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帆
編輯/劉汨 宋建華
珈楓
孫珈楓畫了一幅畫， 一隻犀鳥被罌粟花包圍著。 她對這幅畫的闡釋是：犀鳥是景頗族的圖騰， 把我們凝聚在一起。 那些美麗的罌粟花， 卻是奪走景頗族靈魂的東西。
珈楓
“菠蘿蜜熟了， 暑假也就到了”。
17歲景頗族女孩孫珈楓的暑假還沒有來。 5月中旬的一個午後， 我在昆明一所藝術學院的校門口見到孫珈楓， 她在這裡學畫畫， 為兩年後的高考做著準備。
站在我面前的珈楓描了眉， 擦著口紅， 細高的個子， 穿寬大的外套和牛仔褲， 讓人難以把她和5年前的那個女孩聯繫起來。
《景頗·夏天》的鏡頭裡， 女孩珈楓有著古銅色的皮膚， 留一頭短髮， 和夥伴們在龍江邊的沙場裡劃水玩沙。 背景旁白響起， 是她稚嫩的聲音“小時候的龍江比現在要寬多了， 也熱鬧多了， 都是人， 像下餃子一樣”。
對於孩子們來說， 大自然賦予村寨的一切， 都可以成為他們天然的遊樂場。 童年時的玩伴， 不介意天天黏在一起。 孩子們一起上山采雞樅， 一起把寫好的願望放進漂流瓶， 一起唱著載瓦語歌曲手把手走在路上……
童年時的珈楓像個假小子， 喜歡冒險， 能夠從橋上跳到江裡， 再游到江對面。 她還是“敢砸蛇”的女孩。 上小學的時候， 珈楓和同學在學校操場上玩， 看到蛇時， 男生們拿起石頭追著打， 女生們則“哇”一聲全跑了， 只剩下珈楓一個。 當時蛇的身體已經被男生們制服， “讓開！讓開！”珈楓舉起石頭， 上前鐺鐺鐺把蛇的頭砸爛了。
“按照景頗族習俗， 如果不把它的頭打爛的話， 它的朋友——變色龍會把它復活”， 珈楓告訴我。 她後來把蛇的屍體拿去垃圾堆， 路上撞見一個男老師， 對方很吃驚， 說她“虎得很”。
時光倒退回2010年的暑假， 那時李暘第一次遇見珈楓。 李暘是北京姑娘， 和丈夫荷蘭人樂安東來到德宏， 他倆根據自己的創意和設計，
白天排練時， 珈楓拿了一個破舊的白手套， 把五個手指頭一伸， 其中三個塗成紅的當“冠子”， 剩下兩個是“嘴”， 再加上“眼睛”， 馬上就是一個很生動的“公雞”。
晚上， 李暘帶著荷蘭志願者去珈楓家裡， 一路上珈楓像個“小話癆”， 興奮的向參觀者介紹著自己熟悉的鄉村生活。 看到牛， 珈楓“噌”就躥上去了， 告訴大家“我們都是騎牛的”。 到了家裡， 她又“噌”爬到樹上， 用手拍打著菠蘿蜜， 查看哪個熟了， 一晚上都“像猴兒一樣上下翻飛”。
初次見面， 李暘發現， 珈楓內心的小彩燈一閃一閃的， “她小時候的那種藝術靈感和創意， 真的是一種天分”。
李暘和孩子們在一起
李暘
在北京三裡屯SOHO， 我坐在一顆樹下等李暘。
這天下午， 李暘要帶景頗族男孩何勝磊拜訪其中一家紋身店， 何勝磊是榕樹根職業教育計畫的學員之一， 不久以後， 他將在這裡開啟艱辛的學徒生涯。
榕樹根之家的WiFi密碼是“20130526”， 2013年5月26日， 是榕樹根之家“進新房”的日子， 此後的5年時間內， 這所坐落在雲南大山裡的教育機構， 既是李暘和丈夫樂安東的家， 也成了景頗孩子們學習和創作的樂園。
1991年， 為研究載瓦語， 還是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學生的樂安東從昆明一路來到德宏， 成了當地景頗鄉親見到的第一個西方人。
2009年， 樂安東帶著妻子李暘來到這個被他稱作“第二個老家”的地方。 北京女孩第一次走進景頗人的世界， 她發現， 這裡有比丈夫描述的更吸引人的地方——孩子們。
帶著志願者在小學做活動時， 李暘發現， 那些小孩總躲在樹後面遠遠的看他們， 一回頭， 孩子們就像捉迷藏一樣躲起來， 等轉過來， 餘光會看見這些“小精靈”又鑽出來了， “在那兒各種看”。
孩子們會把一個芒果或者菠蘿蜜“像丟手絹似的”悄悄放在李暘背後再跑掉， “等你再看， 找不著是誰放的”。
孩子們很細心， 看李暘他們人多， 怕吃菠蘿蜜時把手弄黏了， 還在上面插上了竹簽。 李暘感動的要掉淚， 她想， 這些小孩子怎麼能這麼精細呢， 可他們又害羞的連見都不敢見自己！
