主要行軍路線的佐證， 更折射出明末苛捐雜稅確實已多如牛毛。
國博展出的大多為50兩銀錠， 鐫刻銘文清晰工整， 造型均為統一制式的馬蹄元寶， 雖然其因數百年泡水氧化、沙石沖擊而變得烏黑發暗、卷曲斑駁， 但據科學檢測這些銀錠鑄造規范、成色上佳， 純銀含量都在95%以上。
史載， 有明一代， 官方對白銀采取先抑后揚的政策——明初禁止民間金銀交易。 至中后期， 隨著賦役改革和“一條鞭法”全面推行， 各州縣的田賦、徭役基本上都改為以銀兩方式征繳。 白銀成為主要流通貨幣和政府稅收， 不僅是財富的象征， 更是明帝國賴以存在的基礎。 國博展出的大量官銀， 正是明代白銀貨幣化的生動反映。
要說這些官府稅銀為啥都落到大西軍手中， 眾所周知， 張獻忠打仗的主要特點就是流動作戰， 起兵17年間雖攻城略地無數卻大多隨占隨棄，這就決定了大西軍必然會盡快、盡量在當地搜羅戰利品以便繼續轉戰他鄉。
比如，“江口沉銀”展覽中出現了大量耳環、手鐲、耳環、耳墜等金銀首飾和散碎銀兩，這些價值并不昂貴的女性飾品和小銀塊/銀錠顯然屬于普通百姓私產，這就從一個側面揭開和佐證了張獻忠所部沿途“打糧”的真相。展方雖對這些民間財產的來源避而不談，但大西軍后勤供應基本靠“搶”是沒有問題的。
再往里面參觀，就會看到多個明代用于冊封宗室（包括女眷）的金冊、金寶。明代建立了嚴格的宗室爵位制度，將皇子王孫分為8個等級。諸皇子封親王，親王嫡長子之外封郡王，由朝廷歲賜食祿，在封地設置王府，世襲爵位，享有特權。江口古戰場遺址就發現了明代冊封親王、世子、郡王以及王妃的金冊、銀冊和金寶，涉及榮、襄、楚、荊、蜀等王府，反映了明代宗室的封藩制度和冊封禮儀。
蜀王金印
展柜中特意陳列了一方破損相當嚴重的“蜀王金印”，底部篆書“蜀”字雖可勉強辨識，但割劃、鑿切痕跡明顯，據稱發現時已被分為16塊。而展覽中出現的金餅（用繳獲的黃金重新冶鑄而成）和“西王賞功”金銀幣，也說明大西軍數十萬官兵之所以效命張獻忠，想來與前者出手闊綽有很大關系，說白了就是讓跟隨他的人在戰亂年月能吃飽穿暖、升官發財。
說到這里，不妨多著些筆墨聊一聊被張獻忠害得“家破人亡”的明代王爺們。據史料記載，從1641年2月至1644年8月的短短3年半時間里，張獻忠就先后處死5位藩王，沒收了至少10位藩王積聚的大量金銀財寶。
比如崇禎十四年（1641年）張獻忠攻下軍事重鎮襄陽后，處死了襄王朱翊銘和貴陽王朱常法，在沒收襄王府所有財產后他“發銀五十萬以賑饑民”，張獻忠此役繳獲白銀數量之大可見一斑。
明代長沙府“孝敬”吉王的50兩大金錠
2年后，張獻忠率軍橫掃兩湖——在武昌楚王府，大西軍“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動用了幾百輛大車都沒法一次運完。而在攻占長沙、衡陽、常德等地后，大西軍又從分封當地的吉王、桂王、榮王各府中搜繳到大筆財富。
雖然沒有具體數字，但從吉王一家就占有肥沃良田近百萬畝（當時田賦都折成白銀繳納）來判斷，兩湖地區的這些明代藩王個個都是“百萬甚至千萬身價”。其中，榮王名叫朱慈照，崇禎五年（1632年）從老爸朱由枵那里襲封王爵，可惜好景不長，1644年張獻忠攻入湖南，朱慈照逃到辰溪（今湖南懷化市以北）后不知所終。
“西王賞功”金幣相當于大西軍的一等軍功章，此外還有銀幣、銅幣
巴蜀地區的瑞王（就藩重慶）和蜀王（就藩成都）更是富可敵國，史載大西軍攻克重慶時，末代瑞王朱常浩的莊田租銀基數竟高達200萬畝，以至于要靠陜西、河南、山西、四川各省分攤、加派賦稅才能交夠這位王爺的“年租”。蜀王朱至澍與前者相比毫不遜色，他的王府莊田已經占到當時都江堰灌溉土地面積（約300萬畝）的70%，200多萬畝是妥妥的。
如果參照明代就藩山東的德王、魯王的田賦標準（上等耕地每畝3錢銀、中等耕地1錢7分銀）粗略估算的話，瑞王、蜀王每年光收地租銀（明代1兩等于16錢，姑且按成都平原“天府之國”上等和中等耕地各一半）就能有至少28萬兩進項，看來“3年明藩王，百萬雪花銀”真不是吹牛。
