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出版物情有獨鍾的理工男到撰寫多篇優秀報導、拿過國內外眾多新聞獎項的“新聞達人”， 六年時間裡， 曾鼎實現了一次成功的“蛻變”。 從入職泛科技媒體果殼網到深耕於嚴肅媒體《鳳凰週刊》， 曾鼎一直在踐行著最初的新聞理想， 堅守新聞的公共性， 做一個旁觀者、親歷者和記錄者。 通過文字， 他希望影響一些人， 改變一些人。
本期“科學傳播人”將對話《鳳凰週刊》主任記者、果殼網前科學記者曾鼎， 與他聊聊科學傳播那些事兒。
曾鼎， 《鳳凰週刊》雜誌主任記者， 曾任果殼網記者、編輯。 致力於環境、健康、科學等領域的新聞報導。
結緣科學傳播：
有影響，
科學傳播人（以下簡稱“科”）：您是在什麼契機下選擇從事環境、健康、科學等領域的新聞報導工作的？
曾鼎（以下簡稱“曾”）：2008年， 我大二的時候， 受到《南方週末》等一批優秀媒體的影響。 我印象最深的報導是《南方週末》在“5·12汶川大地震”後做的一期特刊。 在這期特刊裡， 有一篇報導是一位元名叫李海鵬的記者寫的， 標題是《災後北川殘酷一面》；他們還做了一個專題， 來回應當時公眾對萬科創始人王石捐款少的批評， 為其辯護；科學版的負責人李虎軍寫了一篇關於地震方面的專業報導， 對當時民間流傳的可以預測地震的謠言做了澄清。 這些報導都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也使我堅定了畢業之後從事新聞報導工作的決心。
科：您是如何理解科學傳播的？
曾：我認為雖然科學傳播的作用有限， 不可能做到讓每個人都接受專業知識， 因為每個人都有專業壁壘， 這是很難逾越的， 沒有人需要把自己變成一個各方面的專家。 但是科學傳播能改變很多人的認知。 以轉基因議題為例， 它涉及食品安全、環境安全以及食物可替代性等概念， 公眾很難理解這些細節。 他們更依賴於專業機構的判斷， 依賴媒體去發聲， 去幫助他們構建世界觀。 當面對父母時， 你會發覺他們其實對那些細節不太感興趣， 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結論而已。
科：與科學家相比， 您認為媒體人從事科學傳播有哪些優勢？
曾：首先， 很多科學家缺乏與公眾溝通的意識， 這可能是他們最大的問題。
相較于科學家， 媒體人掌握了傳播規律， 也懂得與受眾溝通的技巧， 因而肯定會在傳播上有更大的優勢。 媒體人會用更通俗的寫作去向自己的讀者闡述一件事情。 比如說， 我們在寫科學報導時， 科學家一般會給很多資料。
科：在環境、健康、科學等領域從事了多年的新聞報導工作， 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曾：職業成就感吧。 不像那種短平快的新聞作品， 可能當天出來了， 第二天就推動了一個事件的進程；我做的深度報導關注一些重大、有影響力的話題。 比如2014年寫的《大陸中草藥肝損害調查》，傳播量特別廣，生命力也比較強，到今天還一直在傳播，影響了很多人，也改變了一些用藥的觀念，這讓我很有成就感。
認識科學記者：
懂得專業，更要敬業
科：您認為科學記者應該具備怎樣的基本素養？
曾：首先，我認為從事新聞事業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因為在這個行業，你如果沒有好奇心、沒有熱情的話，就會對選題挖掘、採訪溝通沒有興趣。沒有熱情，更不會有成就感可言。
其次，一個記者的基本素養就是實事求是，知道什麼說什麼。
最後，我覺得科學記者是有門檻的。它的門檻就在於你必須對自己所負責的那些專業領域有一個最基本的認識。比如在做轉基因報導時，你就必須要瞭解國外的科學共同體對轉基因這個話題所持有的態度和基礎判斷。
科：您的新聞報導選題既有對當下熱點話題的關注，如空氣污染；也有對被忽視的現象的關注，如中草藥肝損害，您是如何進行新聞報導選題的？