彼此熟悉之後， 這種害羞很快消失了。 孩子們帶李暘爬山， 跟她講自己家和寨子裡各種好玩的事情， 有時候連一些家庭的傷痛和個人的隱私， 也就那麼脫口而出地講出來，他們與李暘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孩子們還一路給李暘找吃的：有一種草是甜的，不信你就嘬；有一個果子看著不怎麼樣，但是吃著還挺好吃的；那些蘑菇，有的紅紅的，但其實沒有毒反而很好吃，那幾個看著很安全的千萬不能吃；這種草最好不要碰，不然你會癢得受不了；沒關係，我來幫你把會癢的草提前砍掉……
有一次，李暘的胳膊被毛毛蟲蜇了，一個小女孩抓了好多的草藥，在嘴裡嚼呀嚼，然後吐出來敷在李暘的胳膊上。下山的時候，紅腫神奇的消失了。
2010年，兒童教育公益組織“榕樹根”誕生。李暘說，最終留下她的，不是那些美好，而是對比。孩子們有獨特的天分，對動植物的知識很豐富，但他們覺得自己是“差學生”。
孩子們在一些學科上的表現確實不佳，做活動時，李暘發現，任何跟數字有關的遊戲，孩子們都玩不了，“六年級的孩子，不會背乘法口訣，不認字。7歲的和17歲的可以一起上課，因為不會的都一樣”。
他們特有的天分在學校也沒有得到肯定。李暘剛來山寨的那年，一個景頗族數學老師曾對她說，景頗族山裡小孩都可笨了，根本學不了數學。而實際上，山寨裡沒有幼稚園，上一年級之前不會漢語，孩子們要先學漢語，然後很快又要用漢語學數學，因而跟不上。
此外，因為沒有學前教育，加之一些留守兒童缺乏父母陪伴，學齡前孩子的一些基本的認知能力、邏輯能力都很弱，一年級數學語文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高的臺階，跨不上去，起點就落後，到三年級，就會有很多孩子完全聽不懂課，徹底放棄學習。
李暘說，她當時就看到了教育實驗的一種可能性，一種強烈的要做點什麼的心被激發了。“我一定要證明這些景頗孩子們有多棒，就專挑你們說的那些淘氣包，讓他們優秀起來，給你們看看”。
李暘和安東從開辦夏令營和冬令營入手，2010年夏天，木偶戲夏令營；2011年，自然藝術主題夏令營；2012年，“製作一本關於我的書”夏令營……
一次夏令營活動，需要孩子們設計出一份藏寶圖，在李暘和志願者們給出一份方案後，小珈楓很快提出了自己的創意，實踐出來的效果比原方案“更好，更有特點”。後來畫箭頭的時候，珈楓先在紙上剪出一個箭頭的漏洞，然後拿它當模子，很快就塗出一串標準化的、一模一樣的小箭頭來。
諸如此類的小細節讓李暘很早就意識到，對眼前的這個景頗女孩，自己不應該以一個老師的身份強壓給她什麼，因為“她不吃這一套”，她需要得到、也值得擁有足夠多的尊重。
“榕樹根”內景
一次別離
“假如我出去了，明年就不一定能回來。”《景頗·夏天》裡，珈楓要被爸爸送去怒江州六庫教學品質更好的學校讀書。
從家到六庫，要坐整整一天的汽車。“六庫那兒全都是城市啊，都是汽車，都是一些我無法適應的東西，然後也沒有我的小夥伴”，珈楓對著鏡頭說。
珈楓的好朋友木壯，用鮮花做了一頂“王冠”送給她，作為告別的禮物。臨別之際，好友間彼此無言，珈楓默默掉了眼淚，獨自走上開往遠方的大巴車。
紀錄片以一場別離收尾，成長的序幕也悄然拉開。
去了六庫，成績一直不錯的珈楓遇到了難題。因為小學沒有學過英語，這門課給她的學習帶來很大困擾。那時候，她因為背不好單詞被老師罰抄寫，一篇40多個單詞，每個抄七八十遍，需要連夜抄第二天才能交上作業。“其實我可以利用那段時間去學其他的，但是必須要完成那個作業，然後其他課就都落下來了”。
城市生活的諸多不適應，成績上突如其來的落差，這些讓珈楓變得鬱鬱寡歡，而父母的的責怪則讓她的心情一度跌到穀底。珈楓至今記得有一次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姐姐坐在一起輪番批評自己的場景，“他們只是覺得我讓他們沒有了面子”。
珈楓第一次抽煙是小學六年級，那時候她是好學生，好奇壞孩子的世界是什麼樣子，“試著抽了一根就覺得沒意思”。再次抽，是在六庫的時候。她初嘗人世的酸苦，選擇用刺痛自己的方式排解鬱悶。掀起衣袖，才能看到她用小刀在胳膊上劃出道道血痕。大一點的時候，她去文身，別人怕疼，她覺得很解壓。
那段時間裡，珈楓常常在深夜給李暘打電話，邊聊邊哭。她也不停找好朋友和志願者傾訴，最多的一個月花掉了700塊錢的話費，又挨了爸媽一頓數落。
當父母發現珈楓“變壞了”時，她被轉回了家鄉的中學。
