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眾眼裡， 典型的科學家可能像《生活大爆炸》中的Sheldon， 他腦回路清奇、CPU轉速飛快， 滿嘴複雜艱深的科學名詞， 一副“高大上”不接地氣的樣子；只喜歡與具有相似科學背景的同行交流， 鮮於也不善於在媒體面前表達觀點。 然而如今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 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樂於與公眾交流， 他們使用社交媒體進行科學普及來“6”得很， 微博粉絲量直逼明星大V， 儼然一顆顆“科學明星”。
在目前的科研評價體系與科學傳播大環境下， 科學家做科普會不會遭遇同行的非議？社交媒體和傳統媒體相比哪個平臺更適合科學傳播？為什麼仍有一批科學家不喜歡和公眾對話？科普的概括性和科學的準確性又要如何平衡？關於這些問題，
以下是“科學傳播人”對袁嵐峰博士的訪談：
“科普本就是科學家的工作之一”
“科學傳播人”（以下簡稱“科”）：您從什麼時候開始從事科學傳播工作的？契機是什麼？
袁嵐峰博士（以下簡稱“袁”）：2015年曾有一條非常火的新聞， 稱中國科學家在瞬間傳輸技術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配圖是《星際迷航》裡的瞬間傳送裝置， 但是公眾都不明白記者在說什麼。 我瞭解這篇新聞介紹的是量子隱形傳態， 而且身邊也有同事就在從事這項研究的潘建偉院士組裡，
過了一段時間， 軍隊總參謀部請我去講量子通信， 是@奧卡姆剃刀 向他們介紹的。 他發現網上很多所謂科普文章有嚴重的事實錯誤， 比如說量子通信是超光速的， 而我的文章邏輯嚴謹， 事實準確， 把量子通信的問題基本說清楚了（實際上量子通信也不超光速）， 因此介紹我去軍隊做報告。 就這樣， 我逐漸走上了科學傳播的道路。
（編者注：@奧卡姆剃刀 是微博科普大V， 通信博士）
（2015年中科大潘建偉專案組實現量子瞬間傳輸技術重大突破， 觀察者網的新聞配圖是經典劇集《星際迷航》中的瞬間傳輸裝置。 當然， 量子隱形傳態目前還不能傳輸宏觀物體， 只是傳輸一個微觀粒子的狀態。 ）
科：您的專業領域是理論與計算化學， 但是您撰寫的很多科普文章是關於量子、工業， 甚至國家戰略等， 您是否擔心將非專業領域的問題解釋給大眾會受到此專業人士的質疑？
袁：當然會擔心。 正因為如此， 我會在寫之前諮詢專業人士， 成稿之後會再給他們看。 即使這樣也難免有錯誤。 有錯誤不可怕， 可以跟一線的研究者溝通之後再改正。 這個反覆運算的過程， 讓我學到了很多。
科：通常人們認為科學家只是某一領域的專家， 但對於自己不精通的研究領域中的問題， 您覺得科學家做科學傳播的優勢在哪裡？
袁：學者可以有不同的分類， 這是一個知識的寬度和深度之間平衡的問題。 如果你能在一個領域中做到前萬分之一， 那當然很好。 但是也有另一種選擇， 在多個領域中做到大約前百分之一。 後者可能發現前者忽略的一些問題， 不同領域知識的交叉也可能產生新的思想， 因此在對公眾進行科學傳播的時候就更有優勢。 這就好比那個“刺蝟與狐狸”的比喻。
科學家做科普的優勢在於能夠傳遞科學的思維方法， 這是他們與普通人的區別。 就像我們在給學生講課時， 會以場景還原的方式讓學生想像科學家在當時的情景中所做的事情， 這是回歸科學的人性， 也教會了學生科學家的思維方式。 在這裡科學不再是硬塞給學生記憶的事物， 而是學生自己推導出來的。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一旦被解釋清楚，破除了神秘感，公眾就不會覺得科學是冷冰冰的了，也許他們會認為自己也可以做研究，為此去學習，去努力。科學的思維方式，跟具體的科學知識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科：有一種觀點認為科學家們都應該抽一點精力來向公眾進行科學傳播，而不是只依賴專門的科普人士，您覺得這可能嗎？
