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對象：吳寶俊， 粉絲愛稱“大寶”、“吳寶寶”， 科學網知名博主之一， ID“反面教材”。 大學本科時期曾率隊參加世界電子競技大賽（WCG）， 後考入中科院理論物理專業繼續深造。 取得博士學位後入職中國科學院大學。 在工作之餘， 他還身兼數職：段子手、科學網博主、暢銷科普漫畫譯者、科普類綜藝節目的科學顧問。
從電競隊長到理論物理博士， 再到科普工作者， 吳寶俊的傳奇經歷打破了人們對科研從業人員的刻板印象， 也為從事科普工作的人帶來了新的可能。 本期“科學傳播人”將帶你走近“國科大著名段子手”吳寶俊博士的科普之路。
從科學網大V到暢銷書作家
科學傳播人（以下簡稱“科”）：您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科普？
吳寶俊博士（以下簡稱“吳”）：我喜歡寫字， 大學時經常在BBS上灌水， 寫些自己的感悟。 06年底開始寫博客， 08年科學網舉辦全國首屆青年科學博客大賽， 物理所推薦我去參賽。 我當時讀碩士二年級， 和羅會仟、錢金鳳一起組隊參加比賽， 比賽共有15個獎項， 我們包攬了其中7個。
之後作為獲獎選手成為科學網博主， 當時科學網博客用戶全是老師和研究生， 大部分博客內容主要不是科普， 而是科學家的日常生活。 科學網是當時唯一一個科學家自己的博客網站， 經常有人在上面發帖爭論各種問題， 很多科學院的老師們會看。 開始一兩年，
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 我結識了科普出版社的編輯， 出版了自傳體小說《“玩”進科學院》。 當時這本書銷量還可以， 沒有虧錢， 出版社也還滿意。 所以2011年編輯又找我翻譯一本書， 它是美國Discovery雜誌的專欄記者和美國大學教授在90年代合作出版的一本物理學漫畫， 在美國非常受歡迎， 書中利用幽默的漫畫把物理學的一些基本概念講了一遍。 這在當時國內科普圖書市場上是很新穎的類型。 我起初想用網路語言大膽翻譯， 做成一本80後、90後線民都喜歡的科普書， 後來在與審稿編輯溝通過程中才發現，
不過我很走運， 書一出版就被評為科學院“十大優秀科普作品”和“科技部2014年全國優秀科普作品”。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 我想我真正做科普工作就是從這本漫畫開始的。
（吳寶俊翻譯的科學漫畫讀本）
科：在中科院像您這樣從事科普工作的人多麼？
吳：中科院的傳統是每年5月中下旬都有公眾開放日， 在開放日各個研究所會向公眾開放實驗室， 設計許多科普演示實驗， 研究生志願者會作為解說人員向中小學生傳授科學知識。 我從08年開始擔任物理所的科普志願者，
回想起來， 當初和我一起做科普志願者， 一起在網上寫博客， 一起跟出版社合作出書的同學和朋友， 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從事各種各樣的科普活動， 大家後來慢慢自發地形成了一個科普圈子， 這裡面很多人都已經相互認識十幾年了。 比如羅會仟（編者注：首屆青年科學博客大賽“最佳科學博客獎”獲得者）近些年經常組織老師和研究生為中關村附近的中小學做科普講座、開設科學課程等等。
科學院現在實行研究生從事科普活動可以認定為選修課學分的制度， 寫科普文章， 做科普報告， 擔任科普志願者， 都能夠折合成學分。 相信會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到科普的隊伍中來。
做科普綜藝節目：既要懂科學， 也要懂觀眾
