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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與《史記》

拙編《史記品讀》近期出版, 在此貼出前言。

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8年

前言

司馬遷, 字子長, 西漢夏陽(今陝西韓城市南)人, 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 十歲之前在故鄉耕田放牧, 開始初步的學習, 十歲時, 已經能誦讀古文, 所謂古文是和漢代隸書(今文)不同的先秦時代的古文字, 這為他後來搜集、考訂古文史料打下了基礎。 十七八歲以前, 他跟隨董仲舒學習過《春秋》, 二十歲左右又隨孔子的十一世孫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

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讀書暫告一段落後, 二十歲的司馬遷開始了他的漫遊生活。 到長沙,

他看過屈原所沉之江, 行船于沅江、湘江上, 觀覽九疑山, 又南上廬山, 觀看大禹疏導九江的遺跡, 隨後到會稽太湟, 登會稽山, 探查禹穴, 上姑蘇台, 眺望五湖。 到楚國故地, 看春申君的故城宮室, 到淮陰, 瞭解了韓信的一些情況。 北上, 到齊魯之地, 考察孔子遺風, 參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 不知因為什麼原因, 他困在了鄱、薛、彭城, 之後經過漢高祖故鄉豐沛, 再經梁楚之地才回到長安。 此次遊覽無疑大大豐富了司馬遷對歷史的認識, 不僅使原來的書本知識變得鮮活了, 還獲得了很多非實地考察就難能知曉的人物事蹟和風土人情, 為以後《史記》的寫作準備了珍貴的素材。

漫遊結束後, 司馬遷開始做官, 任郎中。 元鼎五年(前112年)十月,

漢武帝幸雍, 在這裡祭五畤, 繼續西行, 越過隴山, 登上了崆峒山, 再西行, 到了祖厲河後返回。 整個過程, 司馬遷扈駕隨行。 元鼎六年, 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南略邛、笮、昆明”(《太史公自序》), 至下一年春, 回朝覆命。 此行, 中間有八九個月的時間, 可以充分考察西南地區, 對《西南夷列傳》的撰述當大有裨益。 元封元年(前110年), 漢武帝到泰山進行封禪, 時任太史令的司馬談扈從, 但到達洛陽時, 司馬談病重, 不能繼續隨行。 恰好, 司馬遷出使返回, 趕到洛陽, 見了父親最後一面。 司馬談臨終之時, 拉著兒子的手, 老淚縱橫, 囑咐他一定要完成一部能夠接續《春秋》的史書, 司馬遷低著頭, 流著淚答應了父親。 泰山封禪是難得的盛事, 司馬遷趕上了封禪的隊伍,
隨武帝從海上到了泰山, 參加封禪。 元封二年(前109年), 黃河在瓠子決口, 武帝率百官塞河, 皇帝親臨黃河決口處, 沉白馬、玉璧於河中祭奠河神, 命群臣及隨從官員自將軍以下, 都背負柴薪, 填塞決口。 皇帝怕塞河難以成功, 還作了《瓠子之歌》, 司馬遷有感於《瓠子之歌》寫下了《河渠書》。 元封三年, 司馬遷繼任太史令, “䌷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百年之間,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自序》)可以閱讀的古籍文獻比以前增加了許多, 司馬遷的知識貯備想必是大為增益。 但他並未就此完全沉溺于書山文海之中, 而是繼續隨武帝巡幸全國。 太初元年(前104年), 漢武帝下令改定曆法, 頒佈了《太初曆》, 司馬遷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太初改曆之議發於公,
而始終總其事者亦公也。 ”(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太初曆》將原來以十月為歲首改為以正月為歲首;開始採用有利於農時的二十四節氣;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 調整了太陽周天與陰曆紀月不相合的矛盾。 《太初曆》對後世影響極大, 是司馬遷著《史記》而外的又一項偉大事業。 曆法改定後, 《史記》正式進入寫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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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 天漢三年(前98年), 司馬遷因李陵案被處以宮刑。 事件的起因是, 天漢二年, 漢武帝命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大軍征伐匈奴, 飛將軍李廣之孫李陵作為策應, 率五千人出居延, 行軍三十多天, 到了浚稽山, 以分散匈奴軍的注意力。 但當李陵按預定日期返回時, 卻被八萬匈奴軍圍困, 李陵毫不畏懼,

