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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明代会兴起崇拜关羽的狂潮

明朝在動盪不安的邊疆地區, 需要一批熟悉地方事務的武將長期鎮駐在那裡主持大局, 隨著時間的推移, 地方的武將慢慢地變成了“地頭蛇”, 這些傢伙在朝廷的默許之下實際上把軍職搞成了“父子相繼、兄終弟及”的變相世襲形式。 就這樣, 明朝集結重兵防禦蒙古的邊塞地區逐漸產生了以武將為主的軍功集團, 明代邊塞將門之家。

那時的軍隊, 四處都是義父義子、義兄義弟, 比如明末遼東祖大壽旗下的很多異姓將領, 都與祖大壽的外甥甯遠總兵吳三桂結為兄弟。 將帥之間存在異姓兄弟, 家丁之間也存在異姓兄弟——家丁們共同承認一個將領為義父,

那麼彼此之間自然便成了義兄義弟。 在這種注重虛擬血緣關係的時代背景之下, 興起了崇拜關羽的狂潮。

關羽是三國時期蜀國的名將, 生得“相貌堂堂, 威風凜凜”, 史稱“萬人之敵”。 他在漢末天下大亂之際, 跟隨漢室的後裔劉備起兵南征北戰, 為建立蜀國的事業立下汗馬功勞。 後來在鎮守荊州時被盤踞江東的孫吳政權伺機出兵偷襲而不幸被害。 關羽死後, 備受崇敬, 他在正史之中專門有傳記, 也是小說、戲劇等各種文藝作品的熱門人物。 他的事蹟千百年來膾炙人口, 上至達官貴要, 下至市井小民無不敬仰而交相讚譽。 不管是位列中國古代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國志》,

還是彙集宋元平話以及各種民間戲劇、傳說而編撰的明代文學巨著《三國演義》, 都記載了大量與關羽有關的英雄事蹟, 有些是基於活生生的史實, 有些是來源於民間的傳說, 還有的乾脆就是經過後人添油加醋的演義。 時間越往後推移, 關羽的輪廓就越來越清晰, 形象也越來越豐滿, 最終被塑造為一個具有忠、義、勇、烈等優越品格的高大全式的理想人物。

關羽死後, 其形象被後人神化, 並且在隋唐以後日漸受到儒、佛、道三教的大力推崇。 最早將關羽捧上神壇的是佛教, 《佛祖統紀》與《高僧傳》等佛教典籍記載, 隋朝開皇年間, 天臺宗智顗大師向隋文帝請求封關羽為佛教護法的“伽藍神”。 因而在一些佛寺的大殿中便擺上了關羽的神像,

與另一“伽藍神”韋駝做伴。

道教推崇關羽的時間比佛教晚, 但卻使關羽擁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廣見錄》記載, 北宋末年解州鹽池乾涸, 認為是邪神作怪, 有道士到玉泉山祈禱, 懇請關羽顯靈, 驅逐邪神。 而朝廷遂應龍虎山著名道士張繼先的要求封關羽為“崇寧真君”。 明朝建國, 皇室與道教的關係一向密切, 關羽便連帶沾了光, 交上了好運。 在萬曆年間, 因道士張通元之請, 明神宗將關羽的爵位由王升為帝, 號稱“協天護國忠義大帝”, 不久又改稱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 明思宗在位時又封其為“真元顯應昭明漢翼大天尊”。 關羽的封號越來越長, 也越來越拗口, 所以世俗之人乾脆將其簡稱為“關帝”。


洛陽關林寺壁畫

儒教也正面宣揚關羽的忠義精神, 按照儒家的禮儀對其進行祭祀。 唐代貞元年間, 位居荊南節制使的尹裴均, 是最早為關羽在江陵地區單獨建立廟宇進行祭祀之人, 但這只不過是地方公祭, 不算國家公祭。 當關羽作為歷代名將之一進入姜太公廟陪祭時, 才算與國家公祭沾上了邊。 到了宋元時期, 關羽繼續受到統治者的追捧, 先被封為忠惠公, 後又獲得武安王、英濟王、字濟王等爵號。 關羽由公爵升為王爵, 與姜太公的“武成王”都是屬於王爵, 差不多平級。 但是, 官方並沒有把關羽廟提升到姜太公廟那樣的崇高地位, 另外, 在姜太公廟中, 關羽仍然是陪祭者, 儘管其身份卓爾不群。 到了明朝建立, 統治者依舊保持著對關羽崇拜的習俗,