成長的陣痛，也包括了朋友的漸行漸遠。珈楓發現，當自己終於和最要好的朋友在同一所中學念書時，兩人間的關係卻變得疏離。有段時間，一個童年閨蜜常常花錢沒有節制，吃飯的錢被一再壓縮，人也瘦的“跟杆子一樣”。珈楓監督她吃飯，讓她學著管理金錢。兩人之間起了隔閡。
李暘察覺到，轉學回來的珈楓，“整個人就頹了”。李暘給她補習英語，她是“皺著眉往外推”的狀態，而在以前，她的眼睛是打開的，是有光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怒江這一年給她毀了什麼”。
以榕樹根和孩子們為主角的紀錄片
歸來
李暘問珈楓，不想補英語吧？那咱就不補了，咱們玩去！
她決心，要讓珈楓內心那些暫時熄滅的小彩燈重新亮起來。
榕樹根的舞蹈隊成立，李暘特意選珈楓當隊長，讓她組織大家排練；李暘發現珈楓喜歡縫紉，就交給她管理縫紉機，送她五彩的布料，珈楓一下午就能噠噠噠踩著縫紉機給自己和小夥伴做出好幾身衣裙和挎包。給小同學讀繪本、通知聚會、發傳單……榕樹根裡有什麼事也都讓她張羅。
很快，珈楓優秀的領導力就展現出來了。這樣經過大概一年的時間，那個聰慧、有想法的女孩慢慢回來了，她對文化課的恐懼也在一點點減弱。
一次偶然的機會，李暘發現了珈楓寫的一篇作文，文中寫到，“如果沒有你，我應該還是個壞女孩，在不屬於自己的地方，做不適合自己的事……”
李暘知道，珈楓曾經的迷失不是因為她不夠努力，而是跟學校和家庭的教育環境有關。
李暘的童年在北京一個普通家庭裡度過，父母是燕山石化的工程師。工作繁忙。一次，5歲的李暘趁大人不在家，用油畫棒把傢俱全部畫上花，結果換來大人劈頭蓋臉一頓罵，讓她把畫擦掉。李暘當時又氣又委屈，覺得大人真不懂欣賞，“我用心裝飾我們家，以為會被誇獎，結果他們覺得我做壞事”。
小時候的李暘是個標準的“學霸”，上初中以後，學校的孩子分化出兩撥——石化子弟和當地村民的孩子。那時候，處於叛逆期的李暘跟“壞孩子”混在一起，也因此得到過老師的訓斥：你怎麼又跟小流氓一起玩？可李暘心裡不這麼認為，這些“小流氓”很仗義，人不壞，有的還很聰明。為什麼他們學習成績能差成那樣？是他自己放棄了自己，老師也放棄了他，當你給他貼了壞標籤，他不是只能壞給你看嗎？
後來，“好學生”李暘上了很棒的大學，先後做了跨國公司的律師和國際環保組織的高管，那時她穿著職業套裝，在北京國貿行色匆匆，拼命工作。直到來到景頗山寨，遇到一個又一個景頗孩子，李暘青少年時期經歷過種種“不公”的回憶，一下子就被激發了出來。
有一次，李暘和安東去附近的縣城，半夜被賓館隔壁的KTV吵得無法入睡，只好出去溜達，在廣場上看到一個攤一個攤的KTV，亮著小粉燈，外面搭著一個簾兒，裡面全是做性工作的女孩。有的孩子年齡看上去最多十四五歲，稚嫩的小臉上畫著濃妝，穿著暴露，全部翹著腿，在那唱歌接待客人，“進去一個拉一個簾”。
後來去夜場附近一走，李暘看到，雖然是在上學期間，街上很多男孩子都在泡網吧，喝酒，不少還染著頭髮。騎著摩托車的少年從李暘和安東身邊呼嘯而過，留下很濃的酒味。
這些東西把兩人刺激的睡不著覺，李暘跟安東躺在小旅館聊了一宿，李暘覺得，她不能想像也無法接受，幾年以後，那些和自己一起畫畫、讀繪本的小姑娘可能變成這樣子，也不能想像那些悄悄給自己塞過菠蘿蜜的男孩子，長大後會重蹈父輩的覆轍，喝酒，打架鬥毆，被毒品摧毀生活，留下年幼的後代無人看管。
“我在想這些孩子為什麼是這樣的，是因為他們沒有自我，看不見未來”。李暘說，8年來，榕樹根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陪伴成長”，為身邊的景頗山裡孩子“量身定制”課程和活動，與他們一起探討三個問題的答案：我是誰？我要什麼？如何做到更好的自己？
李暘的丈夫和孩子在一起 | 張帆
去與留
珈楓對李暘的第一印象是，哇，安東老師帶來的一個皮膚超白的姐姐，長得好看，哇，敢說敢做。後來接觸久了才知道，原來安東這個大個子老外比較內向，而小個子的李暘外向能幹。那時珈楓發現，原來女孩子也能這麼能幹，而不是像村裡人說的那樣，女孩子就只能在家生孩子、帶孩子，男人出去工作。
再過不到一個月，珈楓就要滿18歲了。她告訴我，她小學和初中的女同學們，有三分之一已經結婚了，或者將要結婚了，初中畢業以來，她已經收到不少喜帖。
珈楓的景頗名字是“葛仁木布”，“葛仁”是姓，“木布”翻譯過來是“小球”的意思。剛出生的珈楓只有兩斤，被醫生說成是養不活，還差點被送人，後來在媽媽的堅持下被留了下來。
