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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军装是特务,穿上军装是军人:被军统取代的军中警察

中國憲兵的萌芽與草創

作為世界上多數國家軍隊中的正規常設兵種, 有著維持軍隊紀律, 保障軍隊命令的執行, 組織軍事法庭等職權的憲兵, 最早起源于英法百年戰爭期間的法國, 後來因拿破崙軍隊橫掃歐洲而傳遍歐陸諸國, 19世紀開始傳入亞洲。

在中國古代軍制中, 也有擔任部分憲兵職權的軍種, 例如漢代之執金吾, 唐代之金吾衛、禁軍, 宋代之禁兵, 明代之上直尉、全國都司尉等, 歷代名稱雖殊, 但行駛職權與後來的憲兵類似。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憲兵萌芽首現於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 上一年的庚子國難後,

清廷與列強簽訂《辛丑合約》, 聯軍撤離北京, 清廷乃在北京成立“京師善後協巡營”, 維持京畿治安, 但此時的協巡營還不能算是現代意義上的憲兵。 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廷推行新政, 派載澤、徐世昌、紹英赴日本考察, 考察團經觀摩學習後, 返國乃仿效日本憲兵制度, 由慶親王和日本訂立合同, 聘請日本籍顧問川島康浪(日本憲兵軍官)于同年在大沽口創設憲兵學堂, 這是“憲兵”名稱首次在中國官方機構中出現。


茅乃封, 1912 年初擔任南京憲兵總司令

光緒三十二年(1906), 清廷頒佈陸軍員警試辦章程, 開始按照從日本學習來經驗試辦中國憲兵, 但此時的陸軍員警既未採用“憲兵”的名稱, 又兼管陸海兩軍。 北洋政府的軍制基本承清制而來,

雖然也置辦憲兵學校, 但在袁世凱死後, 北洋系分裂, 直、皖、奉等各系軍閥割據, 政令尚且不通, 遑論軍隊統一。 既然滿足不了統一性這個關鍵前提, 所謂的憲兵也只能是有名無實。

到1924年黃埔軍校建立後, 因時代需要, 在軍校第二期就開始設立憲兵科, 以造就憲兵幹部。 國民政府的憲兵首次走上戰場是在1925年10月, 蔣介石領導第二次東征, 將隨軍警衛之學兵連改為憲兵連, 分駐各地服務, 不久後即擴充為營。 東征結束後, 蔣介石也意識到發展憲兵的重要性, 遂于廣州成立憲兵訓練所, 訓練學生五百余人。

1926年7月,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 作戰規模比東征時期大得多, 鞏固後方革命根據地尤為重要, 當時留駐東江的第1軍軍長何應欽組織了百余士兵進行訓練,

成立憲兵隊, 用以維持地方治安, 糾察軍紀。 在北伐前線, 東征時組建的憲兵營隨第4軍出湘, 不久後隨總司令部行轅進駐南昌。 由於北伐進展迅速, 為適應戰地需要, 蔣介石先將憲兵營整編為三個獨立連, 同時另成立了一個憲兵團, 隸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 定都南京後, 該團即負責拱衛首都。 1928年春, 憲兵團改編為憲兵第1團, 同時, 原憲兵營及衛士大隊與軍委會憲兵第4營合編為憲兵第2團。

從北伐誓師到東北易幟, 憲兵始終參與, 保護統帥、整頓軍紀、維護治安等職責皆由憲兵擔當。 不過在北伐時代, 憲兵尚屬草創階段, 兵員不多, 設備簡陋, 國民政府憲兵就發展了這兩個團。 更重要的是國民黨當時尚未統一中國,

不具備憲兵的“統一性”這個關鍵要素, 很難與歐美或日本的憲兵做等量齊觀。 民國憲兵真正步入正軌, 是在中國達成形式上統一後的20世紀30年代初期。

“中國現代憲兵之父”谷正倫

北伐完成後, 統一的條件既已日趨成熟, 國民政府遂決心打造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憲兵。 1931年夏季, 政府招收優秀學生若干, 在蘇州成立憲兵第3團。 與此同時, 聘任憲警系主任魯頌兼任憲兵顧問, 在南京創辦憲兵教練所, 考選優秀士兩百餘人, 實施正式的憲兵教育, 這些士兵畢業後將回團充任憲兵軍士。

