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信國公湯和
本文是應文史宴6月份答讀者問而請北大明史專家撰寫，
希望提問的讀者王蠢明能夠滿意。
有一種傳說認為明朝滅亡前夕崇禎后悔鏟除閹黨，
覺得被東林黨所誤，
命太監重新安葬魏公公，
實則崇禎朝東林黨執政不過一年，
閹黨余孽溫體仁倒執政八年，
現代閹黨逮著幾條不靠譜的史料捕風捉影就幫崇禎和魏公公大肆甩鍋，
簡直搞笑。
明朝的滅亡，
閹黨對政治生態的破壞和劇烈的貪腐固然難辭其咎，
崇禎自己的猥瑣、低能，
以及明朝極強的皇權將這兩點放大，
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崇禎不可能懷念魏公公
1
崇禎皇帝少有的“政績”中最為重大的便是清除以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勢力， 即“欽定逆案”， 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崇禎皇帝一向賣相甚佳
其中， 針對首惡：“著行原籍撫按， 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尸凌遲。 ”常理言之， 既然已經“戮尸凌遲”， 自然尸骨無存， 如同時期袁崇煥凌遲后， 便僅剩頭顱被人盜走。 但是， 甲申之際卻流傳出了崇禎皇帝下令收葬魏忠賢遺骸的說法， 到今天甚至被用來替魏忠賢翻案， 故需要加以澄清。
記載該流言最原始的是《燕都日記》：
（甲申年三月）十四日， 起復內臣曹化淳， 化淳绖事故珰魏忠賢， 奏言：“忠賢若在， 時事必不至此。 ”上惻然， 傳諭收葬忠賢骸骨。
《燕都日記》一書作者佚名， 被馮夢龍輯入叢書《甲申紀事》中。 謝國楨認為《燕都日記》“為馮夢龍所撰， 莫厘山人增補”， 不確。
據馮夢龍序言稱：“復有傳來《燕都日記》一冊， 不知出自何手， 其敘事頗詳， 多前所未聞， 且云出于目擊。 ”可見《燕都日記》作者應是甲申北京城破之際的親歷者。
稍晚的記載還有陳濟生《再生紀略》：
十四日， 起復內臣曹化淳戴罪守城。 上忽傳諭收葬魏忠賢遺骸， 群臣力止之。
陳濟生也是甲申城破的親歷者， 時任太仆寺丞， 但其寫作《再生紀略》一書在南渡之后， 《小腆紀傳》稱此書“顧倉卒傳聞， 不盡實也。 ”可見其史源可靠度較差。
更晚的記載還有鄒漪《明季遺聞》、彭孫貽《流寇志》、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和計六奇《明季北略》四家。
盡管上述史料中惟《再生紀略》內容略有不同， 但《明季北略》可信度較低， 《明季遺聞》備受全祖望攻擊， 《燕都日記》無作者名氏來歷， 均存在一定缺陷， 未可遽然采信。
因此李慈銘就認為此事子虛烏有：“莊烈于逆閹， 銜恨次骨， 所定逆案， 終帝之世， 持之甚堅。 ”其根據是崇禎皇帝的最大政績便是除掉魏忠賢。
但僅如此尚不足以證明收葬一事不存在， 還應從記載本身出發進行考察， 其中的關鍵點是曹化淳是否建議收葬。 李慈銘對此持反對意見， 認為曹化淳出自王安門下， 與魏忠賢并非同黨， 且與東林黨交好， 斷無可能替魏忠賢收尸骸。
曹化淳確實出于王安門下， 《國榷》載：
癸亥，
因為錢謙益與王安的這段交情， 使曹化淳愿意相救， 可見曹氏與王安感情之深。
但是， 曹化淳后來與東林黨矛盾激化， 尤其和東林黨重要人物文震孟不睦。 文秉在《烈皇小識》中記載了他父親同曹化淳的這段往事：
故事， 新參入直后， 以名帖同禮帖致意大珰， 大珰亦以名帖、禮帖至意， 此舊規也。 先文肅由特簡入政府， 此例遂廢。 大珰曹化淳系王安名下， 素附正人， 疑先文肅有意外之， 托王安之侄中書某轉致同人， 且盛稱曹珰皈依先文肅之意， 又云若循例往來， 外廷惟所欲為， 大珰無不奉命。
可見， 光憑出身背景， 還不能加以斷言。 真正能夠決定曹化淳不可能收葬魏忠賢的證據是甲申城破之際， 曹氏并不在北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曹氏后人輯錄的《曹化淳遺文錄》， 中載：甲申之變， 化淳在鄉， 并未波及。 故老相傳：“明亡之日， 正故鄉演劇之時。 ”
如果我們對甲申之變的時間線稍加了解， 就會發現， 流言所稱起復曹化淳的“三月十三、三月十四”日， 距離李自成攻破北京外城僅有三日余。 而三月十八日， 崇禎皇帝便吊死在煤山， 這么短短的時間，曹化淳如何能夠接到旨意抵京上任，還向崇禎建議收葬魏忠賢呢？