童年起，作為女孩的珈楓就遭遇了種種性別上的不平等。小學時，她在學習上比男孩子付出更多的努力，卻無法得到對應的糖果。而那些成績不好的女生，得到的是老師的拳打腳踢和語言侮辱，“說你這麼蠢怎麼不去嫁人呢”。
她也曾見識過女生在遭遇性騷擾後所經歷的種種不公。有老師邀請女生去家裡吃果子，吃完後女孩以為老師是要帶自己去洗手，結果被領到一個房間，老師將門鎖上，把女孩抱起來猥褻。被猥褻的女生們，鮮有人選擇站出來揭發老師。“我很討厭那個環境，你明明是受害者，但這個社會會覺得就是你的錯”。
珈楓喜歡畫畫，2016年，她作為榕樹根職業教育計畫第一批的孩子，赴四川巴中學習繪畫基礎。去年，她考上雲南省藝術學院附屬中學，來到昆明求學，目前專業成績已在班裡排進前幾名。珈楓告訴我，她不想過“一眼就望到頭”的生活，想努力考上大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還有一個夢想，將來開一家服裝工作室，把傳統景頗服飾和街舞元素結合起來，女生也能穿著景頗服裝跳街舞。
快到18歲的珈楓看起來成熟且獨立。她也和初到大城市的其他景頗孩子們一樣，面臨著各自的難題和困惑。李暘發現，如果自己帶著孩子們，能給他們買東西，孩子們就喜歡逛街，可是有些孩子自己一個人就不愛逛街了，“因為一逛街就會證明我窮，就觸發自卑的情緒了”。
後來李暘回想，自己剛上班的時候，不也沒多少錢嗎，但還是挺喜歡逛街的，看到好看的衣服也會覺得想買，“就是你對未來是有正常而美好的期待的，你會相信自己經過努力上班攢錢，你就能買到你想要的東西。那為什麼現在這些孩子這麼不一樣？就因為她對未來的期待是不確定的，她就完全不覺得自己可以，看了一個特別喜歡的東西，她馬上的反應就是黯然傷神”。
留下來的李暘，想通過一次次“外力敲打”，幫助孩子們建立起這種對未來的期待，像鼓勵珈楓那樣，她要讓一撥又一撥成長起來的女孩們相信：不要向社會低頭，沒有那麼多“不可能”，靠自己努力，可以讓許多夢想變成現實。
榕樹根組織繪畫義賣時，珈楓曾向李暘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她想畫一個半裸著上身、露出乳房的景頗女孩形象，景頗族的身份可以通過頭飾和裙子體現，與眾不同的是，女孩手裡要拿著一把長刀。在景頗傳統裡，長刀是男人才能拿的東西，是男人出去披荊斬棘、開山、打獵用的，女人動不得。
李暘當時聽了很感動，“珈楓怕別人說她，我說沒關係，等你準備好了就去畫出來，我們要掛在榕樹根的牆上”。
榕樹根的孩子們在上吉他課
門開著，沒關過
紮根德宏寨子的8年來，李暘陪伴著200多個孩子成長，年齡最大的孩子裡，有人選擇上職校、當學徒，學習烹飪、健身、美髮、紋身，有人選擇參加普通高考繼續學業。走出大山的孩子們，在榕樹根老師和志願者的陪護下，大部分都走得越來越穩健，可是也有孩子無論怎樣幫助，卻還是持續做出令人痛心的選擇。
榕樹根前後接納過200多個志願者，但少有人能夠長久留下。“我們每天一邊在忙著找合適的人，一邊在拒絕很多不合適的人”，李暘告訴我，這份志願工作需要的是對孩子們無條件的接納。
“很多孩子存在不良行為習慣或行為偏差，包括表現出‘不知好歹’、甚至很惡劣的行為……各種各樣的問題，你得接納和理解它是怎麼產生的，他的原生家庭怎麼給到他這些負面的東西，你怎麼能拉他出來。這個過程說起來容易，但做到很難”。
李暘曾拉一個劣跡斑斑的男孩進榕樹根街舞隊，男孩是寨子人口中的“惡霸”，傳言中，他曾敲碎酒瓶紮向別人的脖子，提著砍刀去別的寨子打架……當李暘看到並接觸男孩本人以後，她選擇了相信這個孩子。李暘發現，男孩有著燦爛的笑容，本質不壞，只是內心脆弱，“我當時覺得，當你給一個人足夠多的信任，這個人就會越來越好”。
在榕樹根，“壞孩子”身上的“善”被最大程度激發出來，男孩來這裡做手工，跟女生們一起疊小紙花；跳刀舞時需要削木刀，全部的道具刀都是男孩做的；他還是榕樹根最會燒菜的孩子……
男孩後來還去了北京的一家餐廳實習，平時除了當服務員傳菜，他還給顧客跳舞，給同事們唱景頗歌，給大家帶來許多快樂，甚至有別的餐館聽說了想來挖他。那是他狀態最好的時候。