然而憲兵在中國的發展並不順利。 直到1931年底, 國民政府開始籌設憲兵司令部, 統一全國憲兵之教育指揮, 出於對首都南京安全的考慮,

決定對首都衛戍司令部進行改組, 以符名實。 經過幾個月的改組工作, 1932年1月16日, 憲兵司令部在南京正式掛牌成立, 該機構隸屬軍政部, 統轄全國憲兵。 同年8月20日, 國民政府頒佈憲兵令。 9月20日, 軍政部公佈憲兵服務規程, 確立憲兵制度, 明定憲兵執掌, 正規的憲兵才算是在中國建立。

提及民國憲兵的建設與發展, 必然繞不開一個人, 他就是有“中國現代憲兵之父”之稱的穀正倫。

穀正倫, 生於1889年, 貴州安順人, 早年曾參加辛亥革命, 民國成立後在黔軍中發展, 效力於新義系軍閥王文華麾下。 後南下投奔孫中山, 從此成為南方革命陣營中的一員驍將。 穀正倫一生最顯著的政績, 就是為國民政府編練了憲兵。


佩戴中將軍銜的谷正倫

早在北伐時期,他就接手憲兵編練事務,前文提及的憲兵營擴編為憲兵第1團,不久後編練憲兵第二團等工作,都是穀正倫在北伐期間一手操辦。1929年,南京衛戍司令部下令設立憲兵教練所,谷正倫自兼所長。次年,又向蔣介石提出成立憲兵司令部、充實憲兵教練所、擴建憲兵部隊等建議,並得到蔣介石的批准。

谷正倫任憲兵司令期間,基本是按照日本陸軍憲兵的模式來發展憲兵,具體而言,憲兵不僅是軍中員警,還要集黨務與特務、處常與備變一體。各憲兵團中,都設有警務室與“特高組”,實行特務統治,要求對上級絕對服從,將“不說謊,不作假,守本分,盡職責”作為憲兵官兵的座右銘。為了打造一支全新的現代憲兵部隊,谷正倫舉辦了憲兵軍官講習所,要求所有憲兵軍官都要接受專科教育,每期為兩個月。參與過第一期的騎兵教官張法乾回憶,講習所“講授科目很多,包括指紋學、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刑法、刑事訴訟法、軍刑法、犯罪學、憲法、國際禮儀等等,所有教授都是一時之選”。

憲兵成立和發展期間,正是日本侵華方針由蠶食步步演變為鯨吞之時,特殊的時代背景決定了憲兵的雙面性。憲兵官兵一方面與日偽鬥智鬥勇,另一方面也為國民政府鎮壓異己。例如國軍將領,中共地下黨員吉鴻昌擬定組織反蔣暴動計畫,憲兵偵知後迅速對其實施逮捕,不久後即將其殺害,北平中共市委組織及河北省委組織等地下機關均被憲兵破獲。在“圍剿”紅軍的蘇區,這些人主要任務是為了調查農村戶口,組訓民眾,偵防“匪情”。期間發生了不少以“剿匪”為名,濫殺無辜的事件。此時的憲兵職權相當大,凡憲兵團官兵穿上便衣,就可以進行特務活動;反之,只要穿上憲兵制服,就能夠擔負起憲兵的一切公開勤務。

1937年12月,南京保衛戰期間,日軍坦克攻陷南京光華門。此役中有大量憲兵參戰,憲兵副司令蕭山令等人殉國

1935年3月,穀正倫將憲兵訓練所改為憲兵學校,蔣介石兼任校長,谷正倫任教育長。谷一面通過憲兵學校培訓骨幹,一面招考新兵。新兵訓練期滿後,即編成新的憲兵團,同時遣散原有的憲兵。擔任過憲兵訓練所馬術教官的張法乾回憶說,憲兵部隊雖名義上隸屬軍政部,“實際上都直隸委員長,軍政部從不過問”。

不過,憲兵這種兼特務與軍中員警于一身的日本憲兵模式並未持續多久,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憲兵發展期間,一個叫力行社的秘密組織亦在蓬勃發展,尤其是力行社中由戴笠執掌的特務處,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特務組織。蔣介石既然有了特務處這把利劍,自然就沒必要將過大的權力下放給穀正倫的憲兵。