率軍與之大戰, 邊戰邊撤, 最後, 終因寡不敵眾而戰敗, 李陵沒臉再見天子, 投降匈奴。 武帝知道後, 大怒, 一些大臣落井下石, 只有司馬遷出面為李陵說話(見《報任安書》), 但武帝以為他是在詆毀李廣利, 就把司馬遷下獄了。 司馬遷在獄中待到第二年, 當時武帝有所醒悟, 派公孫敖去匈奴接李陵, 但公孫敖無功而返, 還聽說李陵在為匈奴訓練軍隊(實際是李緒), 可想而知, 武帝定是火冒三丈, 於是滅了李陵全家, 司馬遷也因此蒙受腐刑。 雖說天降大任之人, 要忍受艱難困苦, 但以一士大夫而受宮刑也未免太殘忍了。

太始元年(前96年), 司馬遷出獄, 任中書令, 含垢忍辱, 全力以赴寫作《史記》。 太始四年(前93年), 益州刺史任安給司馬遷寫信, 希望他能推薦人才, 司馬遷寫信回復,即《報任安書》。司馬遷的滿腔怨憤原先只是藏在心底,洶湧澎湃的情感也被他封存起來,但任安的信帶來一股強大的衝擊力,摧毀了情感的堤岸,由此,才有了這慷慨悲涼、滿紙血淚的《報任安書》。到太始四年,《史記》還未完成,根據書中內容推斷,完成時間大概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馬遷五十五歲時。從此以後,司馬遷的行跡難以知曉,很有可能是自殺了。

《史記》完成時,司馬遷準備了兩部,正本“藏之名山”,副本留在京師長安。到漢宣帝時,由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將之公佈於世。《史記》並不是司馬遷自己命名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自稱《太史公書》,漢人還有稱為《太史公記》的,據王國維考證,《史記》之名,開始于魏晉之際。


司馬遷

《史記》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記載帝王事蹟;表以表格的形式記事件與人物,“如網在綱,一目了然”(錢穆《中國史學名著》);書是分門別類地敘述典章制度和文化的發展變遷;世家記諸侯;列傳記載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及事蹟。全書各部分互相配合,結構嚴密,體大思精。

《史記》的寫作是很嚴謹的,司馬遷或根據歷史典籍或實地調查訪問,多聞闕疑,忠實記敘了歷史過程,這不僅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還要有史家的才學識。例如本紀是記載帝王的,但司馬遷卻安排了項羽,表面上是自亂其例,不合史實,然而考察秦漢之間的歷史,項羽就是實際上的天下之主,為其寫作本紀,合情合理。又如孔子,司馬遷將其列入世家,稱“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孔子世家》)不以名害實,目光如炬,正見司馬遷非凡的識力。《史記》在接近歷史真實的同時,並沒有排除主觀的因素,相反,這是部發憤之作,個人色彩濃厚,司馬遷在歷史敘述中融入了他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以至於有學者認為:“情感者,才是司馬遷的本質。他的書是讚歎,是感慨,是苦悶,是情感的宣洩,總之是抒情的而已!不惟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這就是他之偉大處!”(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所以雖然是歷史著作,卻被稱作是中國的史詩,“體史而義《詩》”(劉勰《文心雕龍》),是“無韻之《離騷》。”(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如此一部巨著,其價值是多方面的,簡單來說,主要表現在:

發凡起例,正史之首。正史是中國最重要的歷史文獻,而《史記》乃正史之首,之後的歷代正史都祖述《史記》,雖在具體設置上有所變化,但大體已定,後來者難出其範圍。

三千年的歷史畫卷。《史記》所載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帝,三千年左右的歷史首次彙聚在一起,貫通古今,網羅百代,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是漢武帝之前中國社會的百科全書。