朱元璋於1394 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在南京雞籠山為關羽建廟。 當朱棣遷都北京之後, 又在京城建廟祭祀。 後來, 僅在北京城內外大大小小的關羽廟就達到近百座, 而地方上的關羽廟更是不計其數, 不過在官方的祭祀禮儀中, 關羽廟的地位仍然要比姜太公廟低。 另外, 在明代中期重新得到朝廷重視的姜太公廟中, 關羽也是陪祭者之一。

當道教人士請求朝廷將關羽的爵位由王升為帝, 朝中的士大夫們對此是樂見其成的。 一些民間人士竟然用關羽來取替姜太公的位置, 將其抬舉成為“武廟”的代表, 與孔子的“文廟”相提並論, 並得到地方官的默認而受到官祭。

民間的老百姓在各種戲劇、通俗小說的影響下, 興起了一浪接一浪的關羽崇拜熱潮,士大夫們對此加以接受,那是因為這種崇拜現象有符合儒家價值觀的地方。原來,這與中國古代史中的“正統”之爭有關。在魏、蜀、吳三國之中,究竟哪一個國家才是最有資格繼承漢朝的正統王朝?有人認為是魏國,理由是魏國不但擁有漢朝的大部分面積,而且佔有漢朝的舊都長安與洛陽。但也有人認為是僻處西南的蜀國,因為蜀國君主劉備是漢朝皇帝的子孫後裔。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的理學大儒朱熹強烈支持後一種觀點,他借古諷今,以蜀國為興複漢室的正統,貶魏國為篡漢的偽政權,這種思想隱喻當時的南宋為正統, 而將入侵中原的金國貶為偽政權,故也是符合儒家經典《春秋》中所闡明的“尊王攘夷”之義, 因而對後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而關羽為復興漢室流盡了最後一滴血,自然成為理學中偉大、光明而正確的正面人物。

明朝統治者用宋儒的理學來統一人們的思想,朱熹的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教材。朝廷很多文臣就是讀著朱熹的書而長大成人,並依照儒家的綱常理論作為處世的原則。朱熹所處的南宋王朝,受到金國的威脅,而明朝的北部邊境地區二百多年來也始終受到蒙古部落不同程度的騷擾,這讓明朝士大夫們對“尊王攘夷”的春秋大義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體會。另外,在明代廣為傳播的《三國演義》這部通俗小說中,關羽被塑造成為夜讀《春秋》的儒將,無形之中讓關羽又在讀書人的心目中加了分,因而像他這樣符合理學觀念的英雄人物自然容易讓士大夫們接受。

很多文官心儀的偶像是姜太公與劉伯溫,而軍中的將士們更加偏愛的是關羽。關羽具有義父與義兄弟的雙重身份,他既與劉備、張飛兩位結義,成為義兄義弟,又與關平結為義父義子,因而“義氣”便成了關羽身上很重要的一種優良品質。“義氣”這個詞的概括性很強,既可以與報效國家的“忠義”扯上關係,也可以把私人感情的“情義”蘊含於其中。總之,在家、國難分的中國古代,個人的所作所為要適合那個特定時代的行為規範,必要的時候要為家族或者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做出犧牲。

《三國演義》描述,關羽的一生為了“義氣”而不管個人的榮辱得失。作為劉備的義弟,他身在曹營心在漢,為了尋找義兄而拋棄了唾手而得的富貴。他過五關斬六將,為了護送義嫂而將生死置之度外。作為關平的義父,他身為表率,在義子面前任由醫生刮骨療毒而面不改色。他敗走麥城,父子同陷囹圄時挺身而出怒斥敵酋,充分表露出了一個軍人的勇氣,維護了家族的榮譽。明代將門之家為了鞏固軍事集團內部的秩序,需要提倡關羽那樣的“義氣”。無論是作為家長的將帥以及作為養子的家丁,還是作為義兄義弟的同僚,關羽都有他們值得學習的一面。

關羽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逐漸超過了姜太公、劉伯溫,比起開國皇帝朱元璋與開國武臣徐達等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他早年揚名立萬,豐富多彩的閱歷勝過晚年發跡的姜太公。他武藝高強,親歷戰陣而不同于文質彬彬的劉伯溫。他對君主自始至終忠心耿耿,沒有朱元璋那樣問鼎天下的野心。他享譽千古,不像徐達等開國武臣那樣傳出功高震主的流言蜚語。