其次，《酌中志》還記載魏忠賢迫害曹化淳等人：
逆賢時，更鼓房牌子侯得用慘毒無比，較外之許顯純為更甚。凡需索不遂而心欲斃之，則用連七紙寫病重手本一件，藏于身邊，叩見逆賢，探其口氣，可以斃，即將手本呈稱病故，回至更鼓房，即絕其命。如逆賢口氣寬，即不呈手本。計三、四年間所害內官可百余人。初，天啟元年秋，正監名下曹化淳等數人發更鼓房打更，得用心憐其冤，設法救解，尋改謫南京，如同再世，亦難泯其一節之善也。
由于侯得用是魏忠賢黨羽，故曹化淳自述中將侯得用解救自己隱去，把自己的幸運歸于天數：
而同儕之冤斃者指不勝屈，然賊（魏忠賢）最忌余，而余卒獲全者，或數自前定不偶耶？
因為曹化淳是王安門生，魏忠賢打倒王安之后對其也進行了迫害，合乎情理。故甲申北京城破之際，曹化淳既沒有機會，也沒有動機請求收葬魏忠賢遺骸，所謂“收葬魏忠賢”的記載，完全是謠言。
有人懷念魏公公是因為崇禎無能
2
值得注意的是，為何會有此謠言產生傳播？這可能與明朝將要滅亡的大變局有關。在“收葬”流言傳播的幾乎同時，還有類似的“懷念魏忠賢”的言論散播。
“懷念魏忠賢”的流言也是近來比較受網絡追捧的話語。這條材料來自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中的自序：
都人有言，流賊遇魏忠賢必不能橫，以其用財如土，能振人之困急，得人之死力。飛耳長目，撫鎮無敢慢侮也。嗚呼，三百年祖業亡於匹夫，巍巍帝王，人思兇寺之政，紀其事者，唯有椎心泣血耳。
其中“流賊遇魏忠賢必不能橫”與“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幾乎如出一口，吳殳甚至據此認為“收葬”傳言是實：“都人謂忠賢耳目明，賞罰果，賊起當即滅，化淳之言不誣。”
甲申之際是“天崩地裂之變”，在最初的震驚之后，士紳乃至普通百姓都自然會思考為何明王朝在短短二三十年間情況急轉直下以至覆滅，社會上有各種認識都很正常。
“收葬”與“懷念”魏忠賢的言論反映的是“欽定逆案”之后，社會認識依然存在分裂，稱頌“閹黨”乃至稱頌魏忠賢都還有較多支持者，遠沒有形成后來的歷史共識或正統歷史敘述，表明“閹黨”始終有較大勢力，其立場也不乏支持者。也表明在北京覆亡的大變局下，士紳的反思中已經有對崇禎帝的嚴厲批判，所謂“巍巍帝王，人思兇寺之政”。
懷念魏公公是因為惡心崇禎
此外，還需考慮南明弘光朝中閹黨余孽阮大鋮等人的翻案活動。
北京覆亡后，江南士紳百姓們在最初的震驚過后，很快便根據各自的利益開展政治活動。如岸本美緒就注意到，崇禎帝自縊身亡的消息傳到江南后，各地市井棍徒紛紛開始組織串聯，準備發動“奴變”；士紳們則借此機會，以“降順”為名打擊政敵，雙方借助的都是模糊不清的傳言。
而“收葬”和“懷念”的傳言直接有利于阮大鋮等逆案中人，崇禎帝如果收葬了魏忠賢，意味著對逆案的全盤否定，阮氏等人自然可以名正言順出仕。流言雖然不太可能始自阮氏等人，但他們在其傳播過程中助波推瀾，則是極為可能的。
其實，“收葬”也好，“懷念”也罷，如果我們跳出明末黨爭的背景，就會發現這些流言針對的批判對象是“閹黨”與“東林黨”之上的崇禎皇帝，正是崇禎帝需要為明朝滅亡負起最大的責任。
“收葬”所諷刺的，是崇禎帝出爾反爾，反復無常；“懷念”所諷刺的，則是崇禎帝能力水平還不如一個宦官，“人思兇寺之政”。
崇禎無能與東林黨無關
3
這樣的諷刺有沒有道理？我認為很有道理，以下幾件著名事例足以反映崇禎皇帝的施政為人。
第一，該用不用，該罰不罰。
崇禎帝在剿滅農民軍時最信任重用的是楊嗣昌，他崇禎十年十二月，許下“期三月盡諸劇寇”的軍令狀，至第二年三月，嗣昌以滅賊逾期，上疏引罪，薦人自代，崇楨帝不許，嗣昌借機委過于人，推脫罪責，祟禎帝又改其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仍掌兵部事。
而正是在崇禎十一年，清兵入侵，先后攻陷七十余城，楊嗣昌處處掣肘前線作戰的盧象升，使得盧象升孤軍奮戰至死。崇禎帝不僅不重罰既為閣臣又掌兵事的嗣昌，反而令其議文武諸臣失事罪。
第二，處處插手，用人多疑。
崇禎朝的文臣中，最有軍事才能有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和袁崇煥四人。前兩人素來沒有爭議。
