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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文新:中國莫被CPI困擾!

當特朗普沒完沒了地世界添亂之際, 我們沒有理由不擔心中國CPI的變化。 5月9日, 特朗普宣佈退出“伊核協議”, 國際石油價格因擔心伊朗石油禁運而出現3%的漲幅, 並一舉突破重要的技術阻力位。 這當然會給市場多頭以強大的激勵, 讓石油價格的前景變得樸素迷離。


圖1: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CRB)與中國CPI走勢比較

看看圖1我們會明白, 歷史上中國CPI走勢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CRB)走勢基本正相關, 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中, 19種商品唯有石油價格佔有23%的權重, 其他均在6%以下。 所以, 圖1還可以說明油價對中國CPI的影響非常強。

歷史地看, 影響中國CPI的另一個重要權重是食品價格, 如圖2所示, 其恰恰表明中國食品價格對CPI的巨大影響力。


圖2:中國CPI和食品價格走勢比較


圖3:CRB與中國食品價格走勢比較

但圖3告訴我們, 中國食品價格同樣受到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牽制, 二者之間存在非常明確的正相關關係。 結合三張圖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CPI上漲受到國際市場價格變動的嚴重影響, 而並不取決於中國內需或內生性經濟增長動力的強弱。

可能有人不服氣。 第一, 一些人認為, 中國2005年之後的一輪經濟過熱, 不是同時伴隨著CPI快速上漲嗎?第二, 金融危機之後, 4萬億元政府投資刺激計畫的實施, 難道不是內需拉動中國CPI上漲?

首先, 2005年之後中國經濟確有一輪經濟“過熱”的階段,

以石油、鐵礦石為代表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了非常強勁的漲幅。 於是, 國際上出現了“中國需求論”, 認為是中國經濟過熱拉高了商品價格。 真實這樣嗎?兩個方面:其一, 如果中國需求能夠決定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勢, 那就意味著中國取得了石油等國際資源商品的定價權, 是這樣嗎?中國真有定價權?真能以自身需求去決定這些重要商品的價格?我嚴重懷疑;其二, 金融危機的發生讓我們看得非常清楚, 中國經濟“過熱”不是內需過熱, 而是外需過熱, 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底層民眾, 依靠房地產反復抵押而嚴重透支消費, 大幅增加中低端消費品需求, 從而拉動了中國出口和與出口相關的投資,
這才是中國經濟過熱的真相;其三, 石油等食品價格被國際金融投機巨頭控制, 而“中國需要論”不過是為它們炒作造勢的藉口而已, 這一點, 在石油漲到147美元一桶的時候, 索羅斯等金融大鱷被要求到美國國會聽證的證詞可以證明。

由此可見, 2005年中國經濟過熱不是內需過熱, 而是外需過熱。 這一點, 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據:當金融危機發生、外需突然“歸零”之際, 中國GDP直線下跌。 我們知道:GDP=內需+外需, 所以如果GDP因“外需歸零”而暴跌, 說明中國GDP中內需占比過少, 或處於疲弱狀態。 所以我們完全有利於得出結論:2005年之後的CPI上漲, 是外部因素所致, 而不是中國內需過熱的結果。

至於第二個問題:金融危機之後, 4萬億元政府投資刺激計畫的實施,

難道不是內需拉動中國CPI上漲嗎?肯定地說, 不是。 圖1告訴我們, 它同樣是CRB上漲的結果。 但那時CRB為何上漲?美聯儲大規模QE, 美元貶值預期極其強烈。 為此, 當時的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統聯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 批評美國的做法會導致商品價格暴漲, 給全世界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隨後, 美國政府加強石油、黃金期貨價格管制, 並同時提高了交易保證金比例

為什麼必須特別強調中國CPI漲跌往往不由自主?是被動性的?原因是想再次告訴中國央行, 貨幣政策不能過度關注CPI, 而更應當多去關注中國經濟內需。 這方面的教訓實在太多、太深刻。 比如, 2005年之後, 央行沒有區分內需過熱和外需過熱, 而一味以緊縮貨幣(不斷提准、加息)的方式抑制經濟過熱,

抑制CPI上漲, 從而使中國外需依然故我的情況下, 嚴重壓制了中國經濟內需。 結果:2007年下半年發生金融危機, 外需突然歸零, GDP因嚴重缺少內需支撐而暴跌, 同時逼迫中央政府宏觀經濟政策180度掉頭, 被迫實施空前力度的內需刺激計畫, 這就是“4萬億”的真實歷史背景, 也是填充中國經濟內需嚴重缺失的必然舉措。

