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天， 廣州上映了瀟湘電影製片廠根據新一軍軍象的真實姓名和事蹟編制的動畫片《大象林旺》， 首映式請我去當嘉賓， 記者問我在緬甸有沒有見過軍象， 我說何止見過， 我還騎過呢。
密支那開打時正逢雨季， 我們新38師剛攻下孟拱， 處於備戰狀態。 我奉命帶著一個小組（其實就只有我和蘇志剛兩個人）在一個村子裡執行監視任務。 這個村子很大， 緊鄰交通要道， 離師指揮所比較近， 情況複雜——有和尚廟， 村裡很多人當過孟拱的偽員警， 偽警察局長的家也在此。 當時部隊沒有專門負責地方工作的政工人員，
師指揮所轉移後， 任務基本結束， 蘇志剛先期回隊， 我善後幾天， 正準備回去時， 遇到了大洪水， 道路完全被淹， 無法行動。
隊部派人雇了一隻大象來接我。 這可是我第一次、也是平生唯一的一次騎大象。
大象又高又壯， 黑黑瘦瘦的象奴站在地上喊了幾聲口令， 大象就乖乖地兩隻前腿跪下， 兩隻後腿伸展， 整個矮了一大截， 象奴讓我先爬上去， 坐在它背上的籃子裡， 然後他再爬上去， 騎坐在大象的脖子後面， 又喊口令， 象就起來了。 陡然覺得視野升高了很多。
大象在水中慢慢騰騰地向前走，
一路上搖搖晃晃， 中途不能下來， 餓了就吃乾糧， 雖然不自由但還舒服。 周圍都是泡在水裡的樹林， 沒有房屋， 看不見道路， 全憑象奴按照記憶認路。 水很混濁， 味道也不好聞。
走了大半天， 才到達隊部駐地。 從大象身上下來時， 我的兩條腿已經麻木得沒有知覺了。
誘敵來襲
大概是在八莫—南坎戰役期間， 我和王曰左組成一個小組到某山村偵察。 我們到達後， 通過嚮導， 與當地的老百姓混熟了， 找他們瞭解附近敵軍的情況。 他們說， 山下有一個日本人的兵站， 這幾天都在忙著撤退， 出出入入， 已經走了大部分人員和物質， 還剩下幾個善後的。
不久， 另一個小組也到了， 我們匯合在一起約有六七個人， 記得有王元生， 莫文元等。 大家都想教訓一下這幾個鬼子， 商議認為， 我們對山下情況不瞭解， 只帶了一支衝鋒槍， 其餘都是手槍， 去襲擊兵站顯然不可取， 把他們引誘上來再打比較合適。
我們找了一位元認識日本兵站的當地人， 請他下去給那幾個日本兵通風報信，
手槍和衝鋒槍遠距離射擊都打不准， 陣地戰沒有優勢。 幸好另一個組帶來了一支步槍， 漢陽造， 地道國貨， 是他們在來的路上從老百姓手裡收的。 第一次入緬退入野人山的國軍在叢林中遺留了很多武器， 老百姓隨便可以揀到。 他們看到中國軍人， 有點害怕， 主動交出來。 這支漢陽造保養得還可以， 乾乾淨淨， 膛線清晰， 隨槍還有六發子彈。 它就成為我們這次行動的主力武器。
我們所處的是山頂附近的一個避風處， 當地人用樹枝雜草搭建了一個簡陋的窩棚， 窩棚對面是一個U形的山脊， 是上到這座山的必經之路。 我們在對著山脊的方向挖了一個臨時掩體， 固定了兩個射擊位置，
夜幕降臨， 我們輪流在窩棚裡休息， 保持一個人在射擊位置警戒。 接近黎明時分， 正好輪到我值守。 黎明是最危險的時刻， 偷襲一般都發生在這時。
我沒有守多久， 敵人果然來了。 因為萬籟俱寂， 遠遠就能聽見腳步聲。 聲音漸行漸近， 對面山脊上一會兒就影影綽綽地出現幾個黑影。 我趴在固定射擊位置上， 抵緊漢陽造， 瞄準晃動的黑影， 覺得比較有把握之後， 果斷地扣動了扳機！
對面傳來一聲嚎叫， 我馬上換另一個位置（因為槍口冒出的火光會暴露目標）， 對著正在散開的影子又開了一槍， 再換個位置， 就這樣換來換去， 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把六發子彈打光了。