由此亦可推斷，張獻忠所獲官銀、王府庫銀不會少于1000萬兩白銀，折合總重約373噸。那么，又是誰敢從號稱“虎狼之師”的張獻忠幾十萬大軍手中“虎口奪食”攔截如此多的金銀財寶，以至于留下“江口沉銀”的千古謎團呢？且聽下文分解。
起兵17年間雖攻城略地無數卻大多隨占隨棄，這就決定了大西軍必然會盡快、盡量在當地搜羅戰利品以便繼續轉戰他鄉。比如，“江口沉銀”展覽中出現了大量耳環、手鐲、耳環、耳墜等金銀首飾和散碎銀兩，這些價值并不昂貴的女性飾品和小銀塊/銀錠顯然屬于普通百姓私產，這就從一個側面揭開和佐證了張獻忠所部沿途“打糧”的真相。展方雖對這些民間財產的來源避而不談，但大西軍后勤供應基本靠“搶”是沒有問題的。
再往里面參觀，就會看到多個明代用于冊封宗室（包括女眷）的金冊、金寶。明代建立了嚴格的宗室爵位制度，將皇子王孫分為8個等級。諸皇子封親王，親王嫡長子之外封郡王，由朝廷歲賜食祿，在封地設置王府，世襲爵位，享有特權。江口古戰場遺址就發現了明代冊封親王、世子、郡王以及王妃的金冊、銀冊和金寶，涉及榮、襄、楚、荊、蜀等王府，反映了明代宗室的封藩制度和冊封禮儀。
蜀王金印
展柜中特意陳列了一方破損相當嚴重的“蜀王金印”，底部篆書“蜀”字雖可勉強辨識，但割劃、鑿切痕跡明顯，據稱發現時已被分為16塊。而展覽中出現的金餅（用繳獲的黃金重新冶鑄而成）和“西王賞功”金銀幣，也說明大西軍數十萬官兵之所以效命張獻忠，想來與前者出手闊綽有很大關系，說白了就是讓跟隨他的人在戰亂年月能吃飽穿暖、升官發財。
說到這里，不妨多著些筆墨聊一聊被張獻忠害得“家破人亡”的明代王爺們。據史料記載，從1641年2月至1644年8月的短短3年半時間里，張獻忠就先后處死5位藩王，沒收了至少10位藩王積聚的大量金銀財寶。
比如崇禎十四年（1641年）張獻忠攻下軍事重鎮襄陽后，處死了襄王朱翊銘和貴陽王朱常法，在沒收襄王府所有財產后他“發銀五十萬以賑饑民”，張獻忠此役繳獲白銀數量之大可見一斑。
明代長沙府“孝敬”吉王的50兩大金錠
2年后，張獻忠率軍橫掃兩湖——在武昌楚王府，大西軍“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動用了幾百輛大車都沒法一次運完。而在攻占長沙、衡陽、常德等地后，大西軍又從分封當地的吉王、桂王、榮王各府中搜繳到大筆財富。
雖然沒有具體數字，但從吉王一家就占有肥沃良田近百萬畝（當時田賦都折成白銀繳納）來判斷，兩湖地區的這些明代藩王個個都是“百萬甚至千萬身價”。其中，榮王名叫朱慈照，崇禎五年（1632年）從老爸朱由枵那里襲封王爵，可惜好景不長，1644年張獻忠攻入湖南，朱慈照逃到辰溪（今湖南懷化市以北）后不知所終。
“西王賞功”金幣相當于大西軍的一等軍功章，此外還有銀幣、銅幣
巴蜀地區的瑞王（就藩重慶）和蜀王（就藩成都）更是富可敵國，史載大西軍攻克重慶時，末代瑞王朱常浩的莊田租銀基數竟高達200萬畝，以至于要靠陜西、河南、山西、四川各省分攤、加派賦稅才能交夠這位王爺的“年租”。蜀王朱至澍與前者相比毫不遜色，他的王府莊田已經占到當時都江堰灌溉土地面積（約300萬畝）的70%，200多萬畝是妥妥的。
如果參照明代就藩山東的德王、魯王的田賦標準（上等耕地每畝3錢銀、中等耕地1錢7分銀）粗略估算的話，瑞王、蜀王每年光收地租銀（明代1兩等于16錢，姑且按成都平原“天府之國”上等和中等耕地各一半）就能有至少28萬兩進項，看來“3年明藩王，百萬雪花銀”真不是吹牛。
由此亦可推斷，張獻忠所獲官銀、王府庫銀不會少于1000萬兩白銀，折合總重約373噸。那么，又是誰敢從號稱“虎狼之師”的張獻忠幾十萬大軍手中“虎口奪食”攔截如此多的金銀財寶，以至于留下“江口沉銀”的千古謎團呢？且聽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