曾：我第一次寫空氣污染方面的報導是在2011年10月，當時我剛從上海來北京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了北京大學環境學院的一位研究空氣污染的教授，她給了我一些資料，我就寫了一篇關於PM2.5的報導。就在當月，爆發了一次長達一個星期的霧霾天氣，霧霾話題在公眾中引起了激烈討論，我的這篇稿子被大量轉載。所以，對於空氣污染的報導是在它成為熱點之前的一個偶然機會下的產物。
“中草藥肝損害”那篇文章則與前者不一樣，它更依賴於專業方面的積累。我們對中草藥肝損害相對比較陌生，但是中藥腎損害的話題在國際上已經引發很大關注。2000年前後曾經發生過著名的“龍膽瀉肝丸事件”，導致在國際新聞報導中，“中草藥腎損害”成為一個專有名詞。類比這一原理，關注這一領域的群體也都瞭解，一種藥物進入人體的循環系統裡，不僅要接觸腎臟，還會接觸作為人體解毒器官的肝臟。雖然我們一直認為中草藥會造成肝損害，但是關注這個話題的人很少，也沒有從實際層面找到很多證據去支撐我們的論斷。後來我關注到這個話題，就試著去找全國各地的肝病醫生做訪談，發現所有的肝病醫生都在抱怨這一問題，然後我才把這篇報導做了出來。因而，這個選題是基於對現象的觀察和思考。
科：在報導中，如果遇到專業領域以外的問題，您會怎麼處理？
曾：主要是兩種處理途徑，一是文獻查閱，二是請教專家。這兩種途徑也是通用的，但是在文獻查閱上，我可能稍微熟悉一點，因為我知道最有用的東西在哪裡。這就像你在使用搜尋引擎時建立了一個大方向，你知道你想要的東西在哪裡，該怎麼去找的問題就能夠解決了。
科：您如何定義一篇好的科學報導？
曾：一篇好的科學報導一定是事實準確的，在科學報導領域尤其看重這一點。另外，在目前的媒體環境下，對科學報導的評價要分開來看。好的科學報導不一定要在大眾層面引起廣泛共鳴，它也可以只是在專業領域獲得特定受眾的認可。因為科學報導是有專業門檻的，它不像娛樂報導一樣，人人都喜歡看，人人都可以看。有的報導其目的就是引起行業內人士的關注。比如說你寫疫苗報導，在醫療圈子裡面影響很大，進而獲得有關部門的關注，但是公眾不一定知道，那我認為這也可以是一篇好的科學報導。
科：您在從事環境、健康、科學等領域的報導時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又是如何克服的？
曾：挑戰就是碰到一些相對敏感的話題，不能採訪到想要採訪的人。這個問題很難克服。當時做中草藥肝損害調查的時候，想採訪一位知名中藥研究學者。他雖然致力於維護中醫藥的權威，卻也知道目前中藥用藥中的缺陷，他也在努力研究，希望做出改進。從平衡性的角度考慮，我採訪了很多肝病醫生，他們指出了問題，當論及問題背後的原因時，他們大都直接歸咎於中草藥。但我們知道，這可能並不是一個公正的說法。因為中草藥範圍很廣，我們要進一步追問，到底是中草藥裡面的哪一味或哪幾味藥造成了肝損害。當我在做進一步追問時，前前後後聯繫這位學者多次，他先是拒絕，後來又答應接受採訪，最後可能考慮單位管制的問題，擔心報導出來可能會產生不好的影響，他還是拒絕了我的採訪。
走近科學議題：
我旁觀過的那些人，那些事
科：在網路上，科學研究成果被誤讀，進而造成流言廣泛傳播的情況經常發生，比如您的《自來水裡有避孕藥？被誤讀論文作者專訪》，您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曾：其實，我認為這是一個正常現象，在國外也有類似情況，只是中國可能會尤其嚴重一些。一方面是因為媒體從業者缺乏求證的意識，沒有進一步追問和核實資訊的具體內容、管道來源；另一方面，為了有噱頭、為了引人轉發，很多傳統媒體在微博上傳播這件事時也使用了“自來水裡面有避孕藥”這類有誤導性的表述。
科：在轉基因領域，“挺轉”和“反轉”兩個觀點陣營的對立長期存在，您認為產生這種對立的原因是什麼？
曾：我認為陰謀論其實是原因之一。很多人都會直接說是美國人的政治陰謀，或者說是國際上的種子廠商的陰謀。
另外，通常我們都是先有事實判斷，然後才有價值判斷。很多人在轉基因議題上是先有價值判斷，然後再根據價值判斷去尋找科學依據。比如有些反轉者的一個根本出發點是支持小眾的、有機的農業，而不認可大公司模式、大市場模式。所以，他的“反轉”態度背後其實是支援一種商業模式。