科：據我瞭解您還參與了央視《加油！向未來》節目的科學策劃工作， 這項工作對於您來說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吳：過去跟科學有關的電視節目主要是科教節目， 這種節目的科學性比較強， 教育意義更重一些， 但是受眾比較少， 收視率不太高， 老百姓覺得燒腦， 不太願意看。 綜藝節目恰好相反， 吸引了大量的青少年， 有很高的收視率，但卻沒有什麼營養。直到2016年，央視創造推出了《加油！向未來》節目，定位是科學綜藝節目，試圖把科教節目和綜藝節目結合起來，寓教於樂，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是在2017年加入節目團隊，擔任第二季節目的科學策劃。
（《加油！向未來》第二季科學團隊合影）
傳統的科教節目主要考慮科學家和公眾兩個元素。科學綜藝節目與此不同，它是有贊助商的，所以還包含了商業元素，此外也要考慮官方電視臺的政治元素。這些元素都有自己的訴求，贊助商的訴求是宣傳企業的品牌形象，電視臺的訴求是宣傳大國科技實力，科學家的訴求是希望老百姓通過這個節目懂得一些科學知識，這些訴求之間會有衝突的地方，因此最大的難點是尋求各方的平衡。既要有收視率，又要有廣告效應，還不能喪失科學性，這對攝製團隊和科學團隊而言都是一項挑戰。
《加油！向未來》第一季節目是明星實驗答題的模式，明星自帶流量，使節目的收視率有保障，但明星的科學素養偏低，答題大部分都靠瞎蒙。第二季節目改為素人實驗答題，選擇９歲到47歲的普通老百姓，分成兩個組：“未來組”是18歲以下的中小學生，“加油組”是18歲以上的成人，各行各業的都有。兩組答題最快、成功率最高的選手進入1V1知識問答，其中我負責組織這個環節的出題工作。這也是一項艱巨的挑戰，因為面向全年齡段出題，不容易選取適中的難度。
科：《加油！向未來》的題目是如何確定下來的呢？
吳：中國許多綜藝節目競賽問答環節都是提前給選手題庫，讓選手背下來，通過這種方式營造出選手都是萬能學霸的形象。有時甚至連杜甫他二大爺的表妹叫什麼名字這種類型的題目，選手都能秒答，令人匪夷所思。
我建議節目組做正兒八經、真刀實槍的科學問答。我們命題組一開始出了150多道題，結果看到選手的背景以後才意識到題出得太難了，只好重新找基準線，調整題目難度。
我們重新認定的第一個基準線是“高考”，我發現普通國人的科學素養巔峰值出現在參加高考前一天晚上，因此我們以高考水準作為參考難度，60%的題目是這個難度。
第二個基準線是通俗易懂，由於節目觀眾中大部分是中小學生，我們希望即使題目的知識點超出中小學範圍，也能保證觀眾看懂題目；第三個基準線最有趣，要讓中西部農村45歲以上大媽也能看懂，因為她們也是貢獻收視率的主要群體之一，所以題目要盡可能貼近生活。
另外，我們也借這個機會對網路的科學謠言進行闢謠，把老百姓受誤導的網路謠言整理成題目，節目播出效果還不錯，央視方面也對我們的工作很滿意。
科：就您的工作經驗，做電視科普綜藝與傳統的科普方式有哪些不一樣？您作為科學策劃方，在與媒體溝通的過程中是否遇到過困難？
吳：科學家更懂科學，電視臺更懂做節目，但是誰也不比誰更懂做科普節目，科普類電視節目其實是媒體和科學家相互學習的過程。舉例來說，節目組策劃張培萌和戰鬥機賽跑的這個項目，好多科學家都說這個選題沒什麼可看的，因為涉及的知識點太簡單了，就是計算速度和加速度，是個高中生都會。但節目組堅持認為一定會有很多人願意看，大家就說試一試。結果播出後三天內網路點擊量突破2000萬，到現在已經有7000多萬了。
科學家們很意外，為什麼會這樣？其實有兩個原因，一是張培萌參加完節目的當月獲得了世錦賽冠軍，網友百度搜索張培萌，第一條“張培萌奪冠”，第二條就是“張培萌與殲10賽跑”，帶來了很多流量；二是殲10是中國軍方正在服役的戰鬥機，吸引了許多軍迷關注。這兩點都是綜藝因素，這說明綜藝因素可以促進科學內容的傳播，不容小視。
（張培萌與殲10賽跑視頻）
