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們攻擊了蘇聯機場
“美軍戰機空襲蘇聯機場” 這一標題著實奪人眼球。 不過， 這既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也不是“星球大戰” 開始。 1950年秋季， 打著聯合國旗號的美國空軍F-80戰機襲擊了蘇聯本土， 而此時朝鮮戰爭才剛爆發幾個月。
美軍指揮官知道， 近距離空中支援不但能輕而易舉地粉碎裝甲集群的沖擊， 還能有效破解敵方的人海戰術。 因此， 他們利用為數不多的F-80對大批向南方推進的朝鮮人民軍進行掃射和轟炸。 不過， F-80有時也被用來搜尋和襲擊朝鮮境內的機場， 以便直接將人民軍的飛機摧毀在地上。
F-80C飛行員拍攝凝固汽油彈爆炸的一瞬間
第49戰斗/轟炸機聯隊1950年10月8日的官方報告是這樣描述的：在朝鮮Chengjin地區的一個未經確認的機場上停放著20架P-63和雅克-9型戰斗機， 我們對機場進行了三次俯沖掃射， 擊毀了其中的1架， 擊傷了2架。 而飛行員則在任務簡報中聲稱， 他們總共擊毀了4架， 擊傷了5架。 不過兩份報告都沒有提到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受到攻擊的機場位于朝鮮半島以北， 深入蘇聯境內超過50英里！
蘇軍裝備的P-63“眼鏡王蛇”， 該飛機是按租借協定為蘇聯制造的
雖然蘇聯為朝鮮——一個正在與美國交戰的國家——提供飛機、武器、補給以及戰略指導等援助，
1950年10月， 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已經控制了朝鮮半島內陸地區的大部分軍用機場， 而艾倫·迪芬多夫中尉和奧爾頓·庫安貝克所在的第49戰斗/轟炸機聯隊第9中隊就駐扎在韓國南部大邱以北5英里的地區。
美國空軍第49戰斗轟炸機大隊
迪芬多夫中尉之前曾參加過二戰， 那年他正好25歲，
當庫安貝克回憶起那次行動時說到：“當我們深入內陸數英里后， 迪夫看到前面有一座機場。 我們看到了一些建筑物和炮位， 不過并沒有發現有人員活動的跡象， 這點非常奇怪。 旗桿上沒有旗幟， 我們唯一看到的標志是飛機上一顆顆大大的紅星。 ”
迪夫在無線電里大聲呼叫：“看那個機場， 我們過去！”
這是每一個飛行員都夢寐以求目標， 由于燃料的原因我們只有幾秒種的考慮時間。 最后我們選擇了攻擊！
“我立即右轉， 脫離了我的僚機， 并向北面的一排P-63進行掃射。 迪夫跟在我的后面。 我們兩個都做了一個180度的轉彎， 向南邊的一排飛機發起了攻擊。 之后我又左轉， 向北面的目標進行了第三次掃射。 ”
1990年， 庫安貝克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文章稱， 那是戰斗機飛行員夢寐以求的目標， 20架P-39、P-63和雅克9。 庫安貝克寫到， 他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是由于簡報上說敵方的飛機已經駐扎在朝鮮， 并打算對韓國采取行動。 所以他和他的同伴都認為當時他們均處于朝鮮境內。 庫安貝克還提到， 當他們飛躍一座距離機場數英里的建筑物上空時遭到了地面機槍的掃射， 不過他堅持聲稱：“是對方先開火的。 ”
然而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 庫安貝克也透露了他在攻擊前曾有過的顧慮， 因為據他所知，在朝鮮境內并沒有P-39這種飛機，而且他們所攻擊的機場也與任務簡報中介紹的并不十分吻合。
朝鮮戰爭期間的F-80戰斗/轟炸機聯隊
返回大邱的經歷充滿艱辛。當時燃料即將用盡， 又遇上逆風，兩位飛行員在能見度較差的情況下只能用無線電確認自己的飛行路線。迪芬多夫回憶到：“我敢打賭，由于該死的風，我們當時的飛行速度不超過100節。當我們抵達基地時，燃料即將用盡。事實上，當我回到停機屏時，發動機的確已經熄火了。”