對面幾哩瓜拉地嚷成一片，聽出是日本話，還擊火力嘩嘩地射過來，打得周圍泥土亂迸。
第一聲槍響時窩棚裡的戰友就全都起來了。大家看到對面火力強，步槍子彈打完就沒用了，教訓敵人的目的也已經達到，決定撤退。乘著夜色，我們從白天已經看好的小路一溜煙往山下跑，很快就脫離了戰鬥。
等我們轉過一個山頭時，天剛剛亮。回身一望，接火的山上濃煙滾滾，肯定是偷襲的日本人惱羞成怒，放火燒了窩棚。因為搭棚子的枝葉都很潮濕，沒有明火，只冒黑煙。
這次小規模阻擊，算是我真正在戰場上與敵人對打。在諜報隊一直沒有參加戰鬥的任務，這次能夠親手持槍射擊敵人，而且是用我們國產的武器，有種特別的快意。當時一點兒也不緊張，打中敵人時心裡非常舒服、痛快。年老之後，每逢人家讓我講戰鬥故事，我想來想去，只有這次算得上，就拿它出來湊數。這次戰鬥的戰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從敵方的叫聲判斷，肯定打中了，不死也起碼傷了個把。
那個年代，雙方的戰鬥意識都很強。我們兩個組早已完成偵察，照理是可以休息歸隊的，但我們主動設陣誘敵，是出於對日本鬼子的仇恨，想乘機“打它個狗日的！”日本兵站正在撤退，殿后人員也沒有襲擊任務，他們輕易上當，可能也緣於戰鬥衝動，一方面想殺敵邀功，另一方面大概也是沒把中國軍隊放在眼裡。
域外中秋
我在國外度過了兩個中秋，1944年的中秋之夜是最難忘的。
那時我已經參戰了大半年，被隊裡配屬112團。在戰鬥中我結識了112團某營（好像是二營）的上尉指導員江流，他是廣州人，出身西關世家，曾經就讀南海中學，黃埔軍校畢業。雖然職務、出身、學歷、作戰經驗都比我高很多，但他對我一見如故，非常親切，我們很快就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他精通廣州故事，知道我住的那裡叫“旗下街”。他也教我很多安全與生活常識，例如：衝鋒槍平時一定要關好保險，不能當拐杖一樣杵著用。他說手下有一個班長，老兵油子，累了，杵著衝鋒槍上山，忘記關保險，結果槍走火，當場身亡。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以後我只要帶槍，第一件事就是檢查保險關好了沒有。
戰友之間
中秋節的那天晚上，沒有戰鬥，部隊休整，我與江流在緬甸的一個荒涼的寺廟中靜坐閒談。皓月當空，四周無人，非常安靜。我不禁想到了家人，我曾在中秋前夕看到一張國內的舊報紙，上面的大標題赫然寫著：“肇慶陷落”。當時心中一緊，對家人的惦念和擔憂油然而生。中秋的夜晚，面對一輪明月，想到在日寇的鐵蹄之下，我的母親和姐弟們，不知如何掙扎；我離家六年多，如今遠在異域，身處險境，不知何時、能否與家人團聚，心中無比難過。江流深有同感，但他一直用積極的觀點開導我。他很有說服力，不知不覺中，我的情緒慢慢地平復、樂觀起來。我倆開始天南地北地聊，當然說得最多的，還是廣州的往事。說著說著，我倆眼光不約而同地被一個物體吸引住了——寺廟的露天院中，聳立著一座佛塔，塔身雖然黝黑，但鑲嵌在上面的各種寶石，卻在如水的月光下閃閃發光。
我倆坐在那兒欣賞了半天，忍不住議論起來：哎，你估下（你猜一猜），這些寶石是不是真的呢？
緬甸的佛塔上經常會鑲嵌寶石，也沒有人看管，但完好無損。當地人敬畏神靈，不會偷竊。我倆雖然好奇，但也只是說說，看看，沒有動手，甚至沒有去摸一下。
年老的今天，每逢中秋，我總是會想起當年在緬甸寺廟院子裡的那個晚上，懷念英氣勃發的指導員江流，光復後回到廣州，我再也沒見過他，但他的面容，就像那些佛塔上的寶石一樣，在記憶裡閃著晶瑩的光。
偵搜遇險
