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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史新論之五：清洗章門， 胡適校長大翻身
文｜吳育仁
編者按
由於人記憶能力有限， 歷史敘事總是選擇性記憶的結果， 記憶的同時也就伴隨著遺忘。 從80年代以來， 坊間已經形成了對北大精神的一種標準敘事， 北大師生也深受其影響。 但本文作者對此提出挑戰， 認為“縱觀近代史， 總讓人感到北大很難說有什麼‘思想自由， 相容並包’的傳統， 倒是真有些革命鬥爭的傳統”。 作者“希望北大不要虛構一個它本不存在的傳統， 而遺忘了它真正存在過的傳統”。
本期重點：（1）胡適等掌握了用庚子賠款退款成立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在北大清洗反對派， 辭退了林損、許之衡， 逼迫馬裕藻讓出國文系主任， 轟走史學系主任朱希祖。 胡適終於壓倒當初努力巴結的章門弟子， 在北大呼風喚雨；（2）胡適在全面抗戰爆發後長期散佈失敗主義論調， 是所謂“低調俱樂部”的骨幹人物。
（四）胡適之的妙計
今天總有些朋友拿著某些官方指定的工資標準， 就大談民國尊重知識份子，
教育為第一窮部， 富有勢力者， 類唾棄不顧， 每月廿五支發薪費， 內、陸、海三部例領現金， 以有軍警關係也。 他部署則搭發紙幣， 惟教育部不但無一毫現金， 且積欠亦難望補發， 蓋以學生為人輕視也。
民國社會衰敗， 就業率極低， 往往一個教授要養活一家十幾口人。 甲校拖欠工資怎麼辦？去乙校兼職。 兼它五、六所學校的教職， 總能領到一份工資吧。
試想一個教師四處兼職， 能有多高的教學品質呢？其實還好， 不就是一份講義十年不換， 照本宣科，
在蔡元培、李石曾瞎整之後， 北大的經費可以說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好在美國人退還了庚子賠款， 還能拿美國人的錢， 不， 拿我們賠給美國人的錢辦教育。
當時美國人用退款成立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中基會”）。 1931年， 中基會第五次常會後， 幹事長任鴻雋就聯合蔣夢麟等人， 聘請胡適、翁文灝、傅斯年、陶孟和、孫洪芬為顧問委員， 負責議決基金分配。
抗戰勝利後， 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提到：
先生當年曾有一妙計， 以中基會助北大， 今日更頗有妙計， 惜中基會已不成也。
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等人拿中基會的錢注入北大， 一舉解決了北大的經費來源問題。 真是功德無量， 可惜這些人不是善茬。 要不然最多算慈善，
當時胡適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 下轄國文系和史學系。 前者由馬裕藻當主任， 後者的主任是陳受頤， 實際受傅斯年控制。 蔣校長讓胡適放手管理文學院， 當年待他和傅斯年不薄的馬裕藻， 一下子就成為了這幫人的絆腳石。
北大文科的工資和活動經費都是胡適等人發的， 他們能不為所欲為？當時有個叫“京平津滬各大學讀書聯合運動會”的組織， 就揭露了大量中基會的“黑幕”， 稱中基會成立以來就把持在“北大派學閥手裡”， “肆無忌憚， 為所欲為， 獎勵文化， 文化蕩然；提倡教育， 而教育反遭摧殘。 ”
果然， 拿到錢的胡適開始了他清洗反對派的工作。 1934年底， 胡適在總結當年工作時， 頗為得意地說道：
外國語文學系減去四個教授，
好一副生殺予奪操之我手的帝王派頭！
這些辭退的所謂“舊人”當中， 包括了林損、許之衡等人。 重要的是， 胡適等人通過辭退林損、許之衡， 逼迫馬裕藻讓出國文系主任一職。 加之此前傅斯年一面煽動學生鬧事， 一面連蒙帶騙轟走史學系主任朱希祖。 長期夾著尾巴做人的胡適， 到這一刻終於清理了章門弟子， 徹底翻身做主人。
冰心與吳文藻
此時的胡適， 門庭若市。 別人來拜訪， 他基本不回訪，這在當時是極不禮貌的。但前往阿諛奉承者仍絡繹不絕，誰讓此人掌握許多人的飯碗呢？一顆跨時代的學術巨星，就此冉冉升起。