我想舉另一個例子來說明做節目的人也不一定懂科學節目。導演們根據以往的經驗，遵循一個“30秒原則”：解讀任一個實驗現象，科學家露臉不能超過30秒，否則觀眾就會換台。錄製第一期時，曹則賢老師（編者注：《加油！向未來》第二季科學嘉賓，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的解析就被剪短，顯得語焉不詳，無法清楚解釋科學原理，播出效果不太理想。
我們就強調要突破30秒原則，也跟導演商量試試看。後來有一期節目，我們重複了物理學史上最經典的實驗之一——比薩斜塔實驗，讓金屬球和羽毛在抽成近似真空的亞克力管子中自由下落。曹老師對那個實驗進行了長達四分鐘的解讀，嚴重超出了節目組能承受的極限。剪片子時候，我們堅持要求節目組完整呈現四分鐘的解讀，一刀都別剪。播出的那天晚上，團隊每個人都坐在電視機前，盯著即時收視率統計網站。等那個實驗播出時，在曹老師解讀的四分鐘裡收視率一下子就上去了。那期節目是當天收視率排行榜冠軍。
因此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媒體的經驗也不總是對的，科學家表現好不好，收視率會怎麼變，關鍵看講什麼內容，以及什麼樣的科學家去講。我認為媒體應該學會挖掘科學家表演的成分，因為科學家其實有幽默的一面，雖然不是專業演員，但是他們也可以把節目氣氛烘托起來。
擔任科普節目的科學策劃讓我意識到，要想做出高品質的科普節目，必須先給媒體做科普，有時候媒體人看不懂科學內容，他們就以為公眾也看不懂，就覺得難，其實未必。我也建議以後電視行業應該收一些理工科專業的畢業生，現在很多出版社招編輯已經注意向這方面傾斜了。
科：科普綜藝節目對受眾的科學教育達到您預想的程度了麼？
吳：節目播出之後，我接收到的回饋是有很多中小學生要求爸爸媽媽一起看這個節目，而且看的時候他們自己要答題，還讓父母也跟著答題。還有一些中小學的科學老師把這個節目的片段截下來用作多媒體課件，這也說明了我們節目的受歡迎程度，所以我認為節目的教學效果已經體現出來了。
而且我們在節目中講的有些科學知識是跟生活息息相關的，比方說中國很多交通事故與汽車的內輪差有關，我們就在一期節目中做了內輪差實驗，傳播效果很好，很多媒體也都在轉發我們的節目。再比如說小孩子是不能坐在副駕的，我們通過實驗來告訴大家為什麼。這些實驗的道具都是贊助商提供的汽車，既給贊助方做了廣告，又給大家普及交通安全知識和科學知識，類似這種教育意義和綜藝元素都滿足的實驗都特別受歡迎。
不要把媒體的陣地讓給偽科學
科：您認為中國的科學家做科普工作主要面臨哪些困難？
吳：科學家的工作非常忙碌，除科學研究工作、實驗室的日常工作和自己的研究生的培養工作，還有一部分時間要花在填報表格、財務報銷、申請基金等等，留下的時間已經很少了，陪自己的家人都未必夠，做科普只能擠時間做。
過去公眾總認為，科學家應該承擔起科普的義務，義務這個詞兒就代表著公眾覺得科學家做科普不應該拿報酬。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社會上很多人一說做科普就要找科學家出面，希望科學家盡可能多花時間在科普上，但是又不願意給科學家足夠的酬勞，要科學家犧牲自己的時間，甚至貼錢做科普。最近兩年稍微好一些了，科學家出來做科普工作會有一些相應的酬勞，算是有所改善。我認為，科普工作應該有一個良性的補償機制，這樣才是可持續的。
此外，中國的科學家做科普，沒有足夠的安全感，往往面臨同行的壓力。中國科學家的職業考核體系裡沒有科普這一部分，科學家如果出去做科普，會被認為是不務正業。因而中國的科學家必須得做出足夠好足夠多的科研工作，得到業內認可，在圈內立足以後，才能踏實去做科普。在達成這個狀態之前，如果有一天同行都認為你不務正業，沒有做好科研工作，或者分配到科研上的精力很少，沒有做出足夠的成果，這些都可能導致你丟掉飯碗，這是一種不安全感的來源。
同時，科學家臉皮特別薄，經不起別人指指點點。我在央視做節目時希望請幾位老師設計專業上的科普實驗，他們特別怕單位的人說他出風頭，拒絕了。許多科研單位風氣還是很保守，人們覺得科研人員應當遵循默默無聞的革命傳統，不能隨便參加針對公眾的節目，那樣會把科學娛樂化，是大逆不道。這導致科學家受到束縛，不願意輕易投身科普工作。
