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此人被批软弱外交：日本伤亡320万后才明白他是对的

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中， 日本甲午戰爭之後， 就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家。 然而仔細研究起來， 在20世紀初日本也曾經由於世界局勢的變化， 從而產生“協調外交”的思想。 其核心就是由原有的軍事侵略中國大陸“帝國殖民”為核心， 轉變為列強協調， 特別是針對美國， 採取“在本國特殊利益不受侵害”的基礎上“對美友好”的政策， 然而最終卻以失敗告終。 這一過程， 在幣原喜重郎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

幣原喜重郎（上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外務次官， 戰後任美國大使。 後來， 在 1924 年至 1927 年、1929 年至 1931 年的五余年間，

任外務大臣一職， 指導日本的外交。 以華盛頓會議（1921 年～1922 年）為契機， 幣原喜重郎乃至日本整體外交呈現出了追求新理念的面貌。 “華盛頓體制”也由此成為日本前進道路上的指向標。

華盛頓海軍會議之前， 日本的有識之士實際已經明白通過軍備競賽、造艦競爭， 是一條死胡同。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半期， 寺內內閣甚至提倡制定“建立日美永久且穩固的友好關係”的方針， 這正是因為認識到了日美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性。 鑒於美國的財力優勢， 日本政府甚至希望由日、美資本家們共同出資來開發中國市場。 相反日本想要對抗美國的造艦計畫就必須傾注很大財力。 1917 年， 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堅決支持對美戰爭論， 到了1921年他主張回避對美戰爭論，

因為他承認：沒錢就不能戰爭。 但是， 因為日本只有從美國才能夠籌措到大量資金， 所以“日美戰爭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幣原喜重郎在華盛頓會議中說道：“現在， 破壞國民福祉， 有害于國際和平的海軍軍備競爭已成為過去式。 ”1924 年， 就任外務大臣後， 他宣言道：“如今， 權謀術數的政略乃至侵略政策的時代已經完全結束了， 外交在正義和平的道路上前進。 ”在幣原喜重郎身上， 我們看到日本出現了與“世界大趨勢”的浪潮統一步調， 捨棄排他、侵略的政策， 試圖開始制定本著和平、正義的精神， 以“符合國際間的親善”為基礎的外交方針。

然而幣原喜重郎的政策， 卻在當時收到國內外各方面的制約和攻擊。

在日本國內， 軍部的榆木疙瘩首先就蹦出來。 例如， 陸軍中將松井庫之助在其 1924 年所著的《護國要論國民軍事學》中講到：“鼓吹世界主義， 誇大博愛人道， 屢次努力抑制愛國心……這些辭藻華麗至極。 然而， 這只不過是學術理論上的空想、外交上的措辭而已……如果弱小的國家採用這一學說的話， 反而必定會因此而招致不可預測的禍端。 ”1931年1月， 佐多弘治郎在“實現科學的滿蒙對策”的演講中， 提到“和平主義思想終歸只不過是癡人說夢”的說法， 並多次對幣原喜重郎所採取的和平外交原則不斷進行抨擊和指責。

而在國外， 幣原喜重郎的政策也並沒有引發良好的回應。 例如幣原喜重郎就任外務大臣時， 美國議會通過了《排日移民法案》。

然而幣原喜重郎處於維護日美經濟關係的考慮， 不但對此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 而且還在倫敦裁軍會議上主張對美讓步。 這都給他帶來了被攻擊的“口實”。 另外， 幣原喜重郎對中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就是想要擴大日本在中國的貿易和投資， 從而實現中國市場日本利益最大化。 但中國此時正處於政治混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 根本無法實現日本貿易投資擴張的目標。

相對於中日之間的貿易關係， 美日之間的經貿往來更加重要。 但此時1929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已經開始。 在大蕭條的刺激下， 美國通過了斯姆特-霍利法案。 根據這項法案， 進口商品的稅率平均從40%升至48%， 3200種外國商品（占總數60%）的關稅上漲。 這給幣原喜重郎所推崇的國際協調主義一個極其響亮的耳光。

幣原喜重郎的外交， 在所有人的眼中都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個美好的夢想而已， 剩下來的就是準備戰爭而已。

最後雖然2次擔任外務大臣， 卻最終由於九一八事變而下臺。 幣原喜重郎以雄心勃勃的“幣原外交”登場， 最後也以“軟弱外交”而收場。 幣原喜重郎再次走上政壇， 則是14年後的1945年。 日本在付出軍隊傷亡220萬， 平民傷亡100萬的基礎上， 在美軍軍事佔領的陰影下， 重新走上了一條新路。 現在日本正在重新考慮修改憲法、加強武裝、國家正常化， 這對於日本來說， 到底是一條新路還是老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