在明代,《三國演義》的廣泛傳播,使關羽的故事家喻戶曉,而且這些故事早已被改編為各種戲劇,更加深入人心。據不完全統計,當時以關公為主角的戲曲作品有《關雲長大破蚩尤》《關雲長祝壽》《義勇辭金》《關羽卻印》《夜讀春秋》《單刀赴會》《關羽顯聖》《千里獨行》《華容釋曹》《雲長訓子》《壽亭侯怒斬關平》《關雲長聞訃權降》《雲長護河梁會》等。

歷史上的關羽現在經過重新包裝被塑造為軍人的模範,已適合時代的需要。關羽的傳奇經歷使不少武將產生了很強的代入感,幻想自己代替小說或戲劇之中的主人公,而與主人公產生同喜同悲的感覺。連明朝皇帝也崇拜關羽。永樂年間,《明實錄》記載朱棣曾經在北征蒙古時勉勵隨行諸將道:“關羽、張飛皆是三國時期的熊虎之將,生時忠誠可貫日月,死後百世被人祭祀。古今人才不相上下, 你們可要努力啊。”到了萬曆年間,南京吏部主事蔡獻臣寫的《清白堂稿》稱, 信奉道教的明神宗每當遇到難題時,便令道人扶乩,懇請道教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的“關帝聖君”顯靈,解決疑難。


頤和園長廊上的關羽畫像

明代社會普遍相信關於關羽顯靈的傳說,在很多軍隊駐紮的地點都有關帝廟,信徒們虔誠地祈求著,希望得到化身為戰神的關羽的保佑,軍人們臨陣前到廟裡上兩炷香,盼望會起到神靈附體,無往不利的效果。明代繼續流傳著關羽顯聖的神話,例如倭寇在東南沿海四處搗亂期間,官方特意在蘇州附近的要害地點滸墅關重修了一座關帝廟,以求其永鎮海疆。廟中專門刻有如下銘文:“鐵馬嘶齒, 金戈後先,再戰殲倭,雲旗儼然。”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請求關羽顯聖,發揮神力消滅來犯的倭寇。

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值得注意,就是明朝的邊塞將門之家崇拜關羽,而作為他們的對手,那些遊牧、漁獵部落以及各種境外政權,也崇拜關羽。既然關羽都同時被敵對的雙方所崇拜,那麼無論哪一方最後獲勝,對這個戰神的敬仰都會與日俱增。也就是說,崇拜關羽的現象不會隨著明朝滅亡而消失,只會繼續下去。

本文摘自《大明戰神譜》

興起了一浪接一浪的關羽崇拜熱潮,士大夫們對此加以接受,那是因為這種崇拜現象有符合儒家價值觀的地方。原來,這與中國古代史中的“正統”之爭有關。在魏、蜀、吳三國之中,究竟哪一個國家才是最有資格繼承漢朝的正統王朝?有人認為是魏國,理由是魏國不但擁有漢朝的大部分面積,而且佔有漢朝的舊都長安與洛陽。但也有人認為是僻處西南的蜀國,因為蜀國君主劉備是漢朝皇帝的子孫後裔。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的理學大儒朱熹強烈支持後一種觀點,他借古諷今,以蜀國為興複漢室的正統,貶魏國為篡漢的偽政權,這種思想隱喻當時的南宋為正統, 而將入侵中原的金國貶為偽政權,故也是符合儒家經典《春秋》中所闡明的“尊王攘夷”之義, 因而對後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而關羽為復興漢室流盡了最後一滴血,自然成為理學中偉大、光明而正確的正面人物。

明朝統治者用宋儒的理學來統一人們的思想,朱熹的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教材。朝廷很多文臣就是讀著朱熹的書而長大成人,並依照儒家的綱常理論作為處世的原則。朱熹所處的南宋王朝,受到金國的威脅,而明朝的北部邊境地區二百多年來也始終受到蒙古部落不同程度的騷擾,這讓明朝士大夫們對“尊王攘夷”的春秋大義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體會。另外,在明代廣為傳播的《三國演義》這部通俗小說中,關羽被塑造成為夜讀《春秋》的儒將,無形之中讓關羽又在讀書人的心目中加了分,因而像他這樣符合理學觀念的英雄人物自然容易讓士大夫們接受。

