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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不確定性:對新興和爭議性科學的媒體報導》

本周讀哪本書?

轉基因食品對人的健康有沒有危害?全球變暖在多大程度上是人造成的?犯罪行為是基因先天決定的還是後天形成的?大量科學相關的複雜問題困擾著人們, 在輿論場中進行著持久而收效甚微的辯論, 一旦相關政策出臺就很容易引發新的爭議, 激化矛盾。 因為這類問題的報導只能描述科學的不確定性事件, 並不能告知公眾這一事件未來的發展趨勢。 但公眾真正關心的是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是否處在風險中, 新技術會滿足他們的期待還是噩夢的開始, 這類問題的答案通常是暫時性的,

屬於灰色地帶。 媒體很少對此進行持續報導, 而一旦人們看不到科學的進步, 就可能因此產生對科學權威性的質疑。

“科學不確定性”(scientific uncertainty)是懸置在科學家、記者、公眾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如何應對這個問題, 修復科學傳播的資訊環境, 重建三者之間的信任呢?《傳播不確定性:對新興和爭議性科學的媒體報導》(Communicating Uncertainty:Media Coverage of New and Controversial Science)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發。

這本書寫了什麼?

《傳播不確定性:對新興和爭議性科學的媒體報導》由莎朗·M.弗裡德曼(Sharon M. Friedman)、莎朗·鄧伍迪(Sharon Dunwoody)、卡羅爾·L. 羅傑斯(Carol L. Rogers)三位元編著, 共分三部分, 收錄了科學傳播研究者、科學記者的十一篇文章和三篇相關專家的圓桌討論記錄。 在本書之前, 三人曾編著《科學家與記者:像新聞一樣報導科學》(Scientists and Journalists: Reporting Science as News),

兩書可看作姊妹篇:後者更廣泛地探討科學家與記者的互動, 前者則將主題集中在新興和爭議性科學的報導對不確定性的處理上。

本書認為, 科學研究最常見的結果或許不是真相, 而是不確定性。 在很多人看來, 不確定性意味著不可預見性, 只能帶來擔憂和恐慌。 但本書指出, 不確定性本身並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由不確定性導致的科學家、記者與公眾之間的不信任。 科學研究中的未知問題或者科學家之間的分歧造成科學的不確定性, 這種不確定性是客觀存在的, 如果科學家能夠通過記者將這種不確定性向公眾做出充分的解釋, 在資訊環境中形成良好的社會化商討模式, 不確定性就能被管理起來,

不再引發不必要的恐慌和混亂。

本書的第一部分主要展現了科學家、記者和公眾這三方是如何應對科學不確定性的。 科學家的工作是圍繞一些未知問題尋找答案, 但實驗室裡得出的結論很難排除所有的偶然因素, 所以科學家的工作是一方面減少不確定性, 一方面又在主動構建不確定性。 為了維護科學的權威, 科學家必須學會管理不確定性;記者在對不確定性的報導中受到自身科學素養的影響, 也會受到媒體規程和組織要求的限制;公眾面對不同維度的不確定性會採取不同的應對態度和方式。 科學家、記者、公眾三方所組成的公共資訊環境受到社會經濟、文化、結構性障礙等因素的影響, 可能會將科學的不確定性變成公眾對科學的不信任,

從而損害科學家公信力和科學權威。

第二部分探討了公共領域有關科學不確定性的報導, 主要涉及以下三個問題:基因工程的安全性問題、二噁英的危害性評估、基因或生理與行為的關係。 在這些不確定性科學問題的報導中, 科學家和媒體都走過很多彎路。 由於商業資助研究, 科學家會受到經濟利益的影響;而媒體的報導可能因為信源問題、截稿時限、主觀臆測出現很多問題;公眾則處在左右搖擺中, 無法很好地進行風險評估和管理。

第三部分指出理解受眾的重要性, 並在此基礎上介紹了對不確定性和複雜科學問題做出有效解釋的方式, 以及如何用系統性思維選擇和評估證據。

專家與公眾對於風險的評估方式不同, 這個問題不僅沒有引起科學家群體的注意, 甚至連記者也很少認識到。 受眾在理解不確定性科學話題的報導中存在很多困難, 包括背景資訊的缺乏、專業名詞晦澀難懂、報導結構的偏差等。 為了更好地傳播科學不確定性, 就需要完善報導的要素, 學會用系統性思維選擇和評估證據。

本書彙集了科學家、傳播學者、記者等相關領域專家的不同觀點, 以豐富的案例展現了科學不確定性問題的不同維度, 並詳細地給出了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對於科學家、記者、公眾共同努力應對不確定性問題有很大的啟發。

此書由誰編著?