後來，男孩來來回回經歷了多次反復，和壞朋友一起，犯了不少事兒。今年四月，李暘要帶著職業教育組的孩子去昆明和北京，出發前的一個星期，榕樹根外正舉辦晚會，李暘進屋意外看到男孩出現在大活動室裡，他騎摩托受了傷，正在找藥。李暘知道他還和壞朋友混在一起，當時就哭了，說你快走啊，什麼時候才能下決心？你在毀自己啊，我24號就帶著何勝磊他們走了，男孩含著淚答應她說，我一定要跟你們一起走。
屋外，晚會還在繼續，手電筒射出的光交織在一起，李暘擦乾淚對男孩說，走，我們唱歌去。
男孩還是消失了。他被抓的前一晚，兩人在微信上交流，李暘對他說，我沒撒手啊你不許撒手，你再往下滑我就抓不住你了。後來手機那邊沒了消息，李暘知道，男孩出事了。
李暘告訴我，男孩的事情讓她變得“什麼都能接納了”。當一次男孩和自己吵完架氣憤的跑掉時，她和安東找了他一宿，又急又後悔，“我想就算他那天晚上再去犯事，都不怕，我還可以救他回來，我當時最怕他死，他當時的氣憤程度很可能會去飆車”。
“以前我的觀念和採取的措施是“確保型”的，就是我投入這麼多努力去幫助的孩子必須好，但是我後來發現，當外面你不可控的因素過於多，當他自身童年陰影過於重的時候，你什麼也確保不了，能做的只有讓他經歷一段屬於自己的美好時光，他們努力過，上進過，優秀過，被認可過，這本身就是意義。不能拿他們和別人比，要和他曾經的自己比”。
李暘說，自己的這扇“門“會一直開著的，有些迷失了的孩子可能不敢進來，但自己會一直等著的。
李暘告訴我，自己從小就倔，相信一件事，就會冒無數的風險，拼出命來幹這件事情，“當別人把他看成惡魔時，我總是能看到他眼裡的善，我就懊惱自己精力不夠，沒有十個李暘能夠勻出來幫他”。
快要離開昆明的時候，我坐在街舞教室裡看珈楓練跳舞。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們，課餘去上的街舞班、英語班、繪畫課、健身課……這些是李暘多次奔走為孩子們爭取來的機會。
歡快的音樂聲響起，女孩跟著老師舞動起來。李暘第一次陪她們來的時候，也是坐在這個位置上，她的眼睛裡看到了無限希望。
（圖片除署名外，為榕樹根志願者張維凱，劉敏，徐博聞 ，李衛平，謝夢茜拍攝）
也就那麼脫口而出地講出來，他們與李暘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孩子們還一路給李暘找吃的：有一種草是甜的，不信你就嘬；有一個果子看著不怎麼樣，但是吃著還挺好吃的；那些蘑菇，有的紅紅的，但其實沒有毒反而很好吃，那幾個看著很安全的千萬不能吃；這種草最好不要碰，不然你會癢得受不了；沒關係，我來幫你把會癢的草提前砍掉……
有一次，李暘的胳膊被毛毛蟲蜇了，一個小女孩抓了好多的草藥，在嘴裡嚼呀嚼，然後吐出來敷在李暘的胳膊上。下山的時候，紅腫神奇的消失了。
2010年，兒童教育公益組織“榕樹根”誕生。李暘說，最終留下她的，不是那些美好，而是對比。孩子們有獨特的天分，對動植物的知識很豐富，但他們覺得自己是“差學生”。
孩子們在一些學科上的表現確實不佳，做活動時，李暘發現，任何跟數字有關的遊戲，孩子們都玩不了，“六年級的孩子，不會背乘法口訣，不認字。7歲的和17歲的可以一起上課，因為不會的都一樣”。
他們特有的天分在學校也沒有得到肯定。李暘剛來山寨的那年，一個景頗族數學老師曾對她說，景頗族山裡小孩都可笨了，根本學不了數學。而實際上，山寨裡沒有幼稚園，上一年級之前不會漢語，孩子們要先學漢語，然後很快又要用漢語學數學，因而跟不上。
此外，因為沒有學前教育，加之一些留守兒童缺乏父母陪伴，學齡前孩子的一些基本的認知能力、邏輯能力都很弱，一年級數學語文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高的臺階，跨不上去，起點就落後，到三年級，就會有很多孩子完全聽不懂課，徹底放棄學習。
李暘說，她當時就看到了教育實驗的一種可能性，一種強烈的要做點什麼的心被激發了。“我一定要證明這些景頗孩子們有多棒，就專挑你們說的那些淘氣包，讓他們優秀起來，給你們看看”。
李暘和安東從開辦夏令營和冬令營入手，2010年夏天，木偶戲夏令營；2011年，自然藝術主題夏令營；2012年，“製作一本關於我的書”夏令營……
一次夏令營活動，需要孩子們設計出一份藏寶圖，在李暘和志願者們給出一份方案後，小珈楓很快提出了自己的創意，實踐出來的效果比原方案“更好，更有特點”。後來畫箭頭的時候，珈楓先在紙上剪出一個箭頭的漏洞，然後拿它當模子，很快就塗出一串標準化的、一模一樣的小箭頭來。
