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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共用護士”叫到家裡來治病,靠譜嗎?

要點 | 速讀

1、雖然“共用護士”在很多城市已經得到了一些用戶的好評, 但是, 這種醫療模式處於政策真空區, 缺乏制度規範, 存在醫療風險大, 出了事故不知道找誰算帳等一系列問題。

2、“共用護士”的出現, 說明我國一些患者存在“看病不出門”的需求, 這種需求長期沒有得到滿足, 與我國“家庭醫生”的缺位有關。

3、有關部門一方面應當針對“共用護士”制定行業規範, 厘清護士與醫療平臺各自應負的責任;另一方面, 可以通過增加家庭醫生收入等方式, 提高家庭醫生的人數和服務品質, 進一步滿足患者“在家看病,

在家治病”的需求。

文 | 王陽

近期, 在山東、福建等地, 興起了一種名為“共用護士”的醫療模式。 用戶在手機APP裡下個單, 就能把護士叫到家裡來提供醫療服務。 目前來說, 這一模式還存在種種缺陷, 但它確實給一些患者帶來了便利, 也反映出很多人“看病不出門”的迫切需求。

“共用護士”缺乏制度規範

根據媒體在今年5月份的統計, 以“共用醫護”、“護士上門”為定位的醫療應用軟體有近20個。 這些軟體所提供的上門服務內容一般都有十幾項, 包括打針輸液、靜脈采血、外科傷口換藥、灌腸等。

出於安全考慮, 一般情況下, 使用者在網上預約上門醫療服務時, 必須上傳就醫證明和患者的處方、藥品資訊, 軟體平臺會對預約使用者進行審核,

對於不符合接單要求的用戶和醫療風險較高的用戶, 平臺會選擇拒接。

“共用護士”的價格在各APP上都不算貴, 一次上門服務從99元到139元不等。 這個價格還是比較合適的。 據報導, 85歲的濟南市民李大爺因身體原因需要留置尿管, 但李大爺有時會自己把尿管拔下來。 這時, 家人就會打120, 帶老人去醫院繼續插上尿管。 這樣折騰一趟要花500多元錢, 一個月要來回5次左右。 去年1月份, 李大爺的家屬通過某APP預約導尿服務, 而一次導尿服務的價格是130元左右, 平臺還會分別給護士和患者進行補貼獎勵, 最終, 患者僅花了80多塊錢。

此外, 對一些特殊患者來說, 在家治療也更加衛生安全。 據報導, 北京胡女士的孩子患有呼吸道感染。 胡女士擔心,

如果每天去醫院做霧化, 可能會被交叉感染其他疾病。 於是就在APP上請了一位兒科的護士到家裡給孩子做霧化治療。 這樣既不用一趟趟跑路, 又不用擔心被交叉感染。

不過, 現階段, “共用護士”也存在一些問題。 據《濟南時報》報導, 相關主管部門曾表示, 目前還沒有政策去規範這些簽約平臺。 這就導致一些平臺出現了疑似鑽規則漏洞的行為。 比如, 根據衛生部《醫療美容服務管理辦法》規定:實施醫療美容項目, 必須在相應的美容醫療機構或開設醫療美容科室的機構中進行。 然而, 很多“共用護士”平臺都將“注射美白針”列入了自己的上門服務範圍。 2017年初, 就曾出現過“網約護士給用戶打美容針, 導致用戶產生不適狀況”的事件。

而對於此類事件, 平臺方往往會把責任甩給護士, 解釋稱這是護士的私下行為, “不是平臺所能控制的”。

而風險規避制度的缺失, 則是“共用護士”平臺讓更多人放心不下的一點。 雖然對於風險較大的病號, 平臺一般不會接單, 護士也會選擇風險較低的訂單。 但很多醫療行為的風險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輸液。 有著11年從業經驗的北京某醫院護士長劉女士表示, 有時候, 同批次的輸液藥品, 病人昨天用沒事, 今天用可能就會出現不良反應。 據瞭解, 目前絕大多數平臺, 都沒有為護士配備應急的搶救設備。 而護士在病人家裡, 也不可能像在醫院一樣, 能馬上叫過來一個專業醫生。 在這種情況下, 病人就會非常危險。