公允地說，北大文科換血不能一概而論。某派某人長期擔任主任，確實不利於學科的多元化發展。但輪到胡適等人，又豈能容忍多元化？僅憑胡適那番話，就不難看出，所謂“相容並包”，對蔡元培來說僅為外表， 對胡適來說就更不成立了。經此一役，北大才算真正實現了百分百的新文化派。
考慮到朱希祖等人也是新派學人，這裡所說的百分百新文化派還應該加一個定語——某一派別的新文化派。
相比較其弟子傅斯年，胡適還算仁慈。對待恩師馬裕藻，傅斯年當面畢恭畢敬，以師尊相稱，背後卻寫信給蔣夢麟，稱“馬乃新舊為號，顛倒是非，若不一齊掃除，後來必為患害”，勸其“當機立斷，似不宜留一禍根”。不管傅氏對中國學術發展有什麼貢獻，從人品而論，不登大雅之堂也。
傅斯年
在胡適、傅斯年等人的掌控下，曾經在北大風光無限的章門弟子要麼趁早跑路，另謀高就，要麼全面抗戰爆發後被迫留在北平敵佔區“管理校產”。真令人唏噓不已。
也許這算是北大章門弟子咎由自取，要是當初他們真能“相容並包”以學術而不是門戶作為衡人量事的標準，又怎麼會受胡適之類投機客蠱惑呢？聯繫到後來胡適被擠去中研院，沒能涉足台大，傅斯年被活活罵死，真是因果迴圈，報應不爽啊。
（五）尾聲
胡適的運氣好極。七七事變爆發之初，他仍與汪精衛、周佛海等後來的一眾大小漢奸過從甚密。宣揚失敗言論不說，甚至成為了所謂“低調俱樂部”的骨幹人物。按照日本特務今井武夫的說法，蔣介石之所以在“八一三”以後派他出使美國爭取外援，實在是因為此人影響太壞，趁早支走以免影響抗戰，反倒保全了他的名節。
關於此期胡適的黑歷史，許多人都揭露過，這裡不再贅述。感興趣的朋友，也可以翻看原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的《抗日戰爭初期胡適的賣國罪證》（《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2期）。
值得一提，我們的作者張守濤還舉例說：
1948年12月中旬，胡適登上了南京派來的飛機，臨行前給湯用彤和鄭天挺留便箋說道：“今早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託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
這裡再補充一個事實。胡適曾經也想把湯用彤挖去臺灣。湯用彤跑去問好友錢穆。錢穆說，你傻啊，胡適的話你都信？哪次不是他用著時來求你，用不著了把你晾一邊？
湯用彤
錢穆的判斷沒有錯。與胡適學術觀點不合的繆鳳林也曾隨蔣政權跑去臺灣，結果在胡適等人的打壓下根本沒法立足，又灰溜溜地跑回大陸，下場頗慘。倒是湯用彤聽錢穆留在大陸，頗受重視。
三、結語
國民黨自不必說。共產黨的源頭來自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加上蔡元培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確實支持過國共合作，營救過進步人士。所謂“相容並包”等等遂成為了國共兩黨都不願意戳破的神話。
如果說蔡元培封聖還多出於歷史的機運，那麼胡適的神話確實太有成功學的典範意義了。依附北大章門站穩腳跟，媾和研究系名享全國，擁抱國民黨成為一代學閥，其心路歷程證明了：學術怎麼樣不重要，寬不寬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混。
帖子的作者張先生說“此時此刻，格外懷念蔡元培蔣夢麟胡適三位北大校長”，我不知道他懷念什麼？勾心鬥角的成功典範？用一句某位公共知識份子的名言來形容這些頂禮膜拜“民國范兒”的民國粉們，最合適不過：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縱觀近代史，總讓人感到北大很難說有什麼“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傳統，倒是真有些革命鬥爭的傳統。希望北大不要虛構一個它本不存在的傳統，而遺忘了它真正存在過的傳統。畢竟對於所有學術機構和知識人而言，嚴肅對待自己的歷史才是最起碼的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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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基本不回訪，這在當時是極不禮貌的。但前往阿諛奉承者仍絡繹不絕，誰讓此人掌握許多人的飯碗呢？一顆跨時代的學術巨星，就此冉冉升起。公允地說，北大文科換血不能一概而論。某派某人長期擔任主任，確實不利於學科的多元化發展。但輪到胡適等人，又豈能容忍多元化？僅憑胡適那番話，就不難看出，所謂“相容並包”，對蔡元培來說僅為外表， 對胡適來說就更不成立了。經此一役，北大才算真正實現了百分百的新文化派。