科學家因為顧慮重重不出來說話，可是社會上隨時隨地都出現著各種謠言，還有媒體總對科學知識進行錯誤的解讀。一個網站編輯或者公號作者可能一天量子力學都沒學過，就敢寫個新聞講量子力學，聊量子糾纏，這些錯誤的內容製造成本太低，但老百姓無從判斷。我認為，從某種程度上，也是科學家主動把媒體的陣地讓位給偽科學和謠言了。臉皮薄的科學家不願意面對觀眾，自然有臉皮厚的不知道什麼人來搶這個位置，不懷好意地傳播他們的歪理邪說。
科：那您認為科學家應該做什麼樣的科普？
吳：我認為科學家應該針對自己的專業去寫高品質的教材，這是對科學家而言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和本職工作密切相關的。在科普術語中，這屬於高端科普。高端科普是什麼呢？就是由頂級科學家寫書給有專業背景、專業知識的人看，一般主要是研究生。
科普也有層級，像金字塔的形狀，科學家寫這種優秀的教材，下面的人一級一級把教材裡面不易理解的數學公式去掉，再把科學原理和圖像解釋清楚，這就是逐級向下的科普。不要簡單粗暴地讓一個頂端的科學家直接面向六七歲的孩子進行最前沿知識的科普，這樣效果往往不好。
每一個學科的知識都是層狀結構，一層一層往上壘的。科學家同行之間交流，使用的術語都是高度濃縮的，越往上層越濃縮，因為只有濃縮的語言，才能節省溝通的時間。但是科普的過程是相反的，科普是把上面的知識向下介紹，把濃縮的知識稀釋。這都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如果讓一個頂尖的科學家去給六七歲孩子講最前沿的知識，相當於要求他/她把最濃縮的知識，直接做成最稀釋的狀態，我想即便是諾貝爾獎得主，也很難做到這一點。
我認為每個科學家的水準不一樣，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所處的位置，對他/她而言接觸最多的就是他/她上一層和下一層的知識，所以科學家在有限的時間裡，做科研就是向上一層對接，做科普就是向下一層負責，或者最多再往下一層，就可以了。
科：除了科學家，您認為哪些人可以承擔科普工作？
吳：雖然中國確實需要更多在一線從事科普工作的人員，但中國高校沒有專職的科普崗位，也沒有評定的體系。科普也不是一個存在很大利潤空間的行業，所以職業科普這碗飯可能沒法讓人吃飽。大家更多是兼職做這個事業。從這個角度講，既然大家都是兼職做科普，那麼做科普也就無所謂第一身份。只要聽眾讀者歡迎，誰都可以做科普。
此外我有個觀點：中國博士大量擴招，有更多人受過正規科研訓練，拿到了博士學位，但科研工作競爭非常激烈，只有少數人能夠留下繼續從事科研工作。讓那些在科學研究工作上可能做不到頂端的人，去從事中小學科學教育和科學傳播，科學普及，其實是非常好的事。所以我認為中學應該大量招收博士。基礎科學教育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科普。這塊如果能做好，就會讓人省不少心。
科：對於正在從事科學傳播工作的人們，您有什麼建議嗎？
吳：科普是科學知識的行銷，是科學的表演。它的目的不是培養科學家，而是有效的傳遞科學知識，讓聽眾讀者有個大概的認識，所以不能一味地追求嚴謹。
教授在大學裡上課，講的好點差點同學們都會努力去理解，因為學生進入大學選擇了這個專業，原本就有興趣；而做科普面對的是一堆可能原本對科學知識完全沒興趣的觀眾，需要科學家想辦法吸引受眾。所以要放低姿態。有時要去學一些表演，把自己變成一個段子手，甚至脫口秀表演者，這樣才能吸引更多聽眾的注意力，調動他們積極性，達到預期的效果。
總的來說，科普工作對講演能力的要求比教學工作要高，但科學性上要求比教學要求低一些，側重點是不一樣的。
作者 |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黃聖淳