文章典範。《史記》不唯在史學上重要,在文學上也是經典,被看做是西漢文章的代表和史傳文學的高峰,對於後世的散文、小說、戲劇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時代的心靈史。司馬遷的寫作不僅是描摹事件,記敘史實,他還以自己的心靈深入體悟歷史,觀察歷史的風雲變幻,對歷史人物抱有深切的同情,通過文字展現了各色人物的心靈世界,也包括司馬遷自己的心靈,後代讀者,披文以入情,就能夠聆聽到他們的心聲,感受到時代心靈的激蕩。

《史記》公諸於世後,受到讚揚的同時,也招來了批評,東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言:“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王允更稱之為“謗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雖也有不少正面評價,但總體來說“《史記》傳者甚微”(《隋書·經籍志》)。到唐代,《史記》地位提升,出現了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二書和南朝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合稱《史記》三家注,形成了史記學的一個高峰。此外,唐代古文運動的領導者韓愈、柳宗元都對司馬遷給予了高度評價,奠定了《史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宋代以來,對《史記》的研究更為深入和多樣,注疏而外,有了大量評點、考證、專題論述,《史記》所受到的關注非其他史書可比,直至今日,依舊是學術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史記》在國外也很受重視,全文或部分被翻譯為英、日、德、法、俄、匈牙利等多種語言,廣泛傳播了中華文化,是外國人瞭解中國歷史的重要途徑。

《史記》是經過歷史篩選並產生深遠影響的偉大著作,值得後人精讀細品,從中不僅能學習到豐富的文化知識,還能通過閱讀,使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盡收眼底,開闊視野,提升思想境界,培養對中國優秀古典文化的熱愛之情。然而《史記》篇幅龐大,頭緒紛繁,青少年初讀,恐怕難度太大,因此本書從《史記》中選取了一些重要篇章,在原文之前有題解,之後有注釋、品讀、擴展閱讀來幫助讀者加深理解,特別是品讀中,儘量做到前後貫通、左右關聯,使讀者儘管只閱讀了一小段內容,但在品讀中卻能看到事件或人物的全貌。最後要說明的是,文中為了能夠引導讀者深入思考,會有作者個人的一孔之見,並非定論,僅作參考。

選本僅是讀者進入全書之前的預熱,決不能取代原書,所以讀者如果能夠通過本書——不管是因為喜歡還是厭惡——而進一步閱讀原著的話,作為作者,將是十分高興的。

本書所選段落出自中華書局2013年新修訂本《史記》。

司馬遷寫信回復,即《報任安書》。司馬遷的滿腔怨憤原先只是藏在心底,洶湧澎湃的情感也被他封存起來,但任安的信帶來一股強大的衝擊力,摧毀了情感的堤岸,由此,才有了這慷慨悲涼、滿紙血淚的《報任安書》。到太始四年,《史記》還未完成,根據書中內容推斷,完成時間大概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馬遷五十五歲時。從此以後,司馬遷的行跡難以知曉,很有可能是自殺了。

《史記》完成時,司馬遷準備了兩部,正本“藏之名山”,副本留在京師長安。到漢宣帝時,由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將之公佈於世。《史記》並不是司馬遷自己命名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自稱《太史公書》,漢人還有稱為《太史公記》的,據王國維考證,《史記》之名,開始于魏晉之際。


司馬遷

《史記》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記載帝王事蹟;表以表格的形式記事件與人物,“如網在綱,一目了然”(錢穆《中國史學名著》);書是分門別類地敘述典章制度和文化的發展變遷;世家記諸侯;列傳記載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及事蹟。全書各部分互相配合,結構嚴密,體大思精。