袁：這是一種理想狀態，但是限於科學家本身的文字水準等，這可能是難以實現的。真正可行的辦法，是出現一批好的科學記者。科學家的問題在於不知道如何跟公眾溝通，而科學記者可以採訪這些科學家，然後將專業答案轉化為容易理解的方式。在量子資訊方面，我其實就在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按照習總書記的講話，科學研究和科學普及應該是鳥之兩翼、車之雙輪，同等的重要。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國內科學傳播領域的發展還比較幼稚。在歐美有些相當專業的科學記者，本身就有科學相關的背景，他們所寫的科學傳播文章井井有條，科學性和文學性並存。而國內達到這種水準的科學記者還很少。不過換個角度看，這正說明中國的科學傳播是一個正在蓬勃發展的產業，現在的新聞傳播學生遇上了好時代。科大有個系叫做科技傳播與科技政策系，我認為以後這種專業應該更多，社會急需這方面的人才。
做靠譜的科學傳播
科：您怎樣把握科普的通俗性和科學的準確性之間的平衡？
袁：這方面我的博士後導師Roald Hoffmann對我影響最大，他認為好的理論模型應該是“盡可能的簡單”。怎麼判斷呢？標準是：“去掉所有不必要的東西，直到再去掉一點，你就什麼都剩不下了。”這時你就可以確定，剩下的都是對研究物件最本質的描述。愛因斯坦也有句格言：“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simpler”，說的也是這個意思。
不少問題是很複雜的，不適合對公眾科普。但是如果一個問題本質上是簡單的，那麼它肯定存在一個簡化的節點。因此在科普的過程中，將關鍵的、重要的資訊（結論或者思維方法）告訴公眾就可以了——例如量子通信不超光速。畢竟我們也不是為了讓公眾變成數學家或者物理學家。
（編者注：Roald Hoffmann是美國化學家，因提出分子軌道對稱守恆原理而與日本京都大學的福井謙一教授共同獲得了1981年諾貝爾化學獎）
（2015 年，袁嵐峰博士與Roald Hoffmann教授在北京召開的第15屆國際量子化學大會上合影）
科：在您從事科學傳播工作的過程中遇到過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怎麼解決的？
袁：最大的困難是我發現無論如何講道理，總會有人不相信，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民科”，你的所有論點他們都能夠講出一堆“道理”來反駁。為了論證“民科”的論斷中存在的問題，我需要向專業人士學習請教；但是在我分析清楚之後，還是無法說服他們，因為許多旁觀者看不清問題的根本在什麼地方。一些人還願意相信“民科”；還有人希望我跟“民科”進行辯論。這就是人們缺少科學思維造成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與一些科普專家交流過，他們也有同感。後來我想明白了，我從來沒有通過科學傳播“教會”過任何一個人。教會別人系統的知識，需要進入課堂，需要專業訓練，這不是科普能夠做到的。科普最好的結果不是讓讀者學成專家，而是讓讀者相信你，通過講道理的方式對你個人建立起信任。
有些人就是無法鑒別一些資訊，所以總有人無法被說服。所以，千萬不要把說服某個特定的人作為你的目標。一旦如此，就會給自己加諸無限的負擔，如果做不到就會很受挫。一旦你放棄這個不切實際的目標，工作就會變得輕鬆愉快很多。在科普工作中需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雖然科普不能影響全部人，但總是影響了一些人。這就是那個經典的“半杯水是半空還是半滿”的問題。
科：怎麼判斷一篇科普文章是否靠譜？
袁：科普文章的權威性，一方面來自于科學家的身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來自文章本身的邏輯性。理性的讀者很快就能夠分辨出問題的關鍵。我的文章在說到某個問題時會寫道：“如果你想瞭解更多，可以參見XXX”，這就是可追溯的。而不靠譜的文章就完全沒有參考文獻。
科：您是什麼時候開始使用微博的？據我所知，一些科學家對微博可以被任何人評論感到很有壓力，而且微博上充斥著非理性的言論，很難形成有意義的討論。結合您的使用經驗，您覺得社交媒體是適合進行科學傳播的平臺嗎？
袁：我的微博是2013年註冊的，開始使用的時候很隨意。過了一年，2014年底粉絲才達到了1000人。