“共用護士”背後,

是長期得不到滿足的家庭醫療需求

由於“共用護士”尚存的種種缺陷, 人們對於這個模式的合理性還存在一些爭議。 不過, 通過“共用護士”,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有許多人, 存在“看病不出門”的迫切需求。

資料也能從側面支援這一結論, 根據國務院公佈的《“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 再次指出了中國的老齡化問題:預計到2020年, 獨居和空巢老年人將增加到1.18億人左右。 如果這些老人生了病, 還需要一個人忍著痛苦, 上下樓, 跑到離自己家有一段距離的醫院, 哪怕是有電梯有計程車, 也實在是一件讓人有些於心不忍的事情。

然而, 在“共用護士”出現之前, 確實沒有什麼更好的解決辦法, 大多數情況下, 生了病就得去醫院治療。 這或許與我國家庭醫生的缺位有關。


各國家庭醫生占醫生總數比例(截止到2015年底)

據新華社報導,截至去年11月底,全國95%以上的城市開展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工作,超過5億人有了自己的家庭醫生。然而,中國家庭醫生的數量還是太少了。以北京為例,北京的基層醫療水準在全國已經算很好的了。而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給出的資料,北京一個家庭醫生可能要服務約兩千個人。這導致國內的家庭醫生由於精力有限,只能為老百姓提供最基礎的醫療服務,且是以預防為主。


各國每千人口家庭醫生數量(截止到2015年底)

而且,同樣是由於服務人數太多,所以,除非是面對一些特殊情況,否則中國的家庭醫生一般是待在社區醫院等當地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裡,不會上門服務的。

此外,與國外的家庭醫生相比,中國的家庭醫生還要應付別的麻煩——據《瞭望》雜誌報導,由於公共衛生的工作要求和相關考核指標等因素,不少建檔、隨訪、錄入等相關工作成為全科醫生的工作重心。而家庭醫生臨床醫療的職能往往被壓縮。根據文章《公衛與醫療不可顧此失彼》,在某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原來的病房被撤銷了,有的被用來存放慢病檔案,有的成了資料錄入的地方,還有的則空置”。

對此,北京大學醫學部全科醫學系副主任遲春花曾表達過不滿:“社區醫療服務的核心應該是基本醫療服務,而不是公共衛生服務。後者也很重要,不過不應成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工作的重點。如果全科醫生(全科醫生主要從事家庭醫生等關於基層醫療的工作)不能夠為病人解決基本醫療服務,就失去其核心功能了。”

面對在家看病的迫切需求,政府應厘清規範,加大投入

社會老齡化+缺位的家庭醫生,合力鑄成了很多中國人希望在家看病的迫切需求。“共用護士”雖然存在一些瑕疵,但它回應了“在家看病”這一樸素的願望。從相關新聞上看,“共用護士”的主要問題在於它缺乏規制,無法可依。這其實是正常現象,大多數規範的制定者在面對“互聯網+”模式的時候,都難免表現得滯後一些。北大教授吳志攀曾坦言:“我國的立法程式比較繁複,這也是必要的,但不適合互聯網+的新業態”。

所以,有關部門應當及時趕上,制定有關“共用護士”的行業規範,厘清平臺、護士、患者三方責任,盡力避免出了事故滯後,發生互相推諉的情況。

另一方面,政府也應當讓家庭醫生將重心放在一處醫療服務上,並加大投入,提高家庭醫生的收入,吸引更多醫學生從事家庭醫生的工作。2016年資料顯示,英國家庭醫生收入很有吸引力,每年收入約為11.6萬英鎊,而專科醫生每年收入約為10.6萬英鎊。而在中國,一個在地級市工作10年以上、具有中級職稱的家庭醫生,月薪也往往只有四五千元。