晚飯之后，他們被帶到了大邱司令部，匯報飛行任務。迪芬多夫說到：“負責情報的軍官問了我們許多細節問題，因為我們去的時間實在太長了，而且又向一個未經確認的機場開了火。他們問了那個機場的類型。我們辨認出，那些飛機是二戰期間美國通過租借法案給蘇聯的。”
迪芬多夫說，帕特里奇少將負責那次任務簡報的匯報工作，他帶著柔和的微笑對他們悄悄地說到：“孩子們干得不錯，不過這次你們要么會得到優異服務十字勛章，要么就得上軍事法庭。”這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似乎在傳達一個信息，這次”航向誤差“ 可能非同小可，這是一個“有預謀的錯誤”。不過，這兩位年輕飛行員也只能想到這么多了。
F-80C在朝鮮戰爭中投凝固汽油彈
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助理的福萊徹·普羅迪中校表示：“由于他們從沒有想過我們會攻擊那一地區，因此俄國人沒有部署防空武器，也沒有噴氣機去保衛這個小型機場。我確定他們的雷達已經跟蹤到了這兩架F-80戰機，不過由于地面雜波的原因他們很可能又把目標丟失了。”普羅迪補充到：“F-80對那個機場實施了三輪短促的攻擊，這用不了多少時間。”
根據地圖，這個小型的蘇聯機場距離朝鮮邊境僅僅62英里，距離蘇聯主要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僅僅40英里。盡管任務簡報以及所發生的一切已經證明是一個極其明顯的錯誤，但情報人員還是用熱線向上級司令部做了匯報，包括在東京的麥克阿瑟。
事情還是很快就發生了，迪芬多夫說：“第二天就出麻煩了。” 庫安貝克回憶起這件事時說到：“這件事后來鬧到上面去了，迪夫和我都成了任人擺布的小人物。”
事情發生后，美國非常緊張，美國人懷著巨大的恐懼立即就此事件向蘇聯方面表示歉意，并說這是領航的錯誤，對此有責任的飛行大隊長已經被解職，兩個肇事的飛行員已經受到懲戒，而且美國方面愿意賠償蘇聯方面的一切損失。
這兩位飛行員在一個周內被勒令停飛，之前他們還完成了兩次飛行任務。他們的長官斯湯頓·史密斯上校被調到了駐扎在漢城的第五航空隊。一名空軍派來的調查人員和和兩位國務院的官員一起開始對此次事件的細節做深入調查。毫無疑問，這次攻擊真的發生了，而且的確摧毀了停在蘇聯機場上的蘇聯戰機。聯合國和美國的官員們起先都擔心蘇聯人可能會利用這次事件作為借口干涉戰事或給中國施加參戰的壓力，不過他們對最后結果還是感到比較滿意的。
1950年10月9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安德列·葛羅米柯向聯合國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議書，極其準確地描述了此次“誤擊”的全部細節。
其實，扔在蘇聯境內的那幾枚炸彈，已經把蘇聯人嚇出了一身冷汗。
事實上，正像預測的那樣，斯大林于1950年10月22日命令蘇軍減緩對朝鮮的幫助和武器供應，以便向華盛頓表明，蘇聯并不希望由于這件事情而使緊張局勢升級。
當時，麥克阿瑟將軍做出的唯一官方解釋是，這是一起由于天氣、導航錯誤以及判斷失誤而引起的“意外事件”。杜魯門總統同意對蘇聯方面損失的飛機進行賠償。不過，由于這些飛機都是蘇聯通過租借法案獲得的，杜魯門可能也只是隨便說說而已。
安德烈·葛羅米柯1949年以后擔任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
為防止蘇聯方面可能發動的直接干涉，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情報處處長查爾斯·威洛比將軍在秘密會議上向杜魯門總統提交了自己的報告。威洛比在報告中表示： 蘇聯人認為，不介入這場沖突可以既“省力”又“經濟”，不過他們倒是希望讓數以百萬記的中國人去消耗掉美國人的資源。蘇聯人絕對不會直接介入這場沖突，決不！