曾鼎在麻風病村採訪
科：從麻風病人、精神病人到“糖丸”受害家庭，公共衛生中的受害者是您長期關注的一個群體，您報導這類群體的初衷是什麼？
曾：倒不是說我系統地把這些人作為一個群體去報導，而是因為我平常做疫苗的報導，關注疫苗的資訊比較多，進而對精神病話題也很感興趣，自然而然就會接觸到這一群人。
其實以上都算是醫藥領域的話題，我本身對這些話題以及公共衛生領域所存在的如何平衡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衝突這個母議題比較感興趣，所以我會關注得比較多。
再者，有新聞理想的新聞人都有一種“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理念。面對這些受害者時，我很想為他們做公平公正的呼籲。所以，就會在選擇報導話題時，傾向于優先報導他們；在選題操作時，我更願意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他們身上，優先把這個話題報導出來。一個很簡單的期待，就是希望報導發出去以後，一方面能夠幫助他們改善境遇，另一方面也能改變普通讀者對這些群體的偏見。
科：在《最後的“糖丸”受害家庭》、《大陸中草藥肝損害調查》等報導中，似乎都存在著科學和人本主義的對峙，這是科學本身的缺陷還是人為因素造成的？
曾：我覺得很難把這些都歸罪於科學。這兩件事可以分開來看。
可以肯定，疫苗極大地改善了人類面對疾病的處境，它的益處遠遠超過害處。但疫苗確實存在極低的不良反應幾率，從而造成個體的苦難遭遇，這是疫苗本身的問題。但我不敢說這是科學本身的缺陷，我認為這個話題太大了。我們也看到現在“糖丸”已經被新的、更好的疫苗取代了，彌補了之前存在的缺陷。所以，是科學發現了疫苗存在的問題，也推進了這一問題的解決。
而在中草藥問題上，背後的原因很複雜，包括維護中草藥的權威、醫生收入與藥品掛鉤等，這裡面是有人為因素的。
科：環境、健康以及科學領域是風險議題的高發地帶，這些風險議題往往會對社會信任造成巨大衝擊，您認為科學記者應該在信任重建中承擔什麼角色？
曾：我覺得科學記者沒有那麼大的義務和擔當。我們的職業是做傳播，不是重建信任，信任重建大多數是在傳播中自發的、附帶完成的。比如在《最後的“糖丸”受害家庭》這篇報導裡，我的出發點不是讓人們對疫苗失去信心、不敢接種疫苗。在寫報導的時候，措辭要很謹慎，把握住分寸，不能因為我的報導使人們喪失了對醫療技術和制度的信任。
面向未來的科學傳播：
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科：您在果殼網和《鳳凰週刊》都從事過科學新聞報導，前者是偏商業化的科普網站，後者是偏時政的雜誌，從新聞生產的整個過程來看，您覺得在這兩個媒體工作有什麼不同？
曾：它們的區別跟受眾定位的不同有關。果殼網的受眾可能是偏年輕的學生群體；《鳳凰週刊》是雜誌，一期價格為15元，在機場等處銷售，它的很大一部分受眾是公務員、商務人士。
所以，在操作選題方面，早期的果殼可能更偏重一些輕巧的操作，在那個階段不是很看重採訪和深度報導，因為這是需要成本的。《鳳凰週刊》就完全不一樣，它的特點就在於去做調查、做採訪、做深度報導。
在語言風格方面，有比較明顯的區分。果殼網在早期相對來說偏口語化，更通俗、更活潑；而《鳳凰週刊》相對來說更規矩、更嚴肅，會有很多條條框框。
曾鼎在美國疾控中心（CDC）
科：您目前最關注的健康傳播議題是什麼？
曾：我很感興趣的是一些有矛盾、有爭議性的話題。近期正在關注的是“捂熱綜合征”，這是一個廣泛存在的問題。很多家庭的育兒觀念陳舊，每年有大量兒童遭受這個疾病的困擾，其中很多人因此傷殘智障、留下嚴重的後遺症，甚至死亡。
（注：“捂熱綜合征”也稱蒙被缺氧綜合征，多因給孩子過度保暖或捂悶過久而引起多系統受累，是一種兒科急症。）
科：從您2011年進入記者行業至今已有6年時間了，您認為國內的科學傳播環境有變化嗎？具體是哪些？
曾：有，科學傳播環境的變化主要還是跟整個媒體環境的變化有關係。我主要談三個方面的影響。