怎麼辦?面對輸入性物價上漲, 發展中國家只能“扛”不能“抗”。 比如中國, 製造業發展必須進口大量能源和原材料, 如果國際商品上漲, 那中國企業完成同樣的貨物訂單, 就需要更多的貸款去進口原材料, 這就意味著中央銀行必須“被動地多投放低成本貨幣”予以滿足, 這就叫“扛”;如果此時央行採取緊縮貨幣“對抗”物價上漲, 那企業財務成本將被瞬間大幅拉升,並面臨虧損、債務違約、無法正常交貨等一系列風險,而一旦發生這樣的風險,整個中國經濟預期都會出現嚴重逆轉,股市、債市暴跌,甚至誘發難以想像的系統性風險。到頭來,還得政府出手相救,還得要求中央銀行放寬貨幣,而如此被動的結果遠不及“扛”的結果。

我們需要明確指出:在中國經濟內需疲弱的時候,貨幣政策只能更多關注內需拉動,而不是CPI高低,更不是因國際油價或其他商品價格上漲引發的中國CPI上漲。經濟學、貨幣學早有明確結論:由於能源和食品具有“需求剛性”,所以其價格變化不受利率水準高低(貨幣政策鬆緊)的影響。更何況,中國貨幣政策根本無法改變美國貨幣政策走向,更無法影響美元指數走勢,所以,我們有什麼理由以緊縮貨幣的手段去抑制石油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長期看,美元走勢對國際商品價格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二者之間的負相關關係也從未改變過。

不要說“為了管理公眾對物價的預期”而緊縮貨幣,這種手段嚴重錯誤。因為,預期管理的目的是為了讓中國經濟更加健康,而絕不是通過削弱中國經濟健康程度的代價去管理預期,這屬於本末倒置。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因美國退出“伊核協議”而導致石油價格上漲,這不是經濟因素,也無法用經濟的手段去改變。中國沒有理由“用自殺的方式去減少石油消費”,而且這樣的減少也無法達到抑制油價的目的。這樣的道理要給中國老百姓講明白,而不是以簡單地收緊貨幣去管理預期。我們認為,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用“擺明道理”去管理預期,經濟代價最小,而有關政府部門來不得半點懈怠,更不允許半點懶政。

截至5月10日,公開的CPI資料顯示:中國物價正常波動。但是,這些資料只能說明過去,而並不代表未來。我們這篇文章的重點是針對未來,是提示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那企業財務成本將被瞬間大幅拉升,並面臨虧損、債務違約、無法正常交貨等一系列風險,而一旦發生這樣的風險,整個中國經濟預期都會出現嚴重逆轉,股市、債市暴跌,甚至誘發難以想像的系統性風險。到頭來,還得政府出手相救,還得要求中央銀行放寬貨幣,而如此被動的結果遠不及“扛”的結果。

我們需要明確指出:在中國經濟內需疲弱的時候,貨幣政策只能更多關注內需拉動,而不是CPI高低,更不是因國際油價或其他商品價格上漲引發的中國CPI上漲。經濟學、貨幣學早有明確結論:由於能源和食品具有“需求剛性”,所以其價格變化不受利率水準高低(貨幣政策鬆緊)的影響。更何況,中國貨幣政策根本無法改變美國貨幣政策走向,更無法影響美元指數走勢,所以,我們有什麼理由以緊縮貨幣的手段去抑制石油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長期看,美元走勢對國際商品價格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二者之間的負相關關係也從未改變過。

不要說“為了管理公眾對物價的預期”而緊縮貨幣,這種手段嚴重錯誤。因為,預期管理的目的是為了讓中國經濟更加健康,而絕不是通過削弱中國經濟健康程度的代價去管理預期,這屬於本末倒置。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因美國退出“伊核協議”而導致石油價格上漲,這不是經濟因素,也無法用經濟的手段去改變。中國沒有理由“用自殺的方式去減少石油消費”,而且這樣的減少也無法達到抑制油價的目的。這樣的道理要給中國老百姓講明白,而不是以簡單地收緊貨幣去管理預期。我們認為,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用“擺明道理”去管理預期,經濟代價最小,而有關政府部門來不得半點懈怠,更不允許半點懶政。

截至5月10日,公開的CPI資料顯示:中國物價正常波動。但是,這些資料只能說明過去,而並不代表未來。我們這篇文章的重點是針對未來,是提示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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