諜報隊是危險係數很高的部門，諜報隊員通常比部隊的尖兵還要靠前，用廣東話說就是“行就行先，死就死先”（行軍走在前，犧牲最容易）。在緬北反攻作戰中，諜報隊損失了近三分之一的人員，主要是在反攻的前期。後來經驗逐漸豐富，犧牲人數就減少了。與戰鬥員不同的是，諜報隊員犧牲往往沒有目擊者。一般是，過了約好的時間還沒有回來，情報也沒有托人送回來，大家就知道他是犧牲了。
不過我命大，槍林彈雨打了幾年仗，沒死也沒傷。但平生有兩次想到過自殺。一次就是在緬甸叢林中偵察時，被日本兵發現，差點被俘。
應該是八莫戰役的時候。那天天氣非常好，地勢較開闊，心情也特別好。部隊遠遠地在後面，我和嚮導深入前方，沿途作了一些標記之後，我讓他送簡要情報給部隊，我自己繼續往前走。就在這時，我遇見了那個鬼子。
很近。我們倆幾乎同時發現對方，直線相距也就一百多米。他站得高，在一個高坡上，我處於下方，位置不利。他全副武裝，端著一把長槍。我當時上身穿便衣，下身穿筒裙，光著腳，背著一個又舊又髒的布挎包（用降落傘布與當地人換的），腰裡紮一根皮帶，插著德國毛瑟手槍，沒有要匣子，但關了保險，有衣服遮在外面。他誤以為我是當地的百姓，見我從敵人方向來，可能想抓我瞭解情況，或是給他當嚮導。坡很高，又陡，他不能從上面跳下來直撲我，必須繞個圈下來，於是他高聲叫我過去。我站在那兒沒動，他立馬開了一槍，看得出他還是想活捉我，子彈沒有打中，而是從我的頭頂飛過去，起威嚇作用。
乘他繞個彎過來的空當，我撒腿就跑，用了我的最快速度，一直跑到有樹林的地方，找了個掩蔽處臥倒，用耳朵貼近地面聽動靜，隱約聽到日本人住這兒奔來的叭叭的腳步聲。我心想，千萬不能給他抓住！如果被俘，日本人馬上就會發現我的真實身份，不僅會遭到羞辱、酷刑，而且最後還是要被處死，倒不如現在跟他拼個一死。
我拔出腰上的駁殼槍，檢查一下，平時我習慣不在彈倉裡壓滿十發子彈，避免彈倉高壓太久一旦彈跳不靈而誤事。這時看看，果然裡面只壓著七發。我把保險打開，伏在地上瞄準。我打算他一出現在我的視線裡就先發制人，拼它一陣，實在頂不住了（因為手槍的火力有限），又沒辦法撤走時，再給自己留最後一顆子彈，無論如何也不能當俘虜！當時精神高度緊張，最怕的就是槍出故障，只在心裡反復默念著：“千萬不要卡殼！”、“千萬不要卡殼！”
正當緊急關頭，忽然身後響起了一槍，雖然遠，但很大聲，這是我們部隊的槍聲！
我松了一口氣，再俯地聽時，日本人的腳步聲漸漸遠去了。但我還不敢出來，等了很久，我們那邊卻沒了動靜。天已經漸黑了，不能再等下去，我鑽出樹叢，冒險向響槍的方向前進，抵近時我大聲喊：“不要開槍！”那邊聽到我說中國話，即刻有人應聲：“你是哪一部份？”我答：“諜報隊的！”那邊喊：“過來吧！”
我安然回到隊部，大家見到我都露出非常詫異的表情。管理後勤的同學蘇志剛睜大眼睛盯著我，劈頭就問：“你怎麼回來了？”我莫名其妙：“我不回來還能去哪裡？”他說：“都以為你已經出事了呢！”
原來，部隊的遊動哨在一條小路邊揀到一個本子，交給師部。師部一看，上面又有中文，又有奇離古怪的標誌：叉叉、點點、勾勾等，猜想應該是諜報隊員的東西，交給了諜報隊。隊部一看筆跡，知道是梁振奮，問部隊的哨兵：揀本子處有沒有遺體？有沒有血跡？有沒有搏鬥過的痕跡？回答都沒有。隊部估計我大概是被俘了，乘亂將本子故意丟下，給自己人發信號。
所以當諜報隊的同事們看到我平安歸來時才會這樣的驚訝。蘇志剛說，還以為你被日本人抓走了。我說，得了！哪能被他們抓住，死都要搏一下！我摸了一下自己隨身挎的布袋，果然裡面的小本子不見了，什麼時候掉出來的我都不知道，當時精神高度緊張啊。
事後我回想了一下，判斷那個日本兵可能是遊動哨，或者像我一樣是個獨自行動的偵察兵，沒有同伴和後續支援，不然不會聽見我們這邊打了一槍後，他走得那麼快。
梁振奮口述，李蓓整理
對面幾哩瓜拉地嚷成一片，聽出是日本話，還擊火力嘩嘩地射過來，打得周圍泥土亂迸。