首先，現在越來越多自媒體的加入使得發聲主體變得更加多元，受眾的選擇也更加多樣。雖然存在內容良莠不齊的問題，但是內容變多了，很多專業的內容被廣泛傳播，這是最大的變化，對科學傳播來說是有利的。隨著類似果殼網這類科普媒體的影響力和品牌逐漸建立起來，其他媒體平臺在做類似選題報導時，會參考果殼網，也會看看自媒體怎麼說。
其次，整體的媒體環境變得浮躁了。由於新媒體平臺上短平快的內容也能獲得很高閱讀量，願意做深度報導的媒體越來越少。以前，很多傳統媒體很看重採訪，花費很大的精力去做調查報導。但現在因為整個行業都在通過輕巧的操作獲得很好的傳播效果，成本低、時效性強、性價比高。這種行業現狀使得很多媒體不願意去做一些產出不樂觀的報導，尤其是有時還會涉及一些敏感話題，稿件可能面臨發不出來的風險。媒體從經營的角度權衡投入與產出比，直接影響到一些記者編輯的選題和操作風格，影響到那些真正對社會有巨大影響的報導的生產。但是，我還是比較樂觀的，我認為未來在新媒體上還是會有人願意做深度報導的。只是在短時間內，新媒體還處在生長期。
最後，由於發聲管道的多元化，導致聲音的多元化，謠言、流言也會傳播得極其廣泛。這是當前科學傳播需要面對的一個巨大挑戰。科學傳播的從業者們需要更快、更積極地去應對這種環境。
作者 |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吳喬飛
審閱 | 金兼斌，江蘇佳
編輯 | 李晨暉
比如2014年寫的《大陸中草藥肝損害調查》，傳播量特別廣，生命力也比較強，到今天還一直在傳播，影響了很多人，也改變了一些用藥的觀念，這讓我很有成就感。認識科學記者：
懂得專業，更要敬業
科：您認為科學記者應該具備怎樣的基本素養？
曾：首先，我認為從事新聞事業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因為在這個行業，你如果沒有好奇心、沒有熱情的話，就會對選題挖掘、採訪溝通沒有興趣。沒有熱情，更不會有成就感可言。
其次，一個記者的基本素養就是實事求是，知道什麼說什麼。
最後，我覺得科學記者是有門檻的。它的門檻就在於你必須對自己所負責的那些專業領域有一個最基本的認識。比如在做轉基因報導時，你就必須要瞭解國外的科學共同體對轉基因這個話題所持有的態度和基礎判斷。
科：您的新聞報導選題既有對當下熱點話題的關注，如空氣污染；也有對被忽視的現象的關注，如中草藥肝損害，您是如何進行新聞報導選題的？
曾：我第一次寫空氣污染方面的報導是在2011年10月，當時我剛從上海來北京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了北京大學環境學院的一位研究空氣污染的教授，她給了我一些資料，我就寫了一篇關於PM2.5的報導。就在當月，爆發了一次長達一個星期的霧霾天氣，霧霾話題在公眾中引起了激烈討論，我的這篇稿子被大量轉載。所以，對於空氣污染的報導是在它成為熱點之前的一個偶然機會下的產物。
“中草藥肝損害”那篇文章則與前者不一樣，它更依賴於專業方面的積累。我們對中草藥肝損害相對比較陌生，但是中藥腎損害的話題在國際上已經引發很大關注。2000年前後曾經發生過著名的“龍膽瀉肝丸事件”，導致在國際新聞報導中，“中草藥腎損害”成為一個專有名詞。類比這一原理，關注這一領域的群體也都瞭解，一種藥物進入人體的循環系統裡，不僅要接觸腎臟，還會接觸作為人體解毒器官的肝臟。雖然我們一直認為中草藥會造成肝損害，但是關注這個話題的人很少，也沒有從實際層面找到很多證據去支撐我們的論斷。後來我關注到這個話題，就試著去找全國各地的肝病醫生做訪談，發現所有的肝病醫生都在抱怨這一問題，然後我才把這篇報導做了出來。因而，這個選題是基於對現象的觀察和思考。
科：在報導中，如果遇到專業領域以外的問題，您會怎麼處理？
曾：主要是兩種處理途徑，一是文獻查閱，二是請教專家。這兩種途徑也是通用的，但是在文獻查閱上，我可能稍微熟悉一點，因為我知道最有用的東西在哪裡。這就像你在使用搜尋引擎時建立了一個大方向，你知道你想要的東西在哪裡，該怎麼去找的問題就能夠解決了。
科：您如何定義一篇好的科學報導？
