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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們義氣怎麼可能敵得過美金銀元?說說中原大戰時的三大軍閥經濟賬

張樾亭說楊愛源是閻錫山的外甥, 顯然是搞錯了, 後者外甥是梁化之, 不過楊是閻的五台同鄉, 而且為人忠厚老實, 所以狠得閻的重用, 是其首席助手。


楊愛源

1930年1月中原大戰前, 就與蔣開戰與否, 閻徵詢楊的意見, 楊向保定同期同學張詢問, 張說聯合馮玉祥討蔣, 從津浦、隴海兩線會攻徐州, 直搗南京, 速戰速決, 必能取勝!但我個人今天看來覺得張的主意並不高明, 首先戰爭要打經濟, 閻馮的經濟實力遠不如江浙財團支持的蔣介石, 兩家曾在孫殿英處聯合競價購買張鈁的人頭, 結果蔣稍稍跟追就把他們搞定了。

還有關外的奉系, 為拉攏張學良, 馮扣扣索索拿了四百, 閻大方出了一千, 蔣直接砸了三百萬!說到小張就是另外一個考慮不周了, 人家趴在關外, 平津就在眼前, 出兵關內有名有利, 背後捅刀子更鹵水點豆腐, 為啥不做順水人情給蔣呢?所以從根本上說, 閻馮這兩個low逼新軍閥就打不過買辦新軍閥的蔣介石。


(左起)馮玉祥、蔣介石、閻錫山合影

要說蔣介石喜歡拿雜牌軍頂缸, 馮玉祥、閻錫山一樣沒少幹, 中原大戰前夕, 徐源泉說打不用別打了, 張樾亭說如果要打必須速戰速決, 以精銳會攻徐州, 直搗南京。 這個危險, 蔣也看到了, 幾乎傾其精銳, 把嫡系能打的中央軍都頂上來了。 但馮卻派了孫殿英、萬選才和劉茂恩這樣的雜牌作為前驅,

而把真正能打的孫良誠、吉鴻昌和龐炳勳放在後面, 美其名曰敗中取勝之計。 倘若是我軍, 如此操作則可行, 而新舊軍閥這麼幹, 無疑找死, 前面的雜牌軍明白這是“打死敵軍除外患, 打死雜牌除內亂”的老套路, 所以頂住的決心不堅, 倒隨時有可能中了銀彈攻勢而反戈一擊, 起碼崩盤也是分分鐘的事。 更別說指揮這些雜牌的偏偏又是扣扣索索的九毛九閻老西, 劉茂恩軍吃喝都成問題, 青菜都買不起, 搞得劉整晚睡不好覺, 只好以酒代安眠藥, 過一天算一天。 此外對積怨已久的萬劉, 閻不但不促和, 還要分而治之。 果不其然, 孫、萬一觸即潰, 馮認為完全可信的劉茂恩拿了蔣的重金, 把萬作為見面禮投蔣,
戰場形勢立刻崩盤!


劉茂恩

與後來坑雜牌迥異的是中原大戰, 蔣介石的指揮相當有輕有重, 平漢線是輔助戰場就以雜牌來填空, 而自率德國軍事顧問團坐鎮徐州, 以嫡系精銳在隴海線展開攻勢, 天子守國門再加上好鋼用在刀刃上, 氣勢上就壓了閻馮一頭。 而後者多頭指揮, 搞得兩軍將領不知向誰負責, 由誰下最後決心, 寶貴戰機浪費在不斷請示和人情世故的醬缸。 閻軍崩了, 馮軍戰鬥力還是相當可以的, 危急時刻猛地撲上去撕咬住蔣軍主力, 以迅雷不急掩耳之勢殲滅了蔣軍大批有生力量, 繳獲大量作戰物資, 蔣軍以小勝開始, 以大敗告終, 得勝之師頓時漏出梅蘭芳部隊的馬腳, 銳氣頓時大減。 但問題來了,

你馮玉祥早幹啥去了?如果當初就抱定速戰速決破釜沉舟之心, 早點用吉鴻昌拿下徐州, 則津浦路一旦打開, 南京就唾手可得。 反之, 馮為跟閻搞好關係, 採取了內線作戰的保守方針, 沒有把握住稍縱即逝的戰機, 給閻擦屁股搞成了膠著狀態。 加上閻馮各部的配合戰鬥不諧, 會師徐州的計畫徹底落空, 想扳回來局面就很難了。