憲兵與南京保衛戰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憲兵部隊即被投入戰場作戰。配備于京滬沿線憲兵第1團隨軍前進,團部與第1營進駐無錫,團長丁樹中並兼無錫戒嚴司令。上海淪陷後,該部與友軍一同守衛無錫城,抵擋日軍進攻數日。當然,憲兵真正下血本的還是南京保衛戰。

淞滬會戰後期,國民政府高層曾對南京棄與守的問題召開會議,會上唐生智力主保衛南京,並親點了幾支精銳部隊:宋希濂的第36師、孫元良的第88師、桂永清的教導總隊、羅友勝的憲兵第2團以及張法乾的憲兵特務營。自全面抗戰以來,憲兵職能開始向軍事戰鬥單位轉變,但其裝備要優於普通作戰部隊,以憲兵特務營為例,該營作為司令部直屬部隊,下轄一個騎兵隊、一個裝甲車隊、一個炮兵隊以及各區憲兵隊,在部隊普遍缺斤少兩的當時,憲兵的陣勢實非其他普通部隊能比。


20世紀30年代,憲兵司令谷正倫對新聞記者談話

11月26日,戰火逼近南京,城郊部隊進入作戰態勢。經首都衛戍司令長官授令:憲兵第2團、憲兵教導團、憲兵重機槍營、憲兵通訊教導隊、憲兵特務營、憲兵第5團一部全部作為清涼山陣地的守備部隊,並將雨花臺一帶工事交陸軍第88師接收;憲兵第10團撤收郊外憲兵隊,憲兵練習團撤收郊外警備勤務部隊,分別擔任明故宮飛機場至三十四標一帶的守備任務......至此,在京憲兵全部投入保衛首都的作戰中。

12月9日上午7時,日軍由方山前進,協同坦克車三十餘輛,進佔光華門外的防空學校,並開始向光華門至通濟門之線攻擊。守備該處的部隊是教導總隊之一部,因兵力太少,清涼山陣地派來一個營的憲兵部隊增援,憲兵教導團團長周競人前往部署。不久後日軍在飛機野炮的掩護下開始發動進攻,增援的憲兵部隊沉著應戰,加上本是守備該地的教導總隊也是精銳,尤其放迫擊炮命中精准,幾經拉鋸,一度將進至光華門外護城河的來犯之敵擊退。同日,守備明故宮的憲兵部隊亦與日軍發生激戰,雙方兵力眾寡懸殊,處於劣勢的我軍憲兵部隊奉令縮短防線,退守淮清河、逸仙橋之線,對敵進行節節抵抗。

次日中午,日軍騎兵及便衣隊發動猛烈進攻,我方派出至上新河花堤之憲兵部隊誓死抵抗,多次粉碎敵人進攻。戰至12日,南京城多處陣地已失守。此時憲兵各部接到命令,向花營集中待命。至傍晚,接到集結下關渡江的撤退命令。此時所有在京憲兵部隊,歸憲兵第2團團長羅友勝指揮,負責掩護所屬部隊撤退。日軍步兵突入城內後,我方秩序大亂,淪陷在即,憲兵部隊與敵展開慘烈巷戰,激戰中,憲兵第2團團長羅友勝、特務營副營長陳雨森等皆壯烈犧牲。代司令蕭山令亦遇難,是憲兵部隊在抗戰中犧牲的最高長官,也是南京保衛戰中殉國的最高軍官。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黃埔路中央軍校舊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禮堂舉行。受降儀式上,中國憲兵負責擔任現場警衛,維持秩序

蕭山令,字鐵儂,湖南省益陽人(今益陽市赫山區四方山)人,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北伐完成後,於1929年出任首都衛戍司令部(司令谷正倫)參謀處中校參謀,開始其憲兵軍官生涯,曾主管全國憲兵的編制與訓練工作。南京殉國後,他被追授為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不過關於蕭山令犧牲的細節,亦如羅生門一般眾說紛紜。


南京受降儀式上,擔任警衛工作的憲兵上士于文端,儀式結束後於10月10日,身著憲兵制服專門留影

現在的主流觀點認為,南京陷落後,蕭山令悲憤不已,不願逃生,自殺殉國,為抗戰而亡。在1946年冬,憲兵司令部編印的《憲兵忠烈紀要》一書中則有更詳細的記載。此外還有兩種非主流的說法,一說是下關撤退時秩序大亂,蕭山令在踩踏事件中意外身亡。另一種則反差更大,出自憲兵營營長張法乾的回憶,他說“代司令蕭山令則以木板渡江,因副官攜帶銀元過重,遂連同衛兵沉入江中”。