很多文官心儀的偶像是姜太公與劉伯溫,而軍中的將士們更加偏愛的是關羽。關羽具有義父與義兄弟的雙重身份,他既與劉備、張飛兩位結義,成為義兄義弟,又與關平結為義父義子,因而“義氣”便成了關羽身上很重要的一種優良品質。“義氣”這個詞的概括性很強,既可以與報效國家的“忠義”扯上關係,也可以把私人感情的“情義”蘊含於其中。總之,在家、國難分的中國古代,個人的所作所為要適合那個特定時代的行為規範,必要的時候要為家族或者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做出犧牲。

《三國演義》描述,關羽的一生為了“義氣”而不管個人的榮辱得失。作為劉備的義弟,他身在曹營心在漢,為了尋找義兄而拋棄了唾手而得的富貴。他過五關斬六將,為了護送義嫂而將生死置之度外。作為關平的義父,他身為表率,在義子面前任由醫生刮骨療毒而面不改色。他敗走麥城,父子同陷囹圄時挺身而出怒斥敵酋,充分表露出了一個軍人的勇氣,維護了家族的榮譽。明代將門之家為了鞏固軍事集團內部的秩序,需要提倡關羽那樣的“義氣”。無論是作為家長的將帥以及作為養子的家丁,還是作為義兄義弟的同僚,關羽都有他們值得學習的一面。

關羽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逐漸超過了姜太公、劉伯溫,比起開國皇帝朱元璋與開國武臣徐達等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他早年揚名立萬,豐富多彩的閱歷勝過晚年發跡的姜太公。他武藝高強,親歷戰陣而不同于文質彬彬的劉伯溫。他對君主自始至終忠心耿耿,沒有朱元璋那樣問鼎天下的野心。他享譽千古,不像徐達等開國武臣那樣傳出功高震主的流言蜚語。

在明代,《三國演義》的廣泛傳播,使關羽的故事家喻戶曉,而且這些故事早已被改編為各種戲劇,更加深入人心。據不完全統計,當時以關公為主角的戲曲作品有《關雲長大破蚩尤》《關雲長祝壽》《義勇辭金》《關羽卻印》《夜讀春秋》《單刀赴會》《關羽顯聖》《千里獨行》《華容釋曹》《雲長訓子》《壽亭侯怒斬關平》《關雲長聞訃權降》《雲長護河梁會》等。

歷史上的關羽現在經過重新包裝被塑造為軍人的模範,已適合時代的需要。關羽的傳奇經歷使不少武將產生了很強的代入感,幻想自己代替小說或戲劇之中的主人公,而與主人公產生同喜同悲的感覺。連明朝皇帝也崇拜關羽。永樂年間,《明實錄》記載朱棣曾經在北征蒙古時勉勵隨行諸將道:“關羽、張飛皆是三國時期的熊虎之將,生時忠誠可貫日月,死後百世被人祭祀。古今人才不相上下, 你們可要努力啊。”到了萬曆年間,南京吏部主事蔡獻臣寫的《清白堂稿》稱, 信奉道教的明神宗每當遇到難題時,便令道人扶乩,懇請道教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的“關帝聖君”顯靈,解決疑難。


頤和園長廊上的關羽畫像

明代社會普遍相信關於關羽顯靈的傳說,在很多軍隊駐紮的地點都有關帝廟,信徒們虔誠地祈求著,希望得到化身為戰神的關羽的保佑,軍人們臨陣前到廟裡上兩炷香,盼望會起到神靈附體,無往不利的效果。明代繼續流傳著關羽顯聖的神話,例如倭寇在東南沿海四處搗亂期間,官方特意在蘇州附近的要害地點滸墅關重修了一座關帝廟,以求其永鎮海疆。廟中專門刻有如下銘文:“鐵馬嘶齒, 金戈後先,再戰殲倭,雲旗儼然。”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請求關羽顯聖,發揮神力消滅來犯的倭寇。

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值得注意,就是明朝的邊塞將門之家崇拜關羽,而作為他們的對手,那些遊牧、漁獵部落以及各種境外政權,也崇拜關羽。既然關羽都同時被敵對的雙方所崇拜,那麼無論哪一方最後獲勝,對這個戰神的敬仰都會與日俱增。也就是說,崇拜關羽的現象不會隨著明朝滅亡而消失,只會繼續下去。

本文摘自《大明戰神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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