馮玉祥這個人小算盤扒拉得不比閻錫山少, 中原大戰幾次戰機就這樣被他白白丟失, 蔣VS馮閻桂, 蔣能把各路雜牌團結得較好, 馮就不行, 沒錢不說了, 還處處想佔便宜, 處處怕別人撿便宜, 說到底新舊軍閥都是私軍, 早晚都逃不過私心作祟這個坎兒。 第一次徐州攻勢失敗, 接著會師武漢的計畫又浪費了,

老天爺也是眷顧, 閻錫山覺得再不大幹一票就可能完蛋了, 緊急送來現款50萬和大量麵粉彈藥, 希望馮能對準徐州, 再莽一波!但馮卻覺得部隊此時動員的多是新兵, 傷亡不起, 搞不好就是替閻做桌菜, 於是就拖字訣。 拖啊拖, 別說閻錫山了, 楊愛源都看出來毛病了, 覺得馮玉祥要步劉茂恩的後塵, 是要坑晉軍的節奏。 最終兩家貌合神離, 你防備我, 我防備你, 便宜了蔣介石。


馮玉祥

馮玉祥總覺得閻錫山是九毛九, 給錢不利索, 還給的太少!其實他不知道, 閻不大氣不假, 關鍵還是底氣不足, 跟洋買辦江浙財團相比, 完全是叫花子跟龍王爺比寶。 豫陝甘大旱, 窮得馮軍上下欲哭無淚, 而表裡山河的山西情況好一些, 但也好的有限, 作為反蔣聯盟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經濟增長緩慢,還得完全負責後勤糧餉彈藥,難以支撐這場龐大的戰爭消耗,軍費開支很快超過其他所有開支並占到總收入的90%以上。有資料顯示,山西“全月收入計百四十萬,每月開支約百七十萬,軍費約百二十萬。”在戰爭進行的最緊張時刻,閻錫山不惜得罪洋大人,強行接受天津海關,截留關稅,其困難可想而知,所以崩盤是早晚的事兒,即便張學良不入關,馮閻也撐不下去。


民國十六年發行的山西金庫兌換券

馮玉祥雖是新軍閥,也不斷更新思想,算是個進步人士,但在組建抗日同盟軍的時候,其手段還是清末那套斬雞頭歃血為盟的玩意,比當年動輒脫褲子打屁屁高明不到哪去。1934年8月上旬的一個晚上,馮玉祥召集二三十人,有吉鴻昌、佟麟閣兩烈士,和後來出名的餘心清、丁樹本等人。深夜12點,開始宣誓儀式。對著馮的照片,下麵有香燭,還有一個案板,一把菜刀。宣誓人依次宣誓,面對照片,高舉左手,右手持刀,另有兩人負責在旁邊殺雞,一人摁著雞身,一人抻雞脖子,摁住雞頭,宣誓完畢後,宣誓人負責斬斷雞頭。宣誓詞也充滿了清末範兒:“我XXX,獻身同盟,服從領袖,遵守會章,抗日救國,始終不渝,如違誓言,甘受罰典!”當晚參加宣誓的宋聿修就吐槽說;“這個會沒有嚴密的組織,對於會員的行動也很少過問,所以實際上起的作用不大。”

宋聿修提到馮玉祥、程潛就任軍委會副長是李烈鈞的功勞,“好像一台戲,李在幕後做導演,馮程二人出臺主演”。由此看來,李真是國民黨的寶,做事踏實低調,黨國利益重於私利,護國護法如此,促蔣抗日也是如此。馮搞抗日同盟軍失敗後,李來找馮去南京,想讓抗日派包圍蔣,儘量消除親日派的力量,馮不願去說蔣出爾反爾,自己去勢單力孤不解決問題。李說你要利用好國民黨和國府雙重委員的發言權,如果我們主張抗日的中委都去南京開會一起發聲,這個力量就大了,比分散在各地強得多!經過不懈努力,到了37年2月,國民黨舉行五屆三中全會的時候,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李烈鈞等13人提出恢復孫中山先生手訂三大政策案,大張旗鼓提出團結禦侮。當時張繼作為提案發起人簽名後又有所顧慮,生怕被右派打擊,得罪了蔣介石,要將自己的簽名抹去。李烈鈞怒斥之:“姓張的怕,我姓李的不怕!”在張繼劃去名字的地方,堂堂正正簽上自己的姓名。可惜協和先生去世的早,不然就能看到新中國了。所以說抗戰對我們整個民族,都是一塊試金石,愛不愛國,真愛假愛,一試就出來了。