社交媒體跟紙媒相比，肯定是科學傳播更好的平臺。傳統媒體版面有限，刊載的內容往往比較短，比如環球時報的文章就限制在1200字之內，許多問題不能闡述得很充分；而社交媒體上的文章，長度就不受限制。而且社交媒體上可以和很多專業人士直接交流，我文章中的錯誤也大部分是他們指出來的。這種交流是理性、專業的，這些人不會因為文章中細節性的錯誤就否定文章整體。因為專業人士都明白，即使是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也很難保證沒有錯誤。科學研究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批評改正的過程，對文章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是很正常的。
科：我發現您在微博上關注了43位科普博主，有科學界從業人士，也有部分科學愛好者。您認為科學愛好者可以成為科學傳播的主體嗎？
袁：科學愛好者比普通人的專業性還是要強的，具有基本的科學思維方式。他們可能會犯一些錯誤，但是大家可以共同指出、共同進步，有問題共同改進。在這方面，科學愛好者與“民科”有本質的區別。“民科”之所以成為一個貶義詞，是因為他們無法與科學共同體正常對話，而科學愛好者完全是可以參與其中的。對科普的現狀可以吐槽，但是需要看到我們的整體趨勢是在向上走的，也需要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這些科學愛好者其實已經做了很多科學傳播工作了。
科普對科學界的好處
科：據我們瞭解，大多數中國科學家還是不太願意參與科學傳播，像您這樣熱衷於參與科學傳播工作的人是否會形成固定的小圈子？您在科學傳播工作的過程中會感受到其他同行的壓力嗎？
袁：當然是有圈子的，但是絕對不固定，誰願意做（科學傳播）就會參與進來，大家就會成為朋友。即使不在這個圈子中的人，也絕不會認為我們做的事情不好或者沒有意義。當然可能有同事認為做科學傳播對評職稱沒有什麼好處，建議我們先把職稱搞定，這很正常。但是有水準的科學家都不會認為做科學傳播是件壞事，而且在我諮詢他們專業問題的時候，他們會非常積極地向我解釋。這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他的專業領域中知識的傳播，對大家都有好處。
科：您在青年社會家責任論壇上的發言中提到，科普對科學界的好處之一是提高公眾對科學共同體的認可。您認為中國科學家得不到公眾承認主要是哪些原因？
袁：從積極的角度看，其實是因為科學界進步太快，公眾沒有跟上。如今國內的實驗室幾乎都在出大量的成果，媒體不會把所有這些科學成就都作為宣傳的議題，公眾可能也不太關注，導致中國科學界實際的發展水準和公眾的認知之間有脫節。這是一個成長的煩惱，就像小孩子長得太快，就要不停地買新衣服。但是其實也是進步的一種表現。
另外一個方面是個別科學家的欺騙行為敗壞了科學共同體在公眾中的形象，比如漢芯造假事件。對個別有造假行為的人沒有嚴格的法律制裁，會導致公眾對科學共同體不信任。所謂批評無自由，則讚美無意義；所以很多時候公眾認為，我們的政策是對好人不夠好，對壞人不夠壞。
此外，這也與科學家沒有非常主動地向公眾靠攏有關，但是近年來大家也在做努力。比如我之前參加過復旦大學“思想者論壇”的科技分論壇，主持人余亮提到，這些年發生的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就是科學家突然變得會寫文章了。在我從事相關工作時，經常感覺很多事情早就應該有人做過了，但事實上就是沒有！做總比不做要好，科學傳播是不好做，但是世上又有什麼是容易的呢？
科：您認為相比於過去，公眾與科學家之間的隔閡是越來越大了還是在縮小？
袁：我覺得這個情況正在逐漸改善，相比過去隔閡縮小了。二三十年前有句流行語叫做“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科學家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保障，自然沒有時間考慮與公眾的溝通，更不用提科學傳播了。當時科學家雖然在公眾心中地位很高，但其實公眾對科學家也是存有懷疑的，只是沒有媒體報導，沒有對這種情況進行呈現。質疑一直存在，只是現在科學家與公眾的溝通多了起來，公眾的教育水準也得到了提高，隔閡就越來越小了。
科：什麼樣的科學家適合從事科學傳播？