莎朗·M.弗裡德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伯利恒市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科學寫作計畫教授, 美國三哩島事故總統委員會和美國經濟社會亞太委員會顧問。她的研究重點是如何與大眾溝通科學和環境問題。曾與人合編、合著《環境報導:記者手冊》《電子器械風險交流指南》等。

莎朗·鄧伍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新聞和大眾傳播學院Evjue-Bascom講席教授,2013年退休。她主要關注新興或爭議性科技話題中存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致力於促進記者和科學家的溝通。其主要著作還有《為公眾消費而重構科學》等。

卡羅爾·L. 羅傑斯: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菲力浦·梅里爾新聞學院教授,2014年退休。曾任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傳播辦公室主任,科學寫作促進理事會成員,《科學傳播》雜誌編輯。她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科學話題的媒體報導,尤其是媒體對氣候變化的報導。

譯者簡介

劉軍、張忠霞、李雯、黃堃、張家偉來自新華社國際部科技新聞採編室,他們曾分別在美國及歐洲和亞太地區擔任過科技記者。

先睹為快

《第四章 科學家、記者和不確定性的意義》

莎朗·鄧伍迪

節選

記者和科學家之間爭奪解釋權的鬥爭是不平等的。儘管通常來說記者可以決定敘事的方式,科學文化卻常常在決定報導科學的意義上取得令人驚歎的成功。但是,這種對意義的控制卻會在兩種情況下弱化:當相關科學發現是新的或者當它有爭議的時候。

與新聞的權威性相比,我們更相信科學的權威性。我們樂意承認自己相信科學發現真實的能力 ,但我們卻不是那麼傾心於新聞業展示證據的技巧。我們很少質疑《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所刊登內容的真實性。但是,新聞工作者所宣稱的客觀性,以及記者在面對不同意見時為衡量誰對誰錯而做出的平衡性努力,常遭到受眾的嚴厲批評。科學家和記者的地位的確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在誰能控制一則報導的意義方面有深遠影響。

在有爭議的科學領域,不同的科學陣營可能會把不確定性當作一種爭辯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記者可以在建構真實性中發揮主要作用。不僅是立場不同的科學家願意讓記者這麼做,新聞行業本身的使命也會要求記者這樣做,因為有爭議的新聞才有吸引力,記者可以使用一系列的策略使受眾對相關爭議有更多的認識。

科學家依賴大眾媒體獲得科學資訊的程度比他們所願意承認的要高。對位於辯論前沿的那些科學家來說,爭議會增加利害攸關性,使他們依靠大眾媒體來跟蹤瞭解其他人在做什麼和說什麼。

《第十一章 理解受眾的重要性》

卡羅爾·L. 羅傑斯

節選

大眾媒體在危機判斷方面可能僅發揮了有限作用。具體來說,人們貌似是在利用大眾媒體獲取對於危機的一般性資訊。但當涉及要決定自身對於這些危機該採取何種舉措時,人們更傾向于利用人際間的溝通管道,如朋友、同事以及社區中的其他人。

我們不難發現,專家和普通人評估風險是不同的。專家傾向于集中在一個比較窄的、重視成本效益的框架內評估風險,而普通人考慮的因素更多。這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普通人不懂風險問題,相反霍寧認為,非專家有著“擴充版的風險相關詞彙”,他們除了成本和利益方面的考慮,還會把資訊實用性和倫理道德考量都考慮在內。

《第十二章 不確定和複雜科學問題中的有效解釋》

凱薩琳·E. 羅恩

節選

當記者在科學新聞報導中努力尋求平衡時,他們不能僅僅簡單地告訴受眾,“一位科學家說是這樣的,另一位科學家說不是”。正相反,在科學新聞報導中,為了追求平衡和準確,記者需要讓公眾知道某種解釋在科學界是否是被廣泛接納的,科學界支持或反對這一立場的基礎是什麼,以及針對這一立場的一些比較好的評論觀點。

要想寫出兼具平衡性和準確性的科學新聞報導,記者應該:

查清這一科學論斷是否被科學家廣泛支持。

弄清楚接受採訪的科學家是否支持這一論斷。

問一問針對這一科學論斷是否有其他重要的變數。

把有爭議性結論的爭議點交代清楚,然後介紹正反方的優劣勢各有哪些。

作者 |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張魯陽

審閱 | 金兼斌,江蘇佳

編輯 | 李晨暉

美國三哩島事故總統委員會和美國經濟社會亞太委員會顧問。她的研究重點是如何與大眾溝通科學和環境問題。曾與人合編、合著《環境報導:記者手冊》《電子器械風險交流指南》等。

莎朗·鄧伍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新聞和大眾傳播學院Evjue-Bascom講席教授,2013年退休。她主要關注新興或爭議性科技話題中存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致力於促進記者和科學家的溝通。其主要著作還有《為公眾消費而重構科學》等。

卡羅爾·L. 羅傑斯: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菲力浦·梅里爾新聞學院教授,2014年退休。曾任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傳播辦公室主任,科學寫作促進理事會成員,《科學傳播》雜誌編輯。她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科學話題的媒體報導,尤其是媒體對氣候變化的報導。

譯者簡介

劉軍、張忠霞、李雯、黃堃、張家偉來自新華社國際部科技新聞採編室,他們曾分別在美國及歐洲和亞太地區擔任過科技記者。

先睹為快

《第四章 科學家、記者和不確定性的意義》

莎朗·鄧伍迪

節選

記者和科學家之間爭奪解釋權的鬥爭是不平等的。儘管通常來說記者可以決定敘事的方式,科學文化卻常常在決定報導科學的意義上取得令人驚歎的成功。但是,這種對意義的控制卻會在兩種情況下弱化:當相關科學發現是新的或者當它有爭議的時候。

與新聞的權威性相比,我們更相信科學的權威性。我們樂意承認自己相信科學發現真實的能力 ,但我們卻不是那麼傾心於新聞業展示證據的技巧。我們很少質疑《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所刊登內容的真實性。但是,新聞工作者所宣稱的客觀性,以及記者在面對不同意見時為衡量誰對誰錯而做出的平衡性努力,常遭到受眾的嚴厲批評。科學家和記者的地位的確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在誰能控制一則報導的意義方面有深遠影響。

在有爭議的科學領域,不同的科學陣營可能會把不確定性當作一種爭辯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記者可以在建構真實性中發揮主要作用。不僅是立場不同的科學家願意讓記者這麼做,新聞行業本身的使命也會要求記者這樣做,因為有爭議的新聞才有吸引力,記者可以使用一系列的策略使受眾對相關爭議有更多的認識。

科學家依賴大眾媒體獲得科學資訊的程度比他們所願意承認的要高。對位於辯論前沿的那些科學家來說,爭議會增加利害攸關性,使他們依靠大眾媒體來跟蹤瞭解其他人在做什麼和說什麼。

《第十一章 理解受眾的重要性》

卡羅爾·L. 羅傑斯

節選

大眾媒體在危機判斷方面可能僅發揮了有限作用。具體來說,人們貌似是在利用大眾媒體獲取對於危機的一般性資訊。但當涉及要決定自身對於這些危機該採取何種舉措時,人們更傾向于利用人際間的溝通管道,如朋友、同事以及社區中的其他人。

我們不難發現,專家和普通人評估風險是不同的。專家傾向于集中在一個比較窄的、重視成本效益的框架內評估風險,而普通人考慮的因素更多。這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普通人不懂風險問題,相反霍寧認為,非專家有著“擴充版的風險相關詞彙”,他們除了成本和利益方面的考慮,還會把資訊實用性和倫理道德考量都考慮在內。

《第十二章 不確定和複雜科學問題中的有效解釋》

凱薩琳·E. 羅恩

節選

當記者在科學新聞報導中努力尋求平衡時,他們不能僅僅簡單地告訴受眾,“一位科學家說是這樣的,另一位科學家說不是”。正相反,在科學新聞報導中,為了追求平衡和準確,記者需要讓公眾知道某種解釋在科學界是否是被廣泛接納的,科學界支持或反對這一立場的基礎是什麼,以及針對這一立場的一些比較好的評論觀點。

要想寫出兼具平衡性和準確性的科學新聞報導,記者應該:

查清這一科學論斷是否被科學家廣泛支持。

弄清楚接受採訪的科學家是否支持這一論斷。

問一問針對這一科學論斷是否有其他重要的變數。

把有爭議性結論的爭議點交代清楚,然後介紹正反方的優劣勢各有哪些。

作者 |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張魯陽

審閱 | 金兼斌,江蘇佳

編輯 | 李晨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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