諸如此類的小細節讓李暘很早就意識到，對眼前的這個景頗女孩，自己不應該以一個老師的身份強壓給她什麼，因為“她不吃這一套”，她需要得到、也值得擁有足夠多的尊重。
“榕樹根”內景
一次別離
“假如我出去了，明年就不一定能回來。”《景頗·夏天》裡，珈楓要被爸爸送去怒江州六庫教學品質更好的學校讀書。
從家到六庫，要坐整整一天的汽車。“六庫那兒全都是城市啊，都是汽車，都是一些我無法適應的東西，然後也沒有我的小夥伴”，珈楓對著鏡頭說。
珈楓的好朋友木壯，用鮮花做了一頂“王冠”送給她，作為告別的禮物。臨別之際，好友間彼此無言，珈楓默默掉了眼淚，獨自走上開往遠方的大巴車。
紀錄片以一場別離收尾，成長的序幕也悄然拉開。
去了六庫，成績一直不錯的珈楓遇到了難題。因為小學沒有學過英語，這門課給她的學習帶來很大困擾。那時候，她因為背不好單詞被老師罰抄寫，一篇40多個單詞，每個抄七八十遍，需要連夜抄第二天才能交上作業。“其實我可以利用那段時間去學其他的，但是必須要完成那個作業，然後其他課就都落下來了”。
城市生活的諸多不適應，成績上突如其來的落差，這些讓珈楓變得鬱鬱寡歡，而父母的的責怪則讓她的心情一度跌到穀底。珈楓至今記得有一次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姐姐坐在一起輪番批評自己的場景，“他們只是覺得我讓他們沒有了面子”。
珈楓第一次抽煙是小學六年級，那時候她是好學生，好奇壞孩子的世界是什麼樣子，“試著抽了一根就覺得沒意思”。再次抽，是在六庫的時候。她初嘗人世的酸苦，選擇用刺痛自己的方式排解鬱悶。掀起衣袖，才能看到她用小刀在胳膊上劃出道道血痕。大一點的時候，她去文身，別人怕疼，她覺得很解壓。
那段時間裡，珈楓常常在深夜給李暘打電話，邊聊邊哭。她也不停找好朋友和志願者傾訴，最多的一個月花掉了700塊錢的話費，又挨了爸媽一頓數落。
當父母發現珈楓“變壞了”時，她被轉回了家鄉的中學。
成長的陣痛，也包括了朋友的漸行漸遠。珈楓發現，當自己終於和最要好的朋友在同一所中學念書時，兩人間的關係卻變得疏離。有段時間，一個童年閨蜜常常花錢沒有節制，吃飯的錢被一再壓縮，人也瘦的“跟杆子一樣”。珈楓監督她吃飯，讓她學著管理金錢。兩人之間起了隔閡。
李暘察覺到，轉學回來的珈楓，“整個人就頹了”。李暘給她補習英語，她是“皺著眉往外推”的狀態，而在以前，她的眼睛是打開的，是有光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怒江這一年給她毀了什麼”。
以榕樹根和孩子們為主角的紀錄片
歸來
李暘問珈楓，不想補英語吧？那咱就不補了，咱們玩去！
她決心，要讓珈楓內心那些暫時熄滅的小彩燈重新亮起來。
榕樹根的舞蹈隊成立，李暘特意選珈楓當隊長，讓她組織大家排練；李暘發現珈楓喜歡縫紉，就交給她管理縫紉機，送她五彩的布料，珈楓一下午就能噠噠噠踩著縫紉機給自己和小夥伴做出好幾身衣裙和挎包。給小同學讀繪本、通知聚會、發傳單……榕樹根裡有什麼事也都讓她張羅。
很快，珈楓優秀的領導力就展現出來了。這樣經過大概一年的時間，那個聰慧、有想法的女孩慢慢回來了，她對文化課的恐懼也在一點點減弱。
一次偶然的機會，李暘發現了珈楓寫的一篇作文，文中寫到，“如果沒有你，我應該還是個壞女孩，在不屬於自己的地方，做不適合自己的事……”
李暘知道，珈楓曾經的迷失不是因為她不夠努力，而是跟學校和家庭的教育環境有關。
李暘的童年在北京一個普通家庭裡度過，父母是燕山石化的工程師。工作繁忙。一次，5歲的李暘趁大人不在家，用油畫棒把傢俱全部畫上花，結果換來大人劈頭蓋臉一頓罵，讓她把畫擦掉。李暘當時又氣又委屈，覺得大人真不懂欣賞，“我用心裝飾我們家，以為會被誇獎，結果他們覺得我做壞事”。
小時候的李暘是個標準的“學霸”，上初中以後，學校的孩子分化出兩撥——石化子弟和當地村民的孩子。那時候，處於叛逆期的李暘跟“壞孩子”混在一起，也因此得到過老師的訓斥：你怎麼又跟小流氓一起玩？可李暘心裡不這麼認為，這些“小流氓”很仗義，人不壞，有的還很聰明。為什麼他們學習成績能差成那樣？是他自己放棄了自己，老師也放棄了他，當你給他貼了壞標籤，他不是只能壞給你看嗎？