不管怎麼說,憲兵在南京保衛戰中損失慘重是事實,根據國民政府官方統計,此役憲兵陣亡官兵自蕭山令以下共計1210人,生死不明者2584人,原本人數就不多的憲兵,在南京就損失了兩個團及一個營的兵力。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早在北伐時期,他就接手憲兵編練事務,前文提及的憲兵營擴編為憲兵第1團,不久後編練憲兵第二團等工作,都是穀正倫在北伐期間一手操辦。1929年,南京衛戍司令部下令設立憲兵教練所,谷正倫自兼所長。次年,又向蔣介石提出成立憲兵司令部、充實憲兵教練所、擴建憲兵部隊等建議,並得到蔣介石的批准。

谷正倫任憲兵司令期間,基本是按照日本陸軍憲兵的模式來發展憲兵,具體而言,憲兵不僅是軍中員警,還要集黨務與特務、處常與備變一體。各憲兵團中,都設有警務室與“特高組”,實行特務統治,要求對上級絕對服從,將“不說謊,不作假,守本分,盡職責”作為憲兵官兵的座右銘。為了打造一支全新的現代憲兵部隊,谷正倫舉辦了憲兵軍官講習所,要求所有憲兵軍官都要接受專科教育,每期為兩個月。參與過第一期的騎兵教官張法乾回憶,講習所“講授科目很多,包括指紋學、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刑法、刑事訴訟法、軍刑法、犯罪學、憲法、國際禮儀等等,所有教授都是一時之選”。

憲兵成立和發展期間,正是日本侵華方針由蠶食步步演變為鯨吞之時,特殊的時代背景決定了憲兵的雙面性。憲兵官兵一方面與日偽鬥智鬥勇,另一方面也為國民政府鎮壓異己。例如國軍將領,中共地下黨員吉鴻昌擬定組織反蔣暴動計畫,憲兵偵知後迅速對其實施逮捕,不久後即將其殺害,北平中共市委組織及河北省委組織等地下機關均被憲兵破獲。在“圍剿”紅軍的蘇區,這些人主要任務是為了調查農村戶口,組訓民眾,偵防“匪情”。期間發生了不少以“剿匪”為名,濫殺無辜的事件。此時的憲兵職權相當大,凡憲兵團官兵穿上便衣,就可以進行特務活動;反之,只要穿上憲兵制服,就能夠擔負起憲兵的一切公開勤務。

1937年12月,南京保衛戰期間,日軍坦克攻陷南京光華門。此役中有大量憲兵參戰,憲兵副司令蕭山令等人殉國

1935年3月,穀正倫將憲兵訓練所改為憲兵學校,蔣介石兼任校長,谷正倫任教育長。谷一面通過憲兵學校培訓骨幹,一面招考新兵。新兵訓練期滿後,即編成新的憲兵團,同時遣散原有的憲兵。擔任過憲兵訓練所馬術教官的張法乾回憶說,憲兵部隊雖名義上隸屬軍政部,“實際上都直隸委員長,軍政部從不過問”。

不過,憲兵這種兼特務與軍中員警于一身的日本憲兵模式並未持續多久,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憲兵發展期間,一個叫力行社的秘密組織亦在蓬勃發展,尤其是力行社中由戴笠執掌的特務處,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特務組織。蔣介石既然有了特務處這把利劍,自然就沒必要將過大的權力下放給穀正倫的憲兵。

憲兵與南京保衛戰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憲兵部隊即被投入戰場作戰。配備于京滬沿線憲兵第1團隨軍前進,團部與第1營進駐無錫,團長丁樹中並兼無錫戒嚴司令。上海淪陷後,該部與友軍一同守衛無錫城,抵擋日軍進攻數日。當然,憲兵真正下血本的還是南京保衛戰。