如果能將家庭醫生的工作品質提高,很多人在家看病的需求就能得到滿足。家庭醫生還可以和“共用護士”形成互補甚至競爭。因為一個處於診療狀態的家庭醫生,他的工作內容,有很大一部分是和護士重合的,比如霧化、輸液、測血壓等。所以,如果家庭醫生的服務品質提高了,人們對於共用護士的需求就會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共用護士”為了保持競爭力,就會自我優化,有意識地杜絕亂用藥,亂打美白針等低品質的服務。

這或許與我國家庭醫生的缺位有關。


各國家庭醫生占醫生總數比例(截止到2015年底)

據新華社報導,截至去年11月底,全國95%以上的城市開展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工作,超過5億人有了自己的家庭醫生。然而,中國家庭醫生的數量還是太少了。以北京為例,北京的基層醫療水準在全國已經算很好的了。而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給出的資料,北京一個家庭醫生可能要服務約兩千個人。這導致國內的家庭醫生由於精力有限,只能為老百姓提供最基礎的醫療服務,且是以預防為主。


各國每千人口家庭醫生數量(截止到2015年底)

而且,同樣是由於服務人數太多,所以,除非是面對一些特殊情況,否則中國的家庭醫生一般是待在社區醫院等當地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裡,不會上門服務的。

此外,與國外的家庭醫生相比,中國的家庭醫生還要應付別的麻煩——據《瞭望》雜誌報導,由於公共衛生的工作要求和相關考核指標等因素,不少建檔、隨訪、錄入等相關工作成為全科醫生的工作重心。而家庭醫生臨床醫療的職能往往被壓縮。根據文章《公衛與醫療不可顧此失彼》,在某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原來的病房被撤銷了,有的被用來存放慢病檔案,有的成了資料錄入的地方,還有的則空置”。

對此,北京大學醫學部全科醫學系副主任遲春花曾表達過不滿:“社區醫療服務的核心應該是基本醫療服務,而不是公共衛生服務。後者也很重要,不過不應成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工作的重點。如果全科醫生(全科醫生主要從事家庭醫生等關於基層醫療的工作)不能夠為病人解決基本醫療服務,就失去其核心功能了。”

面對在家看病的迫切需求,政府應厘清規範,加大投入

社會老齡化+缺位的家庭醫生,合力鑄成了很多中國人希望在家看病的迫切需求。“共用護士”雖然存在一些瑕疵,但它回應了“在家看病”這一樸素的願望。從相關新聞上看,“共用護士”的主要問題在於它缺乏規制,無法可依。這其實是正常現象,大多數規範的制定者在面對“互聯網+”模式的時候,都難免表現得滯後一些。北大教授吳志攀曾坦言:“我國的立法程式比較繁複,這也是必要的,但不適合互聯網+的新業態”。

所以,有關部門應當及時趕上,制定有關“共用護士”的行業規範,厘清平臺、護士、患者三方責任,盡力避免出了事故滯後,發生互相推諉的情況。

另一方面,政府也應當讓家庭醫生將重心放在一處醫療服務上,並加大投入,提高家庭醫生的收入,吸引更多醫學生從事家庭醫生的工作。2016年資料顯示,英國家庭醫生收入很有吸引力,每年收入約為11.6萬英鎊,而專科醫生每年收入約為10.6萬英鎊。而在中國,一個在地級市工作10年以上、具有中級職稱的家庭醫生,月薪也往往只有四五千元。

如果能將家庭醫生的工作品質提高,很多人在家看病的需求就能得到滿足。家庭醫生還可以和“共用護士”形成互補甚至競爭。因為一個處於診療狀態的家庭醫生,他的工作內容,有很大一部分是和護士重合的,比如霧化、輸液、測血壓等。所以,如果家庭醫生的服務品質提高了,人們對於共用護士的需求就會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共用護士”為了保持競爭力,就會自我優化,有意識地杜絕亂用藥,亂打美白針等低品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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