後來，“好學生”李暘上了很棒的大學，先後做了跨國公司的律師和國際環保組織的高管，那時她穿著職業套裝，在北京國貿行色匆匆，拼命工作。直到來到景頗山寨，遇到一個又一個景頗孩子，李暘青少年時期經歷過種種“不公”的回憶，一下子就被激發了出來。
有一次，李暘和安東去附近的縣城，半夜被賓館隔壁的KTV吵得無法入睡，只好出去溜達，在廣場上看到一個攤一個攤的KTV，亮著小粉燈，外面搭著一個簾兒，裡面全是做性工作的女孩。有的孩子年齡看上去最多十四五歲，稚嫩的小臉上畫著濃妝，穿著暴露，全部翹著腿，在那唱歌接待客人，“進去一個拉一個簾”。
後來去夜場附近一走，李暘看到，雖然是在上學期間，街上很多男孩子都在泡網吧，喝酒，不少還染著頭髮。騎著摩托車的少年從李暘和安東身邊呼嘯而過，留下很濃的酒味。
這些東西把兩人刺激的睡不著覺，李暘跟安東躺在小旅館聊了一宿，李暘覺得，她不能想像也無法接受，幾年以後，那些和自己一起畫畫、讀繪本的小姑娘可能變成這樣子，也不能想像那些悄悄給自己塞過菠蘿蜜的男孩子，長大後會重蹈父輩的覆轍，喝酒，打架鬥毆，被毒品摧毀生活，留下年幼的後代無人看管。
“我在想這些孩子為什麼是這樣的，是因為他們沒有自我，看不見未來”。李暘說，8年來，榕樹根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陪伴成長”，為身邊的景頗山裡孩子“量身定制”課程和活動，與他們一起探討三個問題的答案：我是誰？我要什麼？如何做到更好的自己？
李暘的丈夫和孩子在一起 | 張帆
去與留
珈楓對李暘的第一印象是，哇，安東老師帶來的一個皮膚超白的姐姐，長得好看，哇，敢說敢做。後來接觸久了才知道，原來安東這個大個子老外比較內向，而小個子的李暘外向能幹。那時珈楓發現，原來女孩子也能這麼能幹，而不是像村裡人說的那樣，女孩子就只能在家生孩子、帶孩子，男人出去工作。
再過不到一個月，珈楓就要滿18歲了。她告訴我，她小學和初中的女同學們，有三分之一已經結婚了，或者將要結婚了，初中畢業以來，她已經收到不少喜帖。
珈楓的景頗名字是“葛仁木布”，“葛仁”是姓，“木布”翻譯過來是“小球”的意思。剛出生的珈楓只有兩斤，被醫生說成是養不活，還差點被送人，後來在媽媽的堅持下被留了下來。
童年起，作為女孩的珈楓就遭遇了種種性別上的不平等。小學時，她在學習上比男孩子付出更多的努力，卻無法得到對應的糖果。而那些成績不好的女生，得到的是老師的拳打腳踢和語言侮辱，“說你這麼蠢怎麼不去嫁人呢”。
她也曾見識過女生在遭遇性騷擾後所經歷的種種不公。有老師邀請女生去家裡吃果子，吃完後女孩以為老師是要帶自己去洗手，結果被領到一個房間，老師將門鎖上，把女孩抱起來猥褻。被猥褻的女生們，鮮有人選擇站出來揭發老師。“我很討厭那個環境，你明明是受害者，但這個社會會覺得就是你的錯”。
珈楓喜歡畫畫，2016年，她作為榕樹根職業教育計畫第一批的孩子，赴四川巴中學習繪畫基礎。去年，她考上雲南省藝術學院附屬中學，來到昆明求學，目前專業成績已在班裡排進前幾名。珈楓告訴我，她不想過“一眼就望到頭”的生活，想努力考上大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還有一個夢想，將來開一家服裝工作室，把傳統景頗服飾和街舞元素結合起來，女生也能穿著景頗服裝跳街舞。
快到18歲的珈楓看起來成熟且獨立。她也和初到大城市的其他景頗孩子們一樣，面臨著各自的難題和困惑。李暘發現，如果自己帶著孩子們，能給他們買東西，孩子們就喜歡逛街，可是有些孩子自己一個人就不愛逛街了，“因為一逛街就會證明我窮，就觸發自卑的情緒了”。
後來李暘回想，自己剛上班的時候，不也沒多少錢嗎，但還是挺喜歡逛街的，看到好看的衣服也會覺得想買，“就是你對未來是有正常而美好的期待的，你會相信自己經過努力上班攢錢，你就能買到你想要的東西。那為什麼現在這些孩子這麼不一樣？就因為她對未來的期待是不確定的，她就完全不覺得自己可以，看了一個特別喜歡的東西，她馬上的反應就是黯然傷神”。
留下來的李暘，想通過一次次“外力敲打”，幫助孩子們建立起這種對未來的期待，像鼓勵珈楓那樣，她要讓一撥又一撥成長起來的女孩們相信：不要向社會低頭，沒有那麼多“不可能”，靠自己努力，可以讓許多夢想變成現實。