審閱 | 金兼斌，江蘇佳
編輯 | 楊虹豔
有很高的收視率，但卻沒有什麼營養。直到2016年，央視創造推出了《加油！向未來》節目，定位是科學綜藝節目，試圖把科教節目和綜藝節目結合起來，寓教於樂，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是在2017年加入節目團隊，擔任第二季節目的科學策劃。（《加油！向未來》第二季科學團隊合影）
傳統的科教節目主要考慮科學家和公眾兩個元素。科學綜藝節目與此不同，它是有贊助商的，所以還包含了商業元素，此外也要考慮官方電視臺的政治元素。這些元素都有自己的訴求，贊助商的訴求是宣傳企業的品牌形象，電視臺的訴求是宣傳大國科技實力，科學家的訴求是希望老百姓通過這個節目懂得一些科學知識，這些訴求之間會有衝突的地方，因此最大的難點是尋求各方的平衡。既要有收視率，又要有廣告效應，還不能喪失科學性，這對攝製團隊和科學團隊而言都是一項挑戰。
《加油！向未來》第一季節目是明星實驗答題的模式，明星自帶流量，使節目的收視率有保障，但明星的科學素養偏低，答題大部分都靠瞎蒙。第二季節目改為素人實驗答題，選擇９歲到47歲的普通老百姓，分成兩個組：“未來組”是18歲以下的中小學生，“加油組”是18歲以上的成人，各行各業的都有。兩組答題最快、成功率最高的選手進入1V1知識問答，其中我負責組織這個環節的出題工作。這也是一項艱巨的挑戰，因為面向全年齡段出題，不容易選取適中的難度。
科：《加油！向未來》的題目是如何確定下來的呢？
吳：中國許多綜藝節目競賽問答環節都是提前給選手題庫，讓選手背下來，通過這種方式營造出選手都是萬能學霸的形象。有時甚至連杜甫他二大爺的表妹叫什麼名字這種類型的題目，選手都能秒答，令人匪夷所思。
我建議節目組做正兒八經、真刀實槍的科學問答。我們命題組一開始出了150多道題，結果看到選手的背景以後才意識到題出得太難了，只好重新找基準線，調整題目難度。
我們重新認定的第一個基準線是“高考”，我發現普通國人的科學素養巔峰值出現在參加高考前一天晚上，因此我們以高考水準作為參考難度，60%的題目是這個難度。
第二個基準線是通俗易懂，由於節目觀眾中大部分是中小學生，我們希望即使題目的知識點超出中小學範圍，也能保證觀眾看懂題目；第三個基準線最有趣，要讓中西部農村45歲以上大媽也能看懂，因為她們也是貢獻收視率的主要群體之一，所以題目要盡可能貼近生活。
另外，我們也借這個機會對網路的科學謠言進行闢謠，把老百姓受誤導的網路謠言整理成題目，節目播出效果還不錯，央視方面也對我們的工作很滿意。
科：就您的工作經驗，做電視科普綜藝與傳統的科普方式有哪些不一樣？您作為科學策劃方，在與媒體溝通的過程中是否遇到過困難？
吳：科學家更懂科學，電視臺更懂做節目，但是誰也不比誰更懂做科普節目，科普類電視節目其實是媒體和科學家相互學習的過程。舉例來說，節目組策劃張培萌和戰鬥機賽跑的這個項目，好多科學家都說這個選題沒什麼可看的，因為涉及的知識點太簡單了，就是計算速度和加速度，是個高中生都會。但節目組堅持認為一定會有很多人願意看，大家就說試一試。結果播出後三天內網路點擊量突破2000萬，到現在已經有7000多萬了。
科學家們很意外，為什麼會這樣？其實有兩個原因，一是張培萌參加完節目的當月獲得了世錦賽冠軍，網友百度搜索張培萌，第一條“張培萌奪冠”，第二條就是“張培萌與殲10賽跑”，帶來了很多流量；二是殲10是中國軍方正在服役的戰鬥機，吸引了許多軍迷關注。這兩點都是綜藝因素，這說明綜藝因素可以促進科學內容的傳播，不容小視。
（張培萌與殲10賽跑視頻）
我想舉另一個例子來說明做節目的人也不一定懂科學節目。導演們根據以往的經驗，遵循一個“30秒原則”：解讀任一個實驗現象，科學家露臉不能超過30秒，否則觀眾就會換台。錄製第一期時，曹則賢老師（編者注：《加油！向未來》第二季科學嘉賓，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的解析就被剪短，顯得語焉不詳，無法清楚解釋科學原理，播出效果不太理想。