曾：一篇好的科學報導一定是事實準確的，在科學報導領域尤其看重這一點。另外，在目前的媒體環境下，對科學報導的評價要分開來看。好的科學報導不一定要在大眾層面引起廣泛共鳴，它也可以只是在專業領域獲得特定受眾的認可。因為科學報導是有專業門檻的，它不像娛樂報導一樣，人人都喜歡看，人人都可以看。有的報導其目的就是引起行業內人士的關注。比如說你寫疫苗報導，在醫療圈子裡面影響很大，進而獲得有關部門的關注，但是公眾不一定知道，那我認為這也可以是一篇好的科學報導。
科：您在從事環境、健康、科學等領域的報導時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又是如何克服的？
曾：挑戰就是碰到一些相對敏感的話題，不能採訪到想要採訪的人。這個問題很難克服。當時做中草藥肝損害調查的時候，想採訪一位知名中藥研究學者。他雖然致力於維護中醫藥的權威，卻也知道目前中藥用藥中的缺陷，他也在努力研究，希望做出改進。從平衡性的角度考慮，我採訪了很多肝病醫生，他們指出了問題，當論及問題背後的原因時，他們大都直接歸咎於中草藥。但我們知道，這可能並不是一個公正的說法。因為中草藥範圍很廣，我們要進一步追問，到底是中草藥裡面的哪一味或哪幾味藥造成了肝損害。當我在做進一步追問時，前前後後聯繫這位學者多次，他先是拒絕，後來又答應接受採訪，最後可能考慮單位管制的問題，擔心報導出來可能會產生不好的影響，他還是拒絕了我的採訪。
走近科學議題：
我旁觀過的那些人，那些事
科：在網路上，科學研究成果被誤讀，進而造成流言廣泛傳播的情況經常發生，比如您的《自來水裡有避孕藥？被誤讀論文作者專訪》，您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曾：其實，我認為這是一個正常現象，在國外也有類似情況，只是中國可能會尤其嚴重一些。一方面是因為媒體從業者缺乏求證的意識，沒有進一步追問和核實資訊的具體內容、管道來源；另一方面，為了有噱頭、為了引人轉發，很多傳統媒體在微博上傳播這件事時也使用了“自來水裡面有避孕藥”這類有誤導性的表述。
科：在轉基因領域，“挺轉”和“反轉”兩個觀點陣營的對立長期存在，您認為產生這種對立的原因是什麼？
曾：我認為陰謀論其實是原因之一。很多人都會直接說是美國人的政治陰謀，或者說是國際上的種子廠商的陰謀。
另外，通常我們都是先有事實判斷，然後才有價值判斷。很多人在轉基因議題上是先有價值判斷，然後再根據價值判斷去尋找科學依據。比如有些反轉者的一個根本出發點是支持小眾的、有機的農業，而不認可大公司模式、大市場模式。所以，他的“反轉”態度背後其實是支援一種商業模式。
曾鼎在麻風病村採訪
科：從麻風病人、精神病人到“糖丸”受害家庭，公共衛生中的受害者是您長期關注的一個群體，您報導這類群體的初衷是什麼？
曾：倒不是說我系統地把這些人作為一個群體去報導，而是因為我平常做疫苗的報導，關注疫苗的資訊比較多，進而對精神病話題也很感興趣，自然而然就會接觸到這一群人。
其實以上都算是醫藥領域的話題，我本身對這些話題以及公共衛生領域所存在的如何平衡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衝突這個母議題比較感興趣，所以我會關注得比較多。
再者，有新聞理想的新聞人都有一種“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理念。面對這些受害者時，我很想為他們做公平公正的呼籲。所以，就會在選擇報導話題時，傾向于優先報導他們；在選題操作時，我更願意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他們身上，優先把這個話題報導出來。一個很簡單的期待，就是希望報導發出去以後，一方面能夠幫助他們改善境遇，另一方面也能改變普通讀者對這些群體的偏見。
科：在《最後的“糖丸”受害家庭》、《大陸中草藥肝損害調查》等報導中，似乎都存在著科學和人本主義的對峙，這是科學本身的缺陷還是人為因素造成的？
曾：我覺得很難把這些都歸罪於科學。這兩件事可以分開來看。