袁：首先要熱愛教學，因為科普工作類似于與學生的溝通，能夠把學生教會才能夠跟普羅大眾講清楚道理。另一個方面，我所認識的從事相關工作的人都是喜歡講道理的人。科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論證的過程與論證的結論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這是科學與神學最大的區別。還需要一定的社會責任感。
科：如何鼓勵更多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呢？
袁：我之前參與一些的論壇，也在討論這個問題。大家提到的最可行的辦法，是給從事科學傳播的科學家更多的實際利益。這些利益可以由政府、企業或公眾來給予，形式可以是評審體系的變化、資金的支持等，關鍵是原則的確立。科學家對公眾進行科學傳播固然是一種公益活動；但是如果有回饋，大家參與的積極性肯定更高，也能夠形成正向的迴圈。
舉例來說，就像我們公務員的評價體系中將職務和職級分開，在新媒體上發文章也可以類比這種體系，建立對科學家的評價標準。雖然我們的評價標準在不斷更新，但是一定不要衝擊原有的學術評價標準，不能將科學傳播能力和科研能力混為一談。
科：在進行科學傳播工作的過程中，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袁：其實很大程度上不是為了別人，而是滿足自己，實現了自我的社會價值。我認為自己做了一件對社會有用的事，而且是社會急需的，為社會的發展補了短板。科普本來就是科學家的工作之一，這對我而言也是一種幸運。
作者 |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黃聖淳，原豔飛
審閱 | 金兼斌，江蘇佳
編輯 | 施文荻
而是學生自己推導出來的。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一旦被解釋清楚，破除了神秘感，公眾就不會覺得科學是冷冰冰的了，也許他們會認為自己也可以做研究，為此去學習，去努力。科學的思維方式，跟具體的科學知識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科：有一種觀點認為科學家們都應該抽一點精力來向公眾進行科學傳播，而不是只依賴專門的科普人士，您覺得這可能嗎？
袁：這是一種理想狀態，但是限於科學家本身的文字水準等，這可能是難以實現的。真正可行的辦法，是出現一批好的科學記者。科學家的問題在於不知道如何跟公眾溝通，而科學記者可以採訪這些科學家，然後將專業答案轉化為容易理解的方式。在量子資訊方面，我其實就在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按照習總書記的講話，科學研究和科學普及應該是鳥之兩翼、車之雙輪，同等的重要。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國內科學傳播領域的發展還比較幼稚。在歐美有些相當專業的科學記者，本身就有科學相關的背景，他們所寫的科學傳播文章井井有條，科學性和文學性並存。而國內達到這種水準的科學記者還很少。不過換個角度看，這正說明中國的科學傳播是一個正在蓬勃發展的產業，現在的新聞傳播學生遇上了好時代。科大有個系叫做科技傳播與科技政策系，我認為以後這種專業應該更多，社會急需這方面的人才。
做靠譜的科學傳播
科：您怎樣把握科普的通俗性和科學的準確性之間的平衡？
袁：這方面我的博士後導師Roald Hoffmann對我影響最大，他認為好的理論模型應該是“盡可能的簡單”。怎麼判斷呢？標準是：“去掉所有不必要的東西，直到再去掉一點，你就什麼都剩不下了。”這時你就可以確定，剩下的都是對研究物件最本質的描述。愛因斯坦也有句格言：“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simpler”，說的也是這個意思。
不少問題是很複雜的，不適合對公眾科普。但是如果一個問題本質上是簡單的，那麼它肯定存在一個簡化的節點。因此在科普的過程中，將關鍵的、重要的資訊（結論或者思維方法）告訴公眾就可以了——例如量子通信不超光速。畢竟我們也不是為了讓公眾變成數學家或者物理學家。
（編者注：Roald Hoffmann是美國化學家，因提出分子軌道對稱守恆原理而與日本京都大學的福井謙一教授共同獲得了1981年諾貝爾化學獎）
（2015 年，袁嵐峰博士與Roald Hoffmann教授在北京召開的第15屆國際量子化學大會上合影）