此外，福萊徹·普羅迪上校也表示，1950年距離蘇聯付出慘重代價的衛國戰爭結束只有5年時間，他們并不希望與一個強大的，且剛剛取得戰爭勝利的聯合國軍作戰。為了一座停滿二戰時期老式飛機的機場被兩架飛機襲擊的“小事”而與美國翻臉顯然就更加不值了。不過，毫無疑問，克里姆林宮的先生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可以到達他們的領空”
麥克阿瑟和杜魯門都不想把事情搞大
“空軍的調查人員的確讓我們夠受的，”庫安貝克說到。“他們的問題從我們的政治信仰到我們在導航學習班里的表現包羅萬象。我們解釋了為什么缺乏機場的描述和照片而使得任務簡報不夠全面以及簡報里為什么沒有提到有云和風。
負責調查的官員哈里·W·克里斯汀少校表示，并沒有發現兩位飛行員有意制造此次事件的確鑿證據，并表示不打算進一步提起訴訟。由于來自華盛頓的壓力，空軍方面表示可能會將兩位飛行員移交軍事法庭。當時，迪芬多夫和庫安貝克都為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緊張。
迪芬多夫和庫安貝克回憶到，這也許是場做給那些大人物看的“國際性表演”，不過也的確是我們個人的舉動。迪芬多夫表示：“得知要被移交軍事法庭，這讓我們兩個感到非常不安，飛行是我們的職業，也是我們生命中的一部分”
幸運的是，這兩位飛行員最后還是沒有被起訴。離開49聯隊后，庫安貝克去了名古屋，成為了斯皮維準將的助理，而迪芬多夫則被分配到了三澤基地的F-80戰斗機中隊，之后又去了菲律賓。
他們的同伴和領導對這樣的結果顯然非常滿意。一位軍官對迪芬多夫半開玩笑地說：“ 他們應該為你這個打響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一槍的家伙頒發一枚勛章。”與此同時，美國的軍事出版物上也紛紛發表社評支持迪芬多夫和庫安貝克的舉動。在媒體的關注冷卻之后，兩位飛行員雙雙被被晉升為上校，并繼續留在軍中任職。
庫安貝克后來的座騎換成了F-86。之后，他去了美國陸軍軍官學校以及美國空軍學院擔任教員，取得了博士學位，并負責為五角大樓制定空軍戰略武器的發展計劃。越戰期間，庫安貝克又成為了國防部長的系統分析師，并于1970年以上校軍銜退役。 退役之后的庫安貝克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擔任資深學者，后來又在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效力，最后從中央情報局退休。
而迪芬多夫在朝鮮戰爭結束后，又在其他一些地方繼續服役，干的依然是他的最愛——飛行。1964年，已經開始駕駛F-4“鬼怪”式戰斗機的迪芬多夫在金蘭灣空軍基地的第557戰術戰斗機中隊擔任聯隊指揮官。迪芬多夫于1975年以上校軍銜退役，并于1996年逝世。
福萊徹·普羅迪上校表示：“對于庫安貝克和迪芬多夫來說，懲罰的確過于嚴厲了一點，而且也不太公平。不過你有沒有想過蘇聯方面會對那個機場的指揮官做出怎樣的處理？他的機場受到了攻擊。”
本文作者 ：李謹言翻譯，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微信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公眾號作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因為據他所知，在朝鮮境內并沒有P-39這種飛機，而且他們所攻擊的機場也與任務簡報中介紹的并不十分吻合。朝鮮戰爭期間的F-80戰斗/轟炸機聯隊