《史記》的寫作是很嚴謹的,司馬遷或根據歷史典籍或實地調查訪問,多聞闕疑,忠實記敘了歷史過程,這不僅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還要有史家的才學識。例如本紀是記載帝王的,但司馬遷卻安排了項羽,表面上是自亂其例,不合史實,然而考察秦漢之間的歷史,項羽就是實際上的天下之主,為其寫作本紀,合情合理。又如孔子,司馬遷將其列入世家,稱“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孔子世家》)不以名害實,目光如炬,正見司馬遷非凡的識力。《史記》在接近歷史真實的同時,並沒有排除主觀的因素,相反,這是部發憤之作,個人色彩濃厚,司馬遷在歷史敘述中融入了他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以至於有學者認為:“情感者,才是司馬遷的本質。他的書是讚歎,是感慨,是苦悶,是情感的宣洩,總之是抒情的而已!不惟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這就是他之偉大處!”(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所以雖然是歷史著作,卻被稱作是中國的史詩,“體史而義《詩》”(劉勰《文心雕龍》),是“無韻之《離騷》。”(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如此一部巨著,其價值是多方面的,簡單來說,主要表現在:

發凡起例,正史之首。正史是中國最重要的歷史文獻,而《史記》乃正史之首,之後的歷代正史都祖述《史記》,雖在具體設置上有所變化,但大體已定,後來者難出其範圍。

三千年的歷史畫卷。《史記》所載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帝,三千年左右的歷史首次彙聚在一起,貫通古今,網羅百代,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是漢武帝之前中國社會的百科全書。

文章典範。《史記》不唯在史學上重要,在文學上也是經典,被看做是西漢文章的代表和史傳文學的高峰,對於後世的散文、小說、戲劇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時代的心靈史。司馬遷的寫作不僅是描摹事件,記敘史實,他還以自己的心靈深入體悟歷史,觀察歷史的風雲變幻,對歷史人物抱有深切的同情,通過文字展現了各色人物的心靈世界,也包括司馬遷自己的心靈,後代讀者,披文以入情,就能夠聆聽到他們的心聲,感受到時代心靈的激蕩。

《史記》公諸於世後,受到讚揚的同時,也招來了批評,東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言:“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王允更稱之為“謗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雖也有不少正面評價,但總體來說“《史記》傳者甚微”(《隋書·經籍志》)。到唐代,《史記》地位提升,出現了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二書和南朝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合稱《史記》三家注,形成了史記學的一個高峰。此外,唐代古文運動的領導者韓愈、柳宗元都對司馬遷給予了高度評價,奠定了《史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宋代以來,對《史記》的研究更為深入和多樣,注疏而外,有了大量評點、考證、專題論述,《史記》所受到的關注非其他史書可比,直至今日,依舊是學術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史記》在國外也很受重視,全文或部分被翻譯為英、日、德、法、俄、匈牙利等多種語言,廣泛傳播了中華文化,是外國人瞭解中國歷史的重要途徑。

《史記》是經過歷史篩選並產生深遠影響的偉大著作,值得後人精讀細品,從中不僅能學習到豐富的文化知識,還能通過閱讀,使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盡收眼底,開闊視野,提升思想境界,培養對中國優秀古典文化的熱愛之情。然而《史記》篇幅龐大,頭緒紛繁,青少年初讀,恐怕難度太大,因此本書從《史記》中選取了一些重要篇章,在原文之前有題解,之後有注釋、品讀、擴展閱讀來幫助讀者加深理解,特別是品讀中,儘量做到前後貫通、左右關聯,使讀者儘管只閱讀了一小段內容,但在品讀中卻能看到事件或人物的全貌。最後要說明的是,文中為了能夠引導讀者深入思考,會有作者個人的一孔之見,並非定論,僅作參考。

選本僅是讀者進入全書之前的預熱,決不能取代原書,所以讀者如果能夠通過本書——不管是因為喜歡還是厭惡——而進一步閱讀原著的話,作為作者,將是十分高興的。

本書所選段落出自中華書局2013年新修訂本《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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