科：在您從事科學傳播工作的過程中遇到過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怎麼解決的？
袁：最大的困難是我發現無論如何講道理，總會有人不相信，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民科”，你的所有論點他們都能夠講出一堆“道理”來反駁。為了論證“民科”的論斷中存在的問題，我需要向專業人士學習請教；但是在我分析清楚之後，還是無法說服他們，因為許多旁觀者看不清問題的根本在什麼地方。一些人還願意相信“民科”；還有人希望我跟“民科”進行辯論。這就是人們缺少科學思維造成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與一些科普專家交流過，他們也有同感。後來我想明白了，我從來沒有通過科學傳播“教會”過任何一個人。教會別人系統的知識，需要進入課堂，需要專業訓練，這不是科普能夠做到的。科普最好的結果不是讓讀者學成專家，而是讓讀者相信你，通過講道理的方式對你個人建立起信任。
有些人就是無法鑒別一些資訊，所以總有人無法被說服。所以，千萬不要把說服某個特定的人作為你的目標。一旦如此，就會給自己加諸無限的負擔，如果做不到就會很受挫。一旦你放棄這個不切實際的目標，工作就會變得輕鬆愉快很多。在科普工作中需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雖然科普不能影響全部人，但總是影響了一些人。這就是那個經典的“半杯水是半空還是半滿”的問題。
科：怎麼判斷一篇科普文章是否靠譜？
袁：科普文章的權威性，一方面來自于科學家的身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來自文章本身的邏輯性。理性的讀者很快就能夠分辨出問題的關鍵。我的文章在說到某個問題時會寫道：“如果你想瞭解更多，可以參見XXX”，這就是可追溯的。而不靠譜的文章就完全沒有參考文獻。
科：您是什麼時候開始使用微博的？據我所知，一些科學家對微博可以被任何人評論感到很有壓力，而且微博上充斥著非理性的言論，很難形成有意義的討論。結合您的使用經驗，您覺得社交媒體是適合進行科學傳播的平臺嗎？
袁：我的微博是2013年註冊的，開始使用的時候很隨意。過了一年，2014年底粉絲才達到了1000人。
社交媒體跟紙媒相比，肯定是科學傳播更好的平臺。傳統媒體版面有限，刊載的內容往往比較短，比如環球時報的文章就限制在1200字之內，許多問題不能闡述得很充分；而社交媒體上的文章，長度就不受限制。而且社交媒體上可以和很多專業人士直接交流，我文章中的錯誤也大部分是他們指出來的。這種交流是理性、專業的，這些人不會因為文章中細節性的錯誤就否定文章整體。因為專業人士都明白，即使是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也很難保證沒有錯誤。科學研究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批評改正的過程，對文章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是很正常的。
科：我發現您在微博上關注了43位科普博主，有科學界從業人士，也有部分科學愛好者。您認為科學愛好者可以成為科學傳播的主體嗎？
袁：科學愛好者比普通人的專業性還是要強的，具有基本的科學思維方式。他們可能會犯一些錯誤，但是大家可以共同指出、共同進步，有問題共同改進。在這方面，科學愛好者與“民科”有本質的區別。“民科”之所以成為一個貶義詞，是因為他們無法與科學共同體正常對話，而科學愛好者完全是可以參與其中的。對科普的現狀可以吐槽，但是需要看到我們的整體趨勢是在向上走的，也需要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這些科學愛好者其實已經做了很多科學傳播工作了。
科普對科學界的好處
科：據我們瞭解，大多數中國科學家還是不太願意參與科學傳播，像您這樣熱衷於參與科學傳播工作的人是否會形成固定的小圈子？您在科學傳播工作的過程中會感受到其他同行的壓力嗎？