返回大邱的經歷充滿艱辛。當時燃料即將用盡， 又遇上逆風，兩位飛行員在能見度較差的情況下只能用無線電確認自己的飛行路線。迪芬多夫回憶到：“我敢打賭，由于該死的風，我們當時的飛行速度不超過100節。當我們抵達基地時，燃料即將用盡。事實上，當我回到停機屏時，發動機的確已經熄火了。”
晚飯之后，他們被帶到了大邱司令部，匯報飛行任務。迪芬多夫說到：“負責情報的軍官問了我們許多細節問題，因為我們去的時間實在太長了，而且又向一個未經確認的機場開了火。他們問了那個機場的類型。我們辨認出，那些飛機是二戰期間美國通過租借法案給蘇聯的。”
迪芬多夫說，帕特里奇少將負責那次任務簡報的匯報工作，他帶著柔和的微笑對他們悄悄地說到：“孩子們干得不錯，不過這次你們要么會得到優異服務十字勛章，要么就得上軍事法庭。”這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似乎在傳達一個信息，這次”航向誤差“ 可能非同小可，這是一個“有預謀的錯誤”。不過，這兩位年輕飛行員也只能想到這么多了。
F-80C在朝鮮戰爭中投凝固汽油彈
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助理的福萊徹·普羅迪中校表示：“由于他們從沒有想過我們會攻擊那一地區，因此俄國人沒有部署防空武器，也沒有噴氣機去保衛這個小型機場。我確定他們的雷達已經跟蹤到了這兩架F-80戰機，不過由于地面雜波的原因他們很可能又把目標丟失了。”普羅迪補充到：“F-80對那個機場實施了三輪短促的攻擊，這用不了多少時間。”
根據地圖，這個小型的蘇聯機場距離朝鮮邊境僅僅62英里，距離蘇聯主要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僅僅40英里。盡管任務簡報以及所發生的一切已經證明是一個極其明顯的錯誤，但情報人員還是用熱線向上級司令部做了匯報，包括在東京的麥克阿瑟。
事情還是很快就發生了，迪芬多夫說：“第二天就出麻煩了。” 庫安貝克回憶起這件事時說到：“這件事后來鬧到上面去了，迪夫和我都成了任人擺布的小人物。”
事情發生后，美國非常緊張，美國人懷著巨大的恐懼立即就此事件向蘇聯方面表示歉意，并說這是領航的錯誤，對此有責任的飛行大隊長已經被解職，兩個肇事的飛行員已經受到懲戒，而且美國方面愿意賠償蘇聯方面的一切損失。
這兩位飛行員在一個周內被勒令停飛，之前他們還完成了兩次飛行任務。他們的長官斯湯頓·史密斯上校被調到了駐扎在漢城的第五航空隊。一名空軍派來的調查人員和和兩位國務院的官員一起開始對此次事件的細節做深入調查。毫無疑問，這次攻擊真的發生了，而且的確摧毀了停在蘇聯機場上的蘇聯戰機。聯合國和美國的官員們起先都擔心蘇聯人可能會利用這次事件作為借口干涉戰事或給中國施加參戰的壓力，不過他們對最后結果還是感到比較滿意的。
1950年10月9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安德列·葛羅米柯向聯合國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議書，極其準確地描述了此次“誤擊”的全部細節。
其實，扔在蘇聯境內的那幾枚炸彈，已經把蘇聯人嚇出了一身冷汗。
事實上，正像預測的那樣，斯大林于1950年10月22日命令蘇軍減緩對朝鮮的幫助和武器供應，以便向華盛頓表明，蘇聯并不希望由于這件事情而使緊張局勢升級。
當時，麥克阿瑟將軍做出的唯一官方解釋是，這是一起由于天氣、導航錯誤以及判斷失誤而引起的“意外事件”。杜魯門總統同意對蘇聯方面損失的飛機進行賠償。不過，由于這些飛機都是蘇聯通過租借法案獲得的，杜魯門可能也只是隨便說說而已。
安德烈·葛羅米柯1949年以后擔任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