孫傳庭雖屢立功勛，卻常被崇禎信任的楊嗣昌所嫉恨：“傳庭既屢建大功，其將校數奉旨優敘，嗣昌務抑之不為奏。”（《明史》）在關中練兵，尚未練成，崇禎帝屢次催促，逼其進軍，孫傳庭不得已進軍潼關：“詔御史蘇京監延、寧、甘、固軍，趣傳庭出關。傳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聽。傳庭不得已出師，以九月抵潼關。”（《明史》）與李自成大戰而險敗，自成遂占據關中，定都西安。
盧象升用兵有方，士卒愛戴，屢立戰功。崇禎十一年后金再度破關，象升北上勤王，崇禎帝表明賜以尚方寶劍，令其督各路援軍，卻派出宦官高起潛為監軍，控制軍隊按兵不動，又暗中讓陳新甲與后金議和。再加上楊嗣昌的處處掣肘，最終盧象升孤軍無緣，戰死沙場：
三賜象升尚方劍，督天下援兵……決策議戰，然事多為嗣昌、起潛撓。疏請分兵，則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升遣廷麟往乞援，不應……象升麾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炮盡矢窮。奮身斗，后騎皆進，手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明史》）
盧象升戰死巨鹿
后兩人爭議雖然較大，但是其中崇禎帝的責任也很明顯。袁崇煥投其所好，夸下海口，崇禎帝盲目輕信，見不能成功又立刻誅殺袁氏。
洪承疇后來雖然降清，但其剿滅農民軍期間功勛卓著，總督遼事時步步為營，穩扎穩打，力圖靠綜合實力戰勝后金。結果崇禎帝又一次催逼他進軍決戰，不幸松錦之戰明軍再度失敗，洪承疇也被俘投降。
除了上述用人方面，財政上崇禎帝加派三餉，搜刮民財，逼人造反。政治上反復無常，出爾反爾，短短十七年竟然用了五十位閣臣，也算是一項記錄了。
如談遷《國榷》所評論：
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視監視者。
誅求不已，賑貸罕聞。又所以籌邊餌寇者，兵曰鄉勇，餉日搜括，勸助巨室，腔削生民，怨盈于下。
天子習警曾無改慮，而寄腹心于近幸，忘向者逆案之懲創。
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實，名愛民而適疳之，名聽言而適拒之，名亟才而適市之。聰于始，愎于終，視舉朝無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貽伊戚。
此外，崇禎執政時一點擔當都沒有，陳新甲與滿洲議和，本是崇禎帝指示，事情敗露后卻將責任全部推給陳新甲。遷都南京之議，本是崇禎帝意愿，李明睿上疏后，崇禎帝卻一言不發，坐等群臣議論，自己好不用擔遷都的罪責。
正如張岱《石匱書后集》所言：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財，渴于用人，驟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后思之，訖無一用，不亦枉卻此十七年之精勵哉。揆厥所由，只因先帝用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言不合，則欲墮諸淵。以故侍從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鸚鵡學語，隨聲附和已耳。則是先帝立賢無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從來孤立無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短短十七年，崇禎皇帝可謂是把能犯的錯誤犯了個遍，他熱衷于權力，卻智術短淺；智術短淺，卻要處處插手；處處插手，卻朝令夕改；朝令夕改，竟毫無擔當。最后身死國滅，理固宜然。
妄圖一死遮百丑，欲欺天下人之智識乎？
今天網絡上的熱議，無論是為“閹黨”“平反”也好，還是支持東林也好，大家的出發點本身是一致的：為明朝的滅亡感到痛心。但若是就此淪于繼承“黨爭”，卻忽略了明朝滅亡真正的罪魁禍首——崇禎皇帝，那就是把明朝滅亡的痛心過程再度上演一遍了。
歡迎關注文史宴
專業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專業
熟悉歷史陌生化，陌生歷史普及化