袁：當然是有圈子的，但是絕對不固定，誰願意做（科學傳播）就會參與進來，大家就會成為朋友。即使不在這個圈子中的人，也絕不會認為我們做的事情不好或者沒有意義。當然可能有同事認為做科學傳播對評職稱沒有什麼好處，建議我們先把職稱搞定，這很正常。但是有水準的科學家都不會認為做科學傳播是件壞事，而且在我諮詢他們專業問題的時候，他們會非常積極地向我解釋。這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他的專業領域中知識的傳播，對大家都有好處。
科：您在青年社會家責任論壇上的發言中提到，科普對科學界的好處之一是提高公眾對科學共同體的認可。您認為中國科學家得不到公眾承認主要是哪些原因？
袁：從積極的角度看，其實是因為科學界進步太快，公眾沒有跟上。如今國內的實驗室幾乎都在出大量的成果，媒體不會把所有這些科學成就都作為宣傳的議題，公眾可能也不太關注，導致中國科學界實際的發展水準和公眾的認知之間有脫節。這是一個成長的煩惱，就像小孩子長得太快，就要不停地買新衣服。但是其實也是進步的一種表現。
另外一個方面是個別科學家的欺騙行為敗壞了科學共同體在公眾中的形象，比如漢芯造假事件。對個別有造假行為的人沒有嚴格的法律制裁，會導致公眾對科學共同體不信任。所謂批評無自由，則讚美無意義；所以很多時候公眾認為，我們的政策是對好人不夠好，對壞人不夠壞。
此外，這也與科學家沒有非常主動地向公眾靠攏有關，但是近年來大家也在做努力。比如我之前參加過復旦大學“思想者論壇”的科技分論壇，主持人余亮提到，這些年發生的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就是科學家突然變得會寫文章了。在我從事相關工作時，經常感覺很多事情早就應該有人做過了，但事實上就是沒有！做總比不做要好，科學傳播是不好做，但是世上又有什麼是容易的呢？
科：您認為相比於過去，公眾與科學家之間的隔閡是越來越大了還是在縮小？
袁：我覺得這個情況正在逐漸改善，相比過去隔閡縮小了。二三十年前有句流行語叫做“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科學家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保障，自然沒有時間考慮與公眾的溝通，更不用提科學傳播了。當時科學家雖然在公眾心中地位很高，但其實公眾對科學家也是存有懷疑的，只是沒有媒體報導，沒有對這種情況進行呈現。質疑一直存在，只是現在科學家與公眾的溝通多了起來，公眾的教育水準也得到了提高，隔閡就越來越小了。
科：什麼樣的科學家適合從事科學傳播？
袁：首先要熱愛教學，因為科普工作類似于與學生的溝通，能夠把學生教會才能夠跟普羅大眾講清楚道理。另一個方面，我所認識的從事相關工作的人都是喜歡講道理的人。科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論證的過程與論證的結論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這是科學與神學最大的區別。還需要一定的社會責任感。
科：如何鼓勵更多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呢？
袁：我之前參與一些的論壇，也在討論這個問題。大家提到的最可行的辦法，是給從事科學傳播的科學家更多的實際利益。這些利益可以由政府、企業或公眾來給予，形式可以是評審體系的變化、資金的支持等，關鍵是原則的確立。科學家對公眾進行科學傳播固然是一種公益活動；但是如果有回饋，大家參與的積極性肯定更高，也能夠形成正向的迴圈。
舉例來說，就像我們公務員的評價體系中將職務和職級分開，在新媒體上發文章也可以類比這種體系，建立對科學家的評價標準。雖然我們的評價標準在不斷更新，但是一定不要衝擊原有的學術評價標準，不能將科學傳播能力和科研能力混為一談。
科：在進行科學傳播工作的過程中，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袁：其實很大程度上不是為了別人，而是滿足自己，實現了自我的社會價值。我認為自己做了一件對社會有用的事，而且是社會急需的，為社會的發展補了短板。科普本來就是科學家的工作之一，這對我而言也是一種幸運。
作者 |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黃聖淳，原豔飛
審閱 | 金兼斌，江蘇佳
編輯 | 施文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