可以肯定，疫苗極大地改善了人類面對疾病的處境，它的益處遠遠超過害處。但疫苗確實存在極低的不良反應幾率，從而造成個體的苦難遭遇，這是疫苗本身的問題。但我不敢說這是科學本身的缺陷，我認為這個話題太大了。我們也看到現在“糖丸”已經被新的、更好的疫苗取代了，彌補了之前存在的缺陷。所以，是科學發現了疫苗存在的問題，也推進了這一問題的解決。
而在中草藥問題上，背後的原因很複雜，包括維護中草藥的權威、醫生收入與藥品掛鉤等，這裡面是有人為因素的。
科：環境、健康以及科學領域是風險議題的高發地帶，這些風險議題往往會對社會信任造成巨大衝擊，您認為科學記者應該在信任重建中承擔什麼角色？
曾：我覺得科學記者沒有那麼大的義務和擔當。我們的職業是做傳播，不是重建信任，信任重建大多數是在傳播中自發的、附帶完成的。比如在《最後的“糖丸”受害家庭》這篇報導裡，我的出發點不是讓人們對疫苗失去信心、不敢接種疫苗。在寫報導的時候，措辭要很謹慎，把握住分寸，不能因為我的報導使人們喪失了對醫療技術和制度的信任。
面向未來的科學傳播：
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科：您在果殼網和《鳳凰週刊》都從事過科學新聞報導，前者是偏商業化的科普網站，後者是偏時政的雜誌，從新聞生產的整個過程來看，您覺得在這兩個媒體工作有什麼不同？
曾：它們的區別跟受眾定位的不同有關。果殼網的受眾可能是偏年輕的學生群體；《鳳凰週刊》是雜誌，一期價格為15元，在機場等處銷售，它的很大一部分受眾是公務員、商務人士。
所以，在操作選題方面，早期的果殼可能更偏重一些輕巧的操作，在那個階段不是很看重採訪和深度報導，因為這是需要成本的。《鳳凰週刊》就完全不一樣，它的特點就在於去做調查、做採訪、做深度報導。
在語言風格方面，有比較明顯的區分。果殼網在早期相對來說偏口語化，更通俗、更活潑；而《鳳凰週刊》相對來說更規矩、更嚴肅，會有很多條條框框。
曾鼎在美國疾控中心（CDC）
科：您目前最關注的健康傳播議題是什麼？
曾：我很感興趣的是一些有矛盾、有爭議性的話題。近期正在關注的是“捂熱綜合征”，這是一個廣泛存在的問題。很多家庭的育兒觀念陳舊，每年有大量兒童遭受這個疾病的困擾，其中很多人因此傷殘智障、留下嚴重的後遺症，甚至死亡。
（注：“捂熱綜合征”也稱蒙被缺氧綜合征，多因給孩子過度保暖或捂悶過久而引起多系統受累，是一種兒科急症。）
科：從您2011年進入記者行業至今已有6年時間了，您認為國內的科學傳播環境有變化嗎？具體是哪些？
曾：有，科學傳播環境的變化主要還是跟整個媒體環境的變化有關係。我主要談三個方面的影響。
首先，現在越來越多自媒體的加入使得發聲主體變得更加多元，受眾的選擇也更加多樣。雖然存在內容良莠不齊的問題，但是內容變多了，很多專業的內容被廣泛傳播，這是最大的變化，對科學傳播來說是有利的。隨著類似果殼網這類科普媒體的影響力和品牌逐漸建立起來，其他媒體平臺在做類似選題報導時，會參考果殼網，也會看看自媒體怎麼說。
其次，整體的媒體環境變得浮躁了。由於新媒體平臺上短平快的內容也能獲得很高閱讀量，願意做深度報導的媒體越來越少。以前，很多傳統媒體很看重採訪，花費很大的精力去做調查報導。但現在因為整個行業都在通過輕巧的操作獲得很好的傳播效果，成本低、時效性強、性價比高。這種行業現狀使得很多媒體不願意去做一些產出不樂觀的報導，尤其是有時還會涉及一些敏感話題，稿件可能面臨發不出來的風險。媒體從經營的角度權衡投入與產出比，直接影響到一些記者編輯的選題和操作風格，影響到那些真正對社會有巨大影響的報導的生產。但是，我還是比較樂觀的，我認為未來在新媒體上還是會有人願意做深度報導的。只是在短時間內，新媒體還處在生長期。
最後，由於發聲管道的多元化，導致聲音的多元化，謠言、流言也會傳播得極其廣泛。這是當前科學傳播需要面對的一個巨大挑戰。科學傳播的從業者們需要更快、更積極地去應對這種環境。
作者 |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吳喬飛
審閱 | 金兼斌，江蘇佳
編輯 | 李晨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