第一聲槍響時窩棚裡的戰友就全都起來了。大家看到對面火力強，步槍子彈打完就沒用了，教訓敵人的目的也已經達到，決定撤退。乘著夜色，我們從白天已經看好的小路一溜煙往山下跑，很快就脫離了戰鬥。
等我們轉過一個山頭時，天剛剛亮。回身一望，接火的山上濃煙滾滾，肯定是偷襲的日本人惱羞成怒，放火燒了窩棚。因為搭棚子的枝葉都很潮濕，沒有明火，只冒黑煙。
這次小規模阻擊，算是我真正在戰場上與敵人對打。在諜報隊一直沒有參加戰鬥的任務，這次能夠親手持槍射擊敵人，而且是用我們國產的武器，有種特別的快意。當時一點兒也不緊張，打中敵人時心裡非常舒服、痛快。年老之後，每逢人家讓我講戰鬥故事，我想來想去，只有這次算得上，就拿它出來湊數。這次戰鬥的戰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從敵方的叫聲判斷，肯定打中了，不死也起碼傷了個把。
那個年代，雙方的戰鬥意識都很強。我們兩個組早已完成偵察，照理是可以休息歸隊的，但我們主動設陣誘敵，是出於對日本鬼子的仇恨，想乘機“打它個狗日的！”日本兵站正在撤退，殿后人員也沒有襲擊任務，他們輕易上當，可能也緣於戰鬥衝動，一方面想殺敵邀功，另一方面大概也是沒把中國軍隊放在眼裡。
域外中秋
我在國外度過了兩個中秋，1944年的中秋之夜是最難忘的。
那時我已經參戰了大半年，被隊裡配屬112團。在戰鬥中我結識了112團某營（好像是二營）的上尉指導員江流，他是廣州人，出身西關世家，曾經就讀南海中學，黃埔軍校畢業。雖然職務、出身、學歷、作戰經驗都比我高很多，但他對我一見如故，非常親切，我們很快就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他精通廣州故事，知道我住的那裡叫“旗下街”。他也教我很多安全與生活常識，例如：衝鋒槍平時一定要關好保險，不能當拐杖一樣杵著用。他說手下有一個班長，老兵油子，累了，杵著衝鋒槍上山，忘記關保險，結果槍走火，當場身亡。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以後我只要帶槍，第一件事就是檢查保險關好了沒有。
戰友之間
中秋節的那天晚上，沒有戰鬥，部隊休整，我與江流在緬甸的一個荒涼的寺廟中靜坐閒談。皓月當空，四周無人，非常安靜。我不禁想到了家人，我曾在中秋前夕看到一張國內的舊報紙，上面的大標題赫然寫著：“肇慶陷落”。當時心中一緊，對家人的惦念和擔憂油然而生。中秋的夜晚，面對一輪明月，想到在日寇的鐵蹄之下，我的母親和姐弟們，不知如何掙扎；我離家六年多，如今遠在異域，身處險境，不知何時、能否與家人團聚，心中無比難過。江流深有同感，但他一直用積極的觀點開導我。他很有說服力，不知不覺中，我的情緒慢慢地平復、樂觀起來。我倆開始天南地北地聊，當然說得最多的，還是廣州的往事。說著說著，我倆眼光不約而同地被一個物體吸引住了——寺廟的露天院中，聳立著一座佛塔，塔身雖然黝黑，但鑲嵌在上面的各種寶石，卻在如水的月光下閃閃發光。
我倆坐在那兒欣賞了半天，忍不住議論起來：哎，你估下（你猜一猜），這些寶石是不是真的呢？
緬甸的佛塔上經常會鑲嵌寶石，也沒有人看管，但完好無損。當地人敬畏神靈，不會偷竊。我倆雖然好奇，但也只是說說，看看，沒有動手，甚至沒有去摸一下。
年老的今天，每逢中秋，我總是會想起當年在緬甸寺廟院子裡的那個晚上，懷念英氣勃發的指導員江流，光復後回到廣州，我再也沒見過他，但他的面容，就像那些佛塔上的寶石一樣，在記憶裡閃著晶瑩的光。
偵搜遇險