考慮到朱希祖等人也是新派學人，這裡所說的百分百新文化派還應該加一個定語——某一派別的新文化派。
相比較其弟子傅斯年，胡適還算仁慈。對待恩師馬裕藻，傅斯年當面畢恭畢敬，以師尊相稱，背後卻寫信給蔣夢麟，稱“馬乃新舊為號，顛倒是非，若不一齊掃除，後來必為患害”，勸其“當機立斷，似不宜留一禍根”。不管傅氏對中國學術發展有什麼貢獻，從人品而論，不登大雅之堂也。
傅斯年
在胡適、傅斯年等人的掌控下，曾經在北大風光無限的章門弟子要麼趁早跑路，另謀高就，要麼全面抗戰爆發後被迫留在北平敵佔區“管理校產”。真令人唏噓不已。
也許這算是北大章門弟子咎由自取，要是當初他們真能“相容並包”以學術而不是門戶作為衡人量事的標準，又怎麼會受胡適之類投機客蠱惑呢？聯繫到後來胡適被擠去中研院，沒能涉足台大，傅斯年被活活罵死，真是因果迴圈，報應不爽啊。
（五）尾聲
胡適的運氣好極。七七事變爆發之初，他仍與汪精衛、周佛海等後來的一眾大小漢奸過從甚密。宣揚失敗言論不說，甚至成為了所謂“低調俱樂部”的骨幹人物。按照日本特務今井武夫的說法，蔣介石之所以在“八一三”以後派他出使美國爭取外援，實在是因為此人影響太壞，趁早支走以免影響抗戰，反倒保全了他的名節。
關於此期胡適的黑歷史，許多人都揭露過，這裡不再贅述。感興趣的朋友，也可以翻看原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的《抗日戰爭初期胡適的賣國罪證》（《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2期）。
值得一提，我們的作者張守濤還舉例說：
1948年12月中旬，胡適登上了南京派來的飛機，臨行前給湯用彤和鄭天挺留便箋說道：“今早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託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
這裡再補充一個事實。胡適曾經也想把湯用彤挖去臺灣。湯用彤跑去問好友錢穆。錢穆說，你傻啊，胡適的話你都信？哪次不是他用著時來求你，用不著了把你晾一邊？
湯用彤
錢穆的判斷沒有錯。與胡適學術觀點不合的繆鳳林也曾隨蔣政權跑去臺灣，結果在胡適等人的打壓下根本沒法立足，又灰溜溜地跑回大陸，下場頗慘。倒是湯用彤聽錢穆留在大陸，頗受重視。
三、結語
國民黨自不必說。共產黨的源頭來自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加上蔡元培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確實支持過國共合作，營救過進步人士。所謂“相容並包”等等遂成為了國共兩黨都不願意戳破的神話。
如果說蔡元培封聖還多出於歷史的機運，那麼胡適的神話確實太有成功學的典範意義了。依附北大章門站穩腳跟，媾和研究系名享全國，擁抱國民黨成為一代學閥，其心路歷程證明了：學術怎麼樣不重要，寬不寬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混。
帖子的作者張先生說“此時此刻，格外懷念蔡元培蔣夢麟胡適三位北大校長”，我不知道他懷念什麼？勾心鬥角的成功典範？用一句某位公共知識份子的名言來形容這些頂禮膜拜“民國范兒”的民國粉們，最合適不過：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縱觀近代史，總讓人感到北大很難說有什麼“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傳統，倒是真有些革命鬥爭的傳統。希望北大不要虛構一個它本不存在的傳統，而遺忘了它真正存在過的傳統。畢竟對於所有學術機構和知識人而言，嚴肅對待自己的歷史才是最起碼的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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