這么短短的時間，曹化淳如何能夠接到旨意抵京上任，還向崇禎建議收葬魏忠賢呢？其次，《酌中志》還記載魏忠賢迫害曹化淳等人：
逆賢時，更鼓房牌子侯得用慘毒無比，較外之許顯純為更甚。凡需索不遂而心欲斃之，則用連七紙寫病重手本一件，藏于身邊，叩見逆賢，探其口氣，可以斃，即將手本呈稱病故，回至更鼓房，即絕其命。如逆賢口氣寬，即不呈手本。計三、四年間所害內官可百余人。初，天啟元年秋，正監名下曹化淳等數人發更鼓房打更，得用心憐其冤，設法救解，尋改謫南京，如同再世，亦難泯其一節之善也。
由于侯得用是魏忠賢黨羽，故曹化淳自述中將侯得用解救自己隱去，把自己的幸運歸于天數：
而同儕之冤斃者指不勝屈，然賊（魏忠賢）最忌余，而余卒獲全者，或數自前定不偶耶？
因為曹化淳是王安門生，魏忠賢打倒王安之后對其也進行了迫害，合乎情理。故甲申北京城破之際，曹化淳既沒有機會，也沒有動機請求收葬魏忠賢遺骸，所謂“收葬魏忠賢”的記載，完全是謠言。
有人懷念魏公公是因為崇禎無能
2
值得注意的是，為何會有此謠言產生傳播？這可能與明朝將要滅亡的大變局有關。在“收葬”流言傳播的幾乎同時，還有類似的“懷念魏忠賢”的言論散播。
“懷念魏忠賢”的流言也是近來比較受網絡追捧的話語。這條材料來自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中的自序：
都人有言，流賊遇魏忠賢必不能橫，以其用財如土，能振人之困急，得人之死力。飛耳長目，撫鎮無敢慢侮也。嗚呼，三百年祖業亡於匹夫，巍巍帝王，人思兇寺之政，紀其事者，唯有椎心泣血耳。
其中“流賊遇魏忠賢必不能橫”與“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幾乎如出一口，吳殳甚至據此認為“收葬”傳言是實：“都人謂忠賢耳目明，賞罰果，賊起當即滅，化淳之言不誣。”
甲申之際是“天崩地裂之變”，在最初的震驚之后，士紳乃至普通百姓都自然會思考為何明王朝在短短二三十年間情況急轉直下以至覆滅，社會上有各種認識都很正常。
“收葬”與“懷念”魏忠賢的言論反映的是“欽定逆案”之后，社會認識依然存在分裂，稱頌“閹黨”乃至稱頌魏忠賢都還有較多支持者，遠沒有形成后來的歷史共識或正統歷史敘述，表明“閹黨”始終有較大勢力，其立場也不乏支持者。也表明在北京覆亡的大變局下，士紳的反思中已經有對崇禎帝的嚴厲批判，所謂“巍巍帝王，人思兇寺之政”。
懷念魏公公是因為惡心崇禎
此外，還需考慮南明弘光朝中閹黨余孽阮大鋮等人的翻案活動。
北京覆亡后，江南士紳百姓們在最初的震驚過后，很快便根據各自的利益開展政治活動。如岸本美緒就注意到，崇禎帝自縊身亡的消息傳到江南后，各地市井棍徒紛紛開始組織串聯，準備發動“奴變”；士紳們則借此機會，以“降順”為名打擊政敵，雙方借助的都是模糊不清的傳言。
而“收葬”和“懷念”的傳言直接有利于阮大鋮等逆案中人，崇禎帝如果收葬了魏忠賢，意味著對逆案的全盤否定，阮氏等人自然可以名正言順出仕。流言雖然不太可能始自阮氏等人，但他們在其傳播過程中助波推瀾，則是極為可能的。
其實，“收葬”也好，“懷念”也罷，如果我們跳出明末黨爭的背景，就會發現這些流言針對的批判對象是“閹黨”與“東林黨”之上的崇禎皇帝，正是崇禎帝需要為明朝滅亡負起最大的責任。
“收葬”所諷刺的，是崇禎帝出爾反爾，反復無常；“懷念”所諷刺的，則是崇禎帝能力水平還不如一個宦官，“人思兇寺之政”。
崇禎無能與東林黨無關
3
這樣的諷刺有沒有道理？我認為很有道理，以下幾件著名事例足以反映崇禎皇帝的施政為人。
第一，該用不用，該罰不罰。
崇禎帝在剿滅農民軍時最信任重用的是楊嗣昌，他崇禎十年十二月，許下“期三月盡諸劇寇”的軍令狀，至第二年三月，嗣昌以滅賊逾期，上疏引罪，薦人自代，崇楨帝不許，嗣昌借機委過于人，推脫罪責，祟禎帝又改其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仍掌兵部事。
而正是在崇禎十一年，清兵入侵，先后攻陷七十余城，楊嗣昌處處掣肘前線作戰的盧象升，使得盧象升孤軍奮戰至死。崇禎帝不僅不重罰既為閣臣又掌兵事的嗣昌，反而令其議文武諸臣失事罪。
第二，處處插手，用人多疑。
崇禎朝的文臣中，最有軍事才能有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和袁崇煥四人。前兩人素來沒有爭議。