我們就強調要突破30秒原則，也跟導演商量試試看。後來有一期節目，我們重複了物理學史上最經典的實驗之一——比薩斜塔實驗，讓金屬球和羽毛在抽成近似真空的亞克力管子中自由下落。曹老師對那個實驗進行了長達四分鐘的解讀，嚴重超出了節目組能承受的極限。剪片子時候，我們堅持要求節目組完整呈現四分鐘的解讀，一刀都別剪。播出的那天晚上，團隊每個人都坐在電視機前，盯著即時收視率統計網站。等那個實驗播出時，在曹老師解讀的四分鐘裡收視率一下子就上去了。那期節目是當天收視率排行榜冠軍。
因此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媒體的經驗也不總是對的，科學家表現好不好，收視率會怎麼變，關鍵看講什麼內容，以及什麼樣的科學家去講。我認為媒體應該學會挖掘科學家表演的成分，因為科學家其實有幽默的一面，雖然不是專業演員，但是他們也可以把節目氣氛烘托起來。
擔任科普節目的科學策劃讓我意識到，要想做出高品質的科普節目，必須先給媒體做科普，有時候媒體人看不懂科學內容，他們就以為公眾也看不懂，就覺得難，其實未必。我也建議以後電視行業應該收一些理工科專業的畢業生，現在很多出版社招編輯已經注意向這方面傾斜了。
科：科普綜藝節目對受眾的科學教育達到您預想的程度了麼？
吳：節目播出之後，我接收到的回饋是有很多中小學生要求爸爸媽媽一起看這個節目，而且看的時候他們自己要答題，還讓父母也跟著答題。還有一些中小學的科學老師把這個節目的片段截下來用作多媒體課件，這也說明了我們節目的受歡迎程度，所以我認為節目的教學效果已經體現出來了。
而且我們在節目中講的有些科學知識是跟生活息息相關的，比方說中國很多交通事故與汽車的內輪差有關，我們就在一期節目中做了內輪差實驗，傳播效果很好，很多媒體也都在轉發我們的節目。再比如說小孩子是不能坐在副駕的，我們通過實驗來告訴大家為什麼。這些實驗的道具都是贊助商提供的汽車，既給贊助方做了廣告，又給大家普及交通安全知識和科學知識，類似這種教育意義和綜藝元素都滿足的實驗都特別受歡迎。
不要把媒體的陣地讓給偽科學
科：您認為中國的科學家做科普工作主要面臨哪些困難？
吳：科學家的工作非常忙碌，除科學研究工作、實驗室的日常工作和自己的研究生的培養工作，還有一部分時間要花在填報表格、財務報銷、申請基金等等，留下的時間已經很少了，陪自己的家人都未必夠，做科普只能擠時間做。
過去公眾總認為，科學家應該承擔起科普的義務，義務這個詞兒就代表著公眾覺得科學家做科普不應該拿報酬。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社會上很多人一說做科普就要找科學家出面，希望科學家盡可能多花時間在科普上，但是又不願意給科學家足夠的酬勞，要科學家犧牲自己的時間，甚至貼錢做科普。最近兩年稍微好一些了，科學家出來做科普工作會有一些相應的酬勞，算是有所改善。我認為，科普工作應該有一個良性的補償機制，這樣才是可持續的。
此外，中國的科學家做科普，沒有足夠的安全感，往往面臨同行的壓力。中國科學家的職業考核體系裡沒有科普這一部分，科學家如果出去做科普，會被認為是不務正業。因而中國的科學家必須得做出足夠好足夠多的科研工作，得到業內認可，在圈內立足以後，才能踏實去做科普。在達成這個狀態之前，如果有一天同行都認為你不務正業，沒有做好科研工作，或者分配到科研上的精力很少，沒有做出足夠的成果，這些都可能導致你丟掉飯碗，這是一種不安全感的來源。
同時，科學家臉皮特別薄，經不起別人指指點點。我在央視做節目時希望請幾位老師設計專業上的科普實驗，他們特別怕單位的人說他出風頭，拒絕了。許多科研單位風氣還是很保守，人們覺得科研人員應當遵循默默無聞的革命傳統，不能隨便參加針對公眾的節目，那樣會把科學娛樂化，是大逆不道。這導致科學家受到束縛，不願意輕易投身科普工作。