為防止蘇聯方面可能發動的直接干涉，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情報處處長查爾斯·威洛比將軍在秘密會議上向杜魯門總統提交了自己的報告。威洛比在報告中表示： 蘇聯人認為，不介入這場沖突可以既“省力”又“經濟”，不過他們倒是希望讓數以百萬記的中國人去消耗掉美國人的資源。蘇聯人絕對不會直接介入這場沖突，決不！
此外，福萊徹·普羅迪上校也表示，1950年距離蘇聯付出慘重代價的衛國戰爭結束只有5年時間，他們并不希望與一個強大的，且剛剛取得戰爭勝利的聯合國軍作戰。為了一座停滿二戰時期老式飛機的機場被兩架飛機襲擊的“小事”而與美國翻臉顯然就更加不值了。不過，毫無疑問，克里姆林宮的先生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可以到達他們的領空”
麥克阿瑟和杜魯門都不想把事情搞大
“空軍的調查人員的確讓我們夠受的，”庫安貝克說到。“他們的問題從我們的政治信仰到我們在導航學習班里的表現包羅萬象。我們解釋了為什么缺乏機場的描述和照片而使得任務簡報不夠全面以及簡報里為什么沒有提到有云和風。
負責調查的官員哈里·W·克里斯汀少校表示，并沒有發現兩位飛行員有意制造此次事件的確鑿證據，并表示不打算進一步提起訴訟。由于來自華盛頓的壓力，空軍方面表示可能會將兩位飛行員移交軍事法庭。當時，迪芬多夫和庫安貝克都為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緊張。
迪芬多夫和庫安貝克回憶到，這也許是場做給那些大人物看的“國際性表演”，不過也的確是我們個人的舉動。迪芬多夫表示：“得知要被移交軍事法庭，這讓我們兩個感到非常不安，飛行是我們的職業，也是我們生命中的一部分”
幸運的是，這兩位飛行員最后還是沒有被起訴。離開49聯隊后，庫安貝克去了名古屋，成為了斯皮維準將的助理，而迪芬多夫則被分配到了三澤基地的F-80戰斗機中隊，之后又去了菲律賓。
他們的同伴和領導對這樣的結果顯然非常滿意。一位軍官對迪芬多夫半開玩笑地說：“ 他們應該為你這個打響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一槍的家伙頒發一枚勛章。”與此同時，美國的軍事出版物上也紛紛發表社評支持迪芬多夫和庫安貝克的舉動。在媒體的關注冷卻之后，兩位飛行員雙雙被被晉升為上校，并繼續留在軍中任職。
庫安貝克后來的座騎換成了F-86。之后，他去了美國陸軍軍官學校以及美國空軍學院擔任教員，取得了博士學位，并負責為五角大樓制定空軍戰略武器的發展計劃。越戰期間，庫安貝克又成為了國防部長的系統分析師，并于1970年以上校軍銜退役。 退役之后的庫安貝克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擔任資深學者，后來又在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效力，最后從中央情報局退休。
而迪芬多夫在朝鮮戰爭結束后，又在其他一些地方繼續服役，干的依然是他的最愛——飛行。1964年，已經開始駕駛F-4“鬼怪”式戰斗機的迪芬多夫在金蘭灣空軍基地的第557戰術戰斗機中隊擔任聯隊指揮官。迪芬多夫于1975年以上校軍銜退役，并于1996年逝世。
福萊徹·普羅迪上校表示：“對于庫安貝克和迪芬多夫來說，懲罰的確過于嚴厲了一點，而且也不太公平。不過你有沒有想過蘇聯方面會對那個機場的指揮官做出怎樣的處理？他的機場受到了攻擊。”
本文作者 ：李謹言翻譯，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微信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公眾號作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