榕樹根組織繪畫義賣時，珈楓曾向李暘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她想畫一個半裸著上身、露出乳房的景頗女孩形象，景頗族的身份可以通過頭飾和裙子體現，與眾不同的是，女孩手裡要拿著一把長刀。在景頗傳統裡，長刀是男人才能拿的東西，是男人出去披荊斬棘、開山、打獵用的，女人動不得。
李暘當時聽了很感動，“珈楓怕別人說她，我說沒關係，等你準備好了就去畫出來，我們要掛在榕樹根的牆上”。
榕樹根的孩子們在上吉他課
門開著，沒關過
紮根德宏寨子的8年來，李暘陪伴著200多個孩子成長，年齡最大的孩子裡，有人選擇上職校、當學徒，學習烹飪、健身、美髮、紋身，有人選擇參加普通高考繼續學業。走出大山的孩子們，在榕樹根老師和志願者的陪護下，大部分都走得越來越穩健，可是也有孩子無論怎樣幫助，卻還是持續做出令人痛心的選擇。
榕樹根前後接納過200多個志願者，但少有人能夠長久留下。“我們每天一邊在忙著找合適的人，一邊在拒絕很多不合適的人”，李暘告訴我，這份志願工作需要的是對孩子們無條件的接納。
“很多孩子存在不良行為習慣或行為偏差，包括表現出‘不知好歹’、甚至很惡劣的行為……各種各樣的問題，你得接納和理解它是怎麼產生的，他的原生家庭怎麼給到他這些負面的東西，你怎麼能拉他出來。這個過程說起來容易，但做到很難”。
李暘曾拉一個劣跡斑斑的男孩進榕樹根街舞隊，男孩是寨子人口中的“惡霸”，傳言中，他曾敲碎酒瓶紮向別人的脖子，提著砍刀去別的寨子打架……當李暘看到並接觸男孩本人以後，她選擇了相信這個孩子。李暘發現，男孩有著燦爛的笑容，本質不壞，只是內心脆弱，“我當時覺得，當你給一個人足夠多的信任，這個人就會越來越好”。
在榕樹根，“壞孩子”身上的“善”被最大程度激發出來，男孩來這裡做手工，跟女生們一起疊小紙花；跳刀舞時需要削木刀，全部的道具刀都是男孩做的；他還是榕樹根最會燒菜的孩子……
男孩後來還去了北京的一家餐廳實習，平時除了當服務員傳菜，他還給顧客跳舞，給同事們唱景頗歌，給大家帶來許多快樂，甚至有別的餐館聽說了想來挖他。那是他狀態最好的時候。
後來，男孩來來回回經歷了多次反復，和壞朋友一起，犯了不少事兒。今年四月，李暘要帶著職業教育組的孩子去昆明和北京，出發前的一個星期，榕樹根外正舉辦晚會，李暘進屋意外看到男孩出現在大活動室裡，他騎摩托受了傷，正在找藥。李暘知道他還和壞朋友混在一起，當時就哭了，說你快走啊，什麼時候才能下決心？你在毀自己啊，我24號就帶著何勝磊他們走了，男孩含著淚答應她說，我一定要跟你們一起走。
屋外，晚會還在繼續，手電筒射出的光交織在一起，李暘擦乾淚對男孩說，走，我們唱歌去。
男孩還是消失了。他被抓的前一晚，兩人在微信上交流，李暘對他說，我沒撒手啊你不許撒手，你再往下滑我就抓不住你了。後來手機那邊沒了消息，李暘知道，男孩出事了。
李暘告訴我，男孩的事情讓她變得“什麼都能接納了”。當一次男孩和自己吵完架氣憤的跑掉時，她和安東找了他一宿，又急又後悔，“我想就算他那天晚上再去犯事，都不怕，我還可以救他回來，我當時最怕他死，他當時的氣憤程度很可能會去飆車”。
“以前我的觀念和採取的措施是“確保型”的，就是我投入這麼多努力去幫助的孩子必須好，但是我後來發現，當外面你不可控的因素過於多，當他自身童年陰影過於重的時候，你什麼也確保不了，能做的只有讓他經歷一段屬於自己的美好時光，他們努力過，上進過，優秀過，被認可過，這本身就是意義。不能拿他們和別人比，要和他曾經的自己比”。
李暘說，自己的這扇“門“會一直開著的，有些迷失了的孩子可能不敢進來，但自己會一直等著的。
李暘告訴我，自己從小就倔，相信一件事，就會冒無數的風險，拼出命來幹這件事情，“當別人把他看成惡魔時，我總是能看到他眼裡的善，我就懊惱自己精力不夠，沒有十個李暘能夠勻出來幫他”。
快要離開昆明的時候，我坐在街舞教室裡看珈楓練跳舞。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們，課餘去上的街舞班、英語班、繪畫課、健身課……這些是李暘多次奔走為孩子們爭取來的機會。
歡快的音樂聲響起，女孩跟著老師舞動起來。李暘第一次陪她們來的時候，也是坐在這個位置上，她的眼睛裡看到了無限希望。
（圖片除署名外，為榕樹根志願者張維凱，劉敏，徐博聞 ，李衛平，謝夢茜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