科學家因為顧慮重重不出來說話，可是社會上隨時隨地都出現著各種謠言，還有媒體總對科學知識進行錯誤的解讀。一個網站編輯或者公號作者可能一天量子力學都沒學過，就敢寫個新聞講量子力學，聊量子糾纏，這些錯誤的內容製造成本太低，但老百姓無從判斷。我認為，從某種程度上，也是科學家主動把媒體的陣地讓位給偽科學和謠言了。臉皮薄的科學家不願意面對觀眾，自然有臉皮厚的不知道什麼人來搶這個位置，不懷好意地傳播他們的歪理邪說。
科：那您認為科學家應該做什麼樣的科普？
吳：我認為科學家應該針對自己的專業去寫高品質的教材，這是對科學家而言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和本職工作密切相關的。在科普術語中，這屬於高端科普。高端科普是什麼呢？就是由頂級科學家寫書給有專業背景、專業知識的人看，一般主要是研究生。
科普也有層級，像金字塔的形狀，科學家寫這種優秀的教材，下面的人一級一級把教材裡面不易理解的數學公式去掉，再把科學原理和圖像解釋清楚，這就是逐級向下的科普。不要簡單粗暴地讓一個頂端的科學家直接面向六七歲的孩子進行最前沿知識的科普，這樣效果往往不好。
每一個學科的知識都是層狀結構，一層一層往上壘的。科學家同行之間交流，使用的術語都是高度濃縮的，越往上層越濃縮，因為只有濃縮的語言，才能節省溝通的時間。但是科普的過程是相反的，科普是把上面的知識向下介紹，把濃縮的知識稀釋。這都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如果讓一個頂尖的科學家去給六七歲孩子講最前沿的知識，相當於要求他/她把最濃縮的知識，直接做成最稀釋的狀態，我想即便是諾貝爾獎得主，也很難做到這一點。
我認為每個科學家的水準不一樣，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所處的位置，對他/她而言接觸最多的就是他/她上一層和下一層的知識，所以科學家在有限的時間裡，做科研就是向上一層對接，做科普就是向下一層負責，或者最多再往下一層，就可以了。
科：除了科學家，您認為哪些人可以承擔科普工作？
吳：雖然中國確實需要更多在一線從事科普工作的人員，但中國高校沒有專職的科普崗位，也沒有評定的體系。科普也不是一個存在很大利潤空間的行業，所以職業科普這碗飯可能沒法讓人吃飽。大家更多是兼職做這個事業。從這個角度講，既然大家都是兼職做科普，那麼做科普也就無所謂第一身份。只要聽眾讀者歡迎，誰都可以做科普。
此外我有個觀點：中國博士大量擴招，有更多人受過正規科研訓練，拿到了博士學位，但科研工作競爭非常激烈，只有少數人能夠留下繼續從事科研工作。讓那些在科學研究工作上可能做不到頂端的人，去從事中小學科學教育和科學傳播，科學普及，其實是非常好的事。所以我認為中學應該大量招收博士。基礎科學教育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科普。這塊如果能做好，就會讓人省不少心。
科：對於正在從事科學傳播工作的人們，您有什麼建議嗎？
吳：科普是科學知識的行銷，是科學的表演。它的目的不是培養科學家，而是有效的傳遞科學知識，讓聽眾讀者有個大概的認識，所以不能一味地追求嚴謹。
教授在大學裡上課，講的好點差點同學們都會努力去理解，因為學生進入大學選擇了這個專業，原本就有興趣；而做科普面對的是一堆可能原本對科學知識完全沒興趣的觀眾，需要科學家想辦法吸引受眾。所以要放低姿態。有時要去學一些表演，把自己變成一個段子手，甚至脫口秀表演者，這樣才能吸引更多聽眾的注意力，調動他們積極性，達到預期的效果。
總的來說，科普工作對講演能力的要求比教學工作要高，但科學性上要求比教學要求低一些，側重點是不一樣的。
作者 |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黃聖淳
審閱 | 金兼斌，江蘇佳
編輯 | 楊虹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