孫傳庭雖屢立功勛，卻常被崇禎信任的楊嗣昌所嫉恨：“傳庭既屢建大功，其將校數奉旨優敘，嗣昌務抑之不為奏。”（《明史》）在關中練兵，尚未練成，崇禎帝屢次催促，逼其進軍，孫傳庭不得已進軍潼關：“詔御史蘇京監延、寧、甘、固軍，趣傳庭出關。傳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聽。傳庭不得已出師，以九月抵潼關。”（《明史》）與李自成大戰而險敗，自成遂占據關中，定都西安。
盧象升用兵有方，士卒愛戴，屢立戰功。崇禎十一年后金再度破關，象升北上勤王，崇禎帝表明賜以尚方寶劍，令其督各路援軍，卻派出宦官高起潛為監軍，控制軍隊按兵不動，又暗中讓陳新甲與后金議和。再加上楊嗣昌的處處掣肘，最終盧象升孤軍無緣，戰死沙場：
三賜象升尚方劍，督天下援兵……決策議戰，然事多為嗣昌、起潛撓。疏請分兵，則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升遣廷麟往乞援，不應……象升麾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炮盡矢窮。奮身斗，后騎皆進，手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明史》）
盧象升戰死巨鹿
后兩人爭議雖然較大，但是其中崇禎帝的責任也很明顯。袁崇煥投其所好，夸下海口，崇禎帝盲目輕信，見不能成功又立刻誅殺袁氏。
洪承疇后來雖然降清，但其剿滅農民軍期間功勛卓著，總督遼事時步步為營，穩扎穩打，力圖靠綜合實力戰勝后金。結果崇禎帝又一次催逼他進軍決戰，不幸松錦之戰明軍再度失敗，洪承疇也被俘投降。
除了上述用人方面，財政上崇禎帝加派三餉，搜刮民財，逼人造反。政治上反復無常，出爾反爾，短短十七年竟然用了五十位閣臣，也算是一項記錄了。
如談遷《國榷》所評論：
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視監視者。
誅求不已，賑貸罕聞。又所以籌邊餌寇者，兵曰鄉勇，餉日搜括，勸助巨室，腔削生民，怨盈于下。
天子習警曾無改慮，而寄腹心于近幸，忘向者逆案之懲創。
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實，名愛民而適疳之，名聽言而適拒之，名亟才而適市之。聰于始，愎于終，視舉朝無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貽伊戚。
此外，崇禎執政時一點擔當都沒有，陳新甲與滿洲議和，本是崇禎帝指示，事情敗露后卻將責任全部推給陳新甲。遷都南京之議，本是崇禎帝意愿，李明睿上疏后，崇禎帝卻一言不發，坐等群臣議論，自己好不用擔遷都的罪責。
正如張岱《石匱書后集》所言：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財，渴于用人，驟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后思之，訖無一用，不亦枉卻此十七年之精勵哉。揆厥所由，只因先帝用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言不合，則欲墮諸淵。以故侍從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鸚鵡學語，隨聲附和已耳。則是先帝立賢無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從來孤立無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短短十七年，崇禎皇帝可謂是把能犯的錯誤犯了個遍，他熱衷于權力，卻智術短淺；智術短淺，卻要處處插手；處處插手，卻朝令夕改；朝令夕改，竟毫無擔當。最后身死國滅，理固宜然。
妄圖一死遮百丑，欲欺天下人之智識乎？
今天網絡上的熱議，無論是為“閹黨”“平反”也好，還是支持東林也好，大家的出發點本身是一致的：為明朝的滅亡感到痛心。但若是就此淪于繼承“黨爭”，卻忽略了明朝滅亡真正的罪魁禍首——崇禎皇帝，那就是把明朝滅亡的痛心過程再度上演一遍了。
歡迎關注文史宴
專業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專業
熟悉歷史陌生化，陌生歷史普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