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當下， 在新加坡找個好保姆變得越來越難。 好保姆碰到好雇主， 那就是“心心相惜”了！
受訪女傭中介表示， 菲律賓和緬甸女傭難等來， 但印尼女傭只需接受隔離就可入境， 但雇主必須承擔女傭隔離費用。
六合發女傭中介公司的負責人王楊貽荃受訪時說， 過去半年女傭的市場供應越來越緊張， 確實出現“女傭荒”。
我們應該平衡看待雇主與外籍女傭的相對關系及位置。 （檔案照）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為人父母的責任是沒完沒了的， 兩人必須兼顧事業與家庭。 為了緩一口氣， 諸多上班族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 聘請外籍女傭照顧年幼小孩、打理家務， 這種現象在新加坡極其普遍。 雇主與外籍女傭住在同一屋檐下， 文化上與期望上的差異， 難免導致彼此之間產生摩擦甚至反感。 筆者的家庭曾經聘請過女傭， 所以對這話題并不陌生。
近幾年， 本地雇主虐傭的案件偶爾見諸報端，
人力部的舉措的確值得贊許。 然而， 筆者認為虐傭的雇主少之又少， 屬于一小撮害群之馬；而在維護外籍女傭的同時， 雇主的權利及其所面對的雇傭問題， 也應該受到關注。 為此， 筆者發現本地有些外籍女傭惹是生非， 不畏挑戰雇主， 例子屢見不鮮。
不少女傭抵達新加坡時屬于桃李之年， 尚未承擔家庭義務， 思想較為不成熟， 其中有些甚至抱著在新加坡“度過短暫假期”或“度過蜜月時期”的心態， 根本不把工作放在心上。 好幾年前， 筆者的親戚曾經聘請一名外籍女傭， 工作六個月就無緣無故要求回國。 筆者的親戚嘗試說服她留下， 后者卻把雇主的勸導當作耳邊風， 態度強硬，
隨著現代社會的數碼化， 絕大多數的年輕外籍女傭擁有至少一個社交媒體賬戶， 以便與親戚朋友聯系。 表面上看起來這沒問題， 實際上外籍女傭很可能從社交媒體平臺結交“知心朋友”， 在固定假日與其會面， 耳濡目染， 受到這些“朋友”的負面影響， 開始質疑自己的雇主。 更恐怖的是， 一些外籍女傭甚至在雇主家中拍照并曬在社交媒體。 這樣的行為仿佛一個陌生人侵犯了雇主的隱私。
當然， 雇主也不可排除女傭虐待年幼小孩或年長家人的可能性。
時至今日， 冠狀病毒仍在肆虐區域國家， 包括本地外籍女傭的來源地，導致女傭無法抵新受雇而出現僧多粥少的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本地雇主處于劣勢，而有些外籍女傭仗著本地市場鬧“女傭荒”而顯露囂張的態度，要求提高薪金，或者表現懶散的工作態度，甚至威脅跳槽換雇主。
有些雇主為了避免麻煩，允許女傭跳槽。然而，女傭可能同樣給新雇主添麻煩，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也許很多人認為聘請女傭是一種特權，既能給全職父母減輕負擔，又能成為年幼小孩的好伙伴。然而，事實證明這并非如此。
聘請女傭可謂冒著風險，雇主在初次的會面或面試中，無法充分了解外籍女傭的個性與生活背景，反之亦然，而雇主往往憑著良好的第一印象聘請女傭。
誰知女傭受雇后可能展露真面目，或者態度徹底改變，顛覆了雇主的家庭生活。我們也不能忽略雇主聘請女傭的諸多沉沒成本（Sunk Cost），如海外及本地的女傭中介服務費用，加起來起碼有幾千元。
因此，雇主聘請女傭之前應該三思而行。同時，我們應該平衡看待雇主與外籍女傭的相對關系及位置。
包括本地外籍女傭的來源地，導致女傭無法抵新受雇而出現僧多粥少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本地雇主處于劣勢，而有些外籍女傭仗著本地市場鬧“女傭荒”而顯露囂張的態度，要求提高薪金，或者表現懶散的工作態度，甚至威脅跳槽換雇主。
有些雇主為了避免麻煩，允許女傭跳槽。然而，女傭可能同樣給新雇主添麻煩，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也許很多人認為聘請女傭是一種特權，既能給全職父母減輕負擔，又能成為年幼小孩的好伙伴。然而，事實證明這并非如此。
聘請女傭可謂冒著風險，雇主在初次的會面或面試中，無法充分了解外籍女傭的個性與生活背景，反之亦然，而雇主往往憑著良好的第一印象聘請女傭。
誰知女傭受雇后可能展露真面目，或者態度徹底改變，顛覆了雇主的家庭生活。我們也不能忽略雇主聘請女傭的諸多沉沒成本（Sunk Cost），如海外及本地的女傭中介服務費用，加起來起碼有幾千元。
因此，雇主聘請女傭之前應該三思而行。同時，我們應該平衡看待雇主與外籍女傭的相對關系及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