淞滬會戰後期,國民政府高層曾對南京棄與守的問題召開會議,會上唐生智力主保衛南京,並親點了幾支精銳部隊:宋希濂的第36師、孫元良的第88師、桂永清的教導總隊、羅友勝的憲兵第2團以及張法乾的憲兵特務營。自全面抗戰以來,憲兵職能開始向軍事戰鬥單位轉變,但其裝備要優於普通作戰部隊,以憲兵特務營為例,該營作為司令部直屬部隊,下轄一個騎兵隊、一個裝甲車隊、一個炮兵隊以及各區憲兵隊,在部隊普遍缺斤少兩的當時,憲兵的陣勢實非其他普通部隊能比。


20世紀30年代,憲兵司令谷正倫對新聞記者談話

11月26日,戰火逼近南京,城郊部隊進入作戰態勢。經首都衛戍司令長官授令:憲兵第2團、憲兵教導團、憲兵重機槍營、憲兵通訊教導隊、憲兵特務營、憲兵第5團一部全部作為清涼山陣地的守備部隊,並將雨花臺一帶工事交陸軍第88師接收;憲兵第10團撤收郊外憲兵隊,憲兵練習團撤收郊外警備勤務部隊,分別擔任明故宮飛機場至三十四標一帶的守備任務......至此,在京憲兵全部投入保衛首都的作戰中。

12月9日上午7時,日軍由方山前進,協同坦克車三十餘輛,進佔光華門外的防空學校,並開始向光華門至通濟門之線攻擊。守備該處的部隊是教導總隊之一部,因兵力太少,清涼山陣地派來一個營的憲兵部隊增援,憲兵教導團團長周競人前往部署。不久後日軍在飛機野炮的掩護下開始發動進攻,增援的憲兵部隊沉著應戰,加上本是守備該地的教導總隊也是精銳,尤其放迫擊炮命中精准,幾經拉鋸,一度將進至光華門外護城河的來犯之敵擊退。同日,守備明故宮的憲兵部隊亦與日軍發生激戰,雙方兵力眾寡懸殊,處於劣勢的我軍憲兵部隊奉令縮短防線,退守淮清河、逸仙橋之線,對敵進行節節抵抗。

次日中午,日軍騎兵及便衣隊發動猛烈進攻,我方派出至上新河花堤之憲兵部隊誓死抵抗,多次粉碎敵人進攻。戰至12日,南京城多處陣地已失守。此時憲兵各部接到命令,向花營集中待命。至傍晚,接到集結下關渡江的撤退命令。此時所有在京憲兵部隊,歸憲兵第2團團長羅友勝指揮,負責掩護所屬部隊撤退。日軍步兵突入城內後,我方秩序大亂,淪陷在即,憲兵部隊與敵展開慘烈巷戰,激戰中,憲兵第2團團長羅友勝、特務營副營長陳雨森等皆壯烈犧牲。代司令蕭山令亦遇難,是憲兵部隊在抗戰中犧牲的最高長官,也是南京保衛戰中殉國的最高軍官。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黃埔路中央軍校舊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禮堂舉行。受降儀式上,中國憲兵負責擔任現場警衛,維持秩序

蕭山令,字鐵儂,湖南省益陽人(今益陽市赫山區四方山)人,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北伐完成後,於1929年出任首都衛戍司令部(司令谷正倫)參謀處中校參謀,開始其憲兵軍官生涯,曾主管全國憲兵的編制與訓練工作。南京殉國後,他被追授為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不過關於蕭山令犧牲的細節,亦如羅生門一般眾說紛紜。


南京受降儀式上,擔任警衛工作的憲兵上士于文端,儀式結束後於10月10日,身著憲兵制服專門留影

現在的主流觀點認為,南京陷落後,蕭山令悲憤不已,不願逃生,自殺殉國,為抗戰而亡。在1946年冬,憲兵司令部編印的《憲兵忠烈紀要》一書中則有更詳細的記載。此外還有兩種非主流的說法,一說是下關撤退時秩序大亂,蕭山令在踩踏事件中意外身亡。另一種則反差更大,出自憲兵營營長張法乾的回憶,他說“代司令蕭山令則以木板渡江,因副官攜帶銀元過重,遂連同衛兵沉入江中”。

不管怎麼說,憲兵在南京保衛戰中損失慘重是事實,根據國民政府官方統計,此役憲兵陣亡官兵自蕭山令以下共計1210人,生死不明者2584人,原本人數就不多的憲兵,在南京就損失了兩個團及一個營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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