李烈鈞

李烈鈞想拖著馮玉祥、程潛這些抗日派,儘量在蔣介石周圍擠掉親日派的影響,實際上談何容易?1936年的西安事變是個機會,馮玉祥作為軍委會副委員長,由臨時國民黨中央任命為代理委員長,可當馮夾著公事包去開會時,卻發現人走樓空,一個負責的也沒,就剩下看門的小官,一打聽才知道,管事兒的都去何應欽公館辦公了。半個月時間,南京的軍權就掌握在何的手裡,何婆婆我們都知道妥妥的親日派,搞得馮都怕了,偷偷把手槍營調來二十人槍,人換便衣,槍裝在白菜堆裡,但很快就被何盯著了,要不是蔣介石回來,馮都準備逃出去了。

注:本文所有圖片均來源於網路。

本文為看北朝授權發佈,主編原廓,原著黨人碑。任何媒體或者公眾號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將追究法律責任

作為反蔣聯盟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經濟增長緩慢,還得完全負責後勤糧餉彈藥,難以支撐這場龐大的戰爭消耗,軍費開支很快超過其他所有開支並占到總收入的90%以上。有資料顯示,山西“全月收入計百四十萬,每月開支約百七十萬,軍費約百二十萬。”在戰爭進行的最緊張時刻,閻錫山不惜得罪洋大人,強行接受天津海關,截留關稅,其困難可想而知,所以崩盤是早晚的事兒,即便張學良不入關,馮閻也撐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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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雖是新軍閥,也不斷更新思想,算是個進步人士,但在組建抗日同盟軍的時候,其手段還是清末那套斬雞頭歃血為盟的玩意,比當年動輒脫褲子打屁屁高明不到哪去。1934年8月上旬的一個晚上,馮玉祥召集二三十人,有吉鴻昌、佟麟閣兩烈士,和後來出名的餘心清、丁樹本等人。深夜12點,開始宣誓儀式。對著馮的照片,下麵有香燭,還有一個案板,一把菜刀。宣誓人依次宣誓,面對照片,高舉左手,右手持刀,另有兩人負責在旁邊殺雞,一人摁著雞身,一人抻雞脖子,摁住雞頭,宣誓完畢後,宣誓人負責斬斷雞頭。宣誓詞也充滿了清末範兒:“我XXX,獻身同盟,服從領袖,遵守會章,抗日救國,始終不渝,如違誓言,甘受罰典!”當晚參加宣誓的宋聿修就吐槽說;“這個會沒有嚴密的組織,對於會員的行動也很少過問,所以實際上起的作用不大。”

宋聿修提到馮玉祥、程潛就任軍委會副長是李烈鈞的功勞,“好像一台戲,李在幕後做導演,馮程二人出臺主演”。由此看來,李真是國民黨的寶,做事踏實低調,黨國利益重於私利,護國護法如此,促蔣抗日也是如此。馮搞抗日同盟軍失敗後,李來找馮去南京,想讓抗日派包圍蔣,儘量消除親日派的力量,馮不願去說蔣出爾反爾,自己去勢單力孤不解決問題。李說你要利用好國民黨和國府雙重委員的發言權,如果我們主張抗日的中委都去南京開會一起發聲,這個力量就大了,比分散在各地強得多!經過不懈努力,到了37年2月,國民黨舉行五屆三中全會的時候,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李烈鈞等13人提出恢復孫中山先生手訂三大政策案,大張旗鼓提出團結禦侮。當時張繼作為提案發起人簽名後又有所顧慮,生怕被右派打擊,得罪了蔣介石,要將自己的簽名抹去。李烈鈞怒斥之:“姓張的怕,我姓李的不怕!”在張繼劃去名字的地方,堂堂正正簽上自己的姓名。可惜協和先生去世的早,不然就能看到新中國了。所以說抗戰對我們整個民族,都是一塊試金石,愛不愛國,真愛假愛,一試就出來了。


李烈鈞

李烈鈞想拖著馮玉祥、程潛這些抗日派,儘量在蔣介石周圍擠掉親日派的影響,實際上談何容易?1936年的西安事變是個機會,馮玉祥作為軍委會副委員長,由臨時國民黨中央任命為代理委員長,可當馮夾著公事包去開會時,卻發現人走樓空,一個負責的也沒,就剩下看門的小官,一打聽才知道,管事兒的都去何應欽公館辦公了。半個月時間,南京的軍權就掌握在何的手裡,何婆婆我們都知道妥妥的親日派,搞得馮都怕了,偷偷把手槍營調來二十人槍,人換便衣,槍裝在白菜堆裡,但很快就被何盯著了,要不是蔣介石回來,馮都準備逃出去了。

注:本文所有圖片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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