諜報隊是危險係數很高的部門，諜報隊員通常比部隊的尖兵還要靠前，用廣東話說就是“行就行先，死就死先”（行軍走在前，犧牲最容易）。在緬北反攻作戰中，諜報隊損失了近三分之一的人員，主要是在反攻的前期。後來經驗逐漸豐富，犧牲人數就減少了。與戰鬥員不同的是，諜報隊員犧牲往往沒有目擊者。一般是，過了約好的時間還沒有回來，情報也沒有托人送回來，大家就知道他是犧牲了。
不過我命大，槍林彈雨打了幾年仗，沒死也沒傷。但平生有兩次想到過自殺。一次就是在緬甸叢林中偵察時，被日本兵發現，差點被俘。
應該是八莫戰役的時候。那天天氣非常好，地勢較開闊，心情也特別好。部隊遠遠地在後面，我和嚮導深入前方，沿途作了一些標記之後，我讓他送簡要情報給部隊，我自己繼續往前走。就在這時，我遇見了那個鬼子。
很近。我們倆幾乎同時發現對方，直線相距也就一百多米。他站得高，在一個高坡上，我處於下方，位置不利。他全副武裝，端著一把長槍。我當時上身穿便衣，下身穿筒裙，光著腳，背著一個又舊又髒的布挎包（用降落傘布與當地人換的），腰裡紮一根皮帶，插著德國毛瑟手槍，沒有要匣子，但關了保險，有衣服遮在外面。他誤以為我是當地的百姓，見我從敵人方向來，可能想抓我瞭解情況，或是給他當嚮導。坡很高，又陡，他不能從上面跳下來直撲我，必須繞個圈下來，於是他高聲叫我過去。我站在那兒沒動，他立馬開了一槍，看得出他還是想活捉我，子彈沒有打中，而是從我的頭頂飛過去，起威嚇作用。
乘他繞個彎過來的空當，我撒腿就跑，用了我的最快速度，一直跑到有樹林的地方，找了個掩蔽處臥倒，用耳朵貼近地面聽動靜，隱約聽到日本人住這兒奔來的叭叭的腳步聲。我心想，千萬不能給他抓住！如果被俘，日本人馬上就會發現我的真實身份，不僅會遭到羞辱、酷刑，而且最後還是要被處死，倒不如現在跟他拼個一死。
我拔出腰上的駁殼槍，檢查一下，平時我習慣不在彈倉裡壓滿十發子彈，避免彈倉高壓太久一旦彈跳不靈而誤事。這時看看，果然裡面只壓著七發。我把保險打開，伏在地上瞄準。我打算他一出現在我的視線裡就先發制人，拼它一陣，實在頂不住了（因為手槍的火力有限），又沒辦法撤走時，再給自己留最後一顆子彈，無論如何也不能當俘虜！當時精神高度緊張，最怕的就是槍出故障，只在心裡反復默念著：“千萬不要卡殼！”、“千萬不要卡殼！”
正當緊急關頭，忽然身後響起了一槍，雖然遠，但很大聲，這是我們部隊的槍聲！
我松了一口氣，再俯地聽時，日本人的腳步聲漸漸遠去了。但我還不敢出來，等了很久，我們那邊卻沒了動靜。天已經漸黑了，不能再等下去，我鑽出樹叢，冒險向響槍的方向前進，抵近時我大聲喊：“不要開槍！”那邊聽到我說中國話，即刻有人應聲：“你是哪一部份？”我答：“諜報隊的！”那邊喊：“過來吧！”
我安然回到隊部，大家見到我都露出非常詫異的表情。管理後勤的同學蘇志剛睜大眼睛盯著我，劈頭就問：“你怎麼回來了？”我莫名其妙：“我不回來還能去哪裡？”他說：“都以為你已經出事了呢！”
原來，部隊的遊動哨在一條小路邊揀到一個本子，交給師部。師部一看，上面又有中文，又有奇離古怪的標誌：叉叉、點點、勾勾等，猜想應該是諜報隊員的東西，交給了諜報隊。隊部一看筆跡，知道是梁振奮，問部隊的哨兵：揀本子處有沒有遺體？有沒有血跡？有沒有搏鬥過的痕跡？回答都沒有。隊部估計我大概是被俘了，乘亂將本子故意丟下，給自己人發信號。
所以當諜報隊的同事們看到我平安歸來時才會這樣的驚訝。蘇志剛說，還以為你被日本人抓走了。我說，得了！哪能被他們抓住，死都要搏一下！我摸了一下自己隨身挎的布袋，果然裡面的小本子不見了，什麼時候掉出來的我都不知道，當時精神高度緊張啊。
事後我回想了一下，判斷那個日本兵可能是遊動哨，或者像我一樣是個獨自行動的偵察兵，沒有同伴和後續支援，不然不會聽見我們這邊打了一槍後，他走得那麼快。
梁振奮口述，李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