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 馬來西亞總人口3269萬， 其中馬來人占69.6%， 同比增長0.3%；華人口則從22.8%降至22.6%；印族及其他族群的人口比例分別是6.8%和1%。 馬來語為國語， 通用英語， 華語使用比較廣泛。 伊斯蘭教為國教， 其他宗教有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等。
馬來西亞是除了中國之外， 華文教育保留最完整， 開展得最好的國家。 馬來西亞今天之所以能夠保留相對系統的華文教育， 不僅與許多致力于維護華文教育的人士有關， 而且也與華文媒體、華人社團的堅守與積極推動有密切關系。
例如， 與其他方式推動華文教育不同的是， 華文媒體特別是華文報紙為華文教育的開展提供了平臺與渠道，
華文報紙在推動華文教育方面更加注重輿論動員， 精心創辦教育專刊和文藝副刊， 努力營造良好的華語使用環境， 舉辦各種募捐活動支持華文教育， 從而在推動華文教育發展方面產生了獨特作用。
華文教育是馬來西亞華人的精神支柱與身份認同之根
華文教育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同基礎。 它對于華人社會的文化傳承起著基礎性的教育作用， 是緩解華人母語危機的主要手段。
馬來西亞華人接受華文教育， 社會化的背景能夠使他們形成寬闊的文化胸懷， 較為正面的中國形象， 對中國產生良好的感情， 也能夠自覺地承擔起維護華人與中國形象的責任。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迄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 在培養華文人才， 傳播中華文化， 強化華人的身份與族群認同， 促進與主流社會的文化交流與對話， 發展當地的華人文化等作出重大貢獻。
華文教育在文化傳播與繼承方面不遺余力地開展各種文化活動， 向學生提供了豐富的中華文化知識， 培養了他們的中華文化優秀傳統。 他們在學習華文的同時， 既接觸到中華文化， 又了解中國國情和現狀， 增進對祖籍國的認知， 產生對中華文化的熱愛， 感受中華文化的魅力， 增強身為華人的自豪感。
馬來西亞檳城的華人寺廟
華文教育是華人社會的基礎性、系統性的教育工程。 它與華文媒體、華人社團有著唇齒相依的關系。 為了推動華文教育的發展， 華人社會通過舉辦各種文化活動以凝聚族群的力量。
文化活動所傳達的意見與內容是維系族群認同的重要方式， 也直接或間接促使華人形成文化共同體。 共同的血緣和文化， 使華人能夠很自然地形成族群認同感。
在馬來西亞， 雖然華人在民間經濟較有優勢， 但是由于未能成為主流族群， 在政治上受到很大的限制， 不斷受到馬來人主導的政府的擠壓， 在這種情況下， 華人社團深知文化認同在凝聚族群意識的作用， 因此重視文化活動， 致力于發展維護和發展華文教育。
在華人的集體記憶中， 華文教育使華人得以重新增強已經逐漸淡忘的文化記憶， 來強化族群、文化的凝聚與認同意識。 華文教育的存在， 不僅為華人提供了寶貴的精神食糧， 而且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華文作家， 也為當地土生的華人學習華文寫作提供了渠道， 推動了馬華文學的發展， 涌現了一大批思想活躍的華文作家， 例如黎紫書等。
年輕作家創作了一大批反映在南洋蕉風椰雨中華人生活的作品， 繁榮了當地的文藝， 推動了當地華文文學的發展。 華文教育不僅已經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主戰場和重要陣地， 而且成為提升華人文化水平的重要文化園地， 傳播厚重和悠久的中華文化和歷史， 培養了華人的身份歸屬和族群認同。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起點
從1819年第一座華文書院的成立開始， 華文教育工作者篳路藍縷。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與堅持， 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破除重重阻礙， 發展到今天成為除中國以外唯一擁有小學、中學、大學的完整華文教育體系的國家， 殊為不易。
1819年， 華僑華人在檳城創辦了五福書院， 當初主要目的是為來自廣府十二縣（講粵語）的華裔子女提供華文教育， 從此開了海外華文教育的先河，私塾、書院在此后數十年的光景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極大地推動了華文教育的發展，為眾多華僑子弟提供了接受華文教育的機會。
1909年五福書院經過改制，在原來基礎上成立商務學校，又先后經歷廣東公立商務學堂和新式小學的改編與改制，最后于1958年接受政府部分津貼最終易名為商務國民型華文小學。
五福書院的創辦，開啟了海外華文教育的大門，推動了華文教育在海外華人社會當中的開展，在海外形成了系統性、結構性的文化傳播體系，培養了大量華文作家，生產出璀璨的文學作品，呵護了海外華人的精神家園。
與此同時，華文教育的開展，為華文報紙提供了讀者。許多華文報紙在新馬創辦，自第一份華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創辦開始，不斷有華文報刊出版。
在馬來西亞，《華洋新報》《嶼報》《檳城新報》《廣時務報》《南洋時務報》《檳城日報》《吉隆坡日報》《光華日報》《四州日報》等華文報刊的出現，哺助了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學。在新加坡，《叻報》《振南日報》《日新報》《總匯報》《圖南日報》《中興日報》《南洋商報》《星報》《星洲日報》《民國日報》《星中日報》等既在獅城發行，也在馬來西亞銷售。
這些華文報刊為配合華文教育，開設了教育專版和文學副刊，為華文中小學生提供了課后練習題，傳播了優秀的文學作品。例如華文報紙根據學生的學習進度，通過新穎的內容編排，圖片化學習內容，故事化知識點，使學生在獲得知識之余，還收獲了一份愉悅。
由于專刊的學習內容設計別致，富有情趣，生動活潑，許多學生因此把專刊保存下來，把它作為成長路上一份珍貴的禮物。教育專刊就這樣陪伴學生的成長一路走來，配合華文教育的發展。
華文報紙通過出版教育專刊，提高了其在華人當中的認同感和號召力，如《光華日報》開設的教育專刊，不僅受到檳城華人學生的歡迎，而且也使得該報在檳城深入人心，提升了品牌形象，培養了大量忠誠度很高的受眾，可謂一舉多得。
馬來西亞當地華人參加《星洲日報》舉辦的講座
二百年來的華文教育歷史，灑滿了血淚與汗水，寫盡了滄桑與痛苦。可以說，每一步走來，都步履蹣跚，如履薄冰，但咬定青山不放松。許多華文教育者堅持、堅強、堅定守護著華文教育，書寫了一段海外華人沒有華文教育，華人就沒了根，也就沒有精神家園的教育奮斗拼搏史。
抗戰時的華文教育與抗戰文學
1920年至1942年日本入侵馬來西亞之前，華文教育得到了快速發展，而這也是導致英國殖民當局加強管制華文學校的重要原因。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華文學校學生人數幾乎是英國殖民者創辦英文學校的學生人數的兩倍。大量接受華文教育的學生不僅增強了華人社會的向心力，也培養了大量華文知識分子，他們既是華文報紙的讀者，也是文學作品的閱讀者、創作者，由此推動了南洋抗戰文學的發展。
1931年七七事變之后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大量南來作家進一步推動了新馬華文教育和與此相適應的華文文學的發展。例如，1938年底，郁達夫接受《星洲日報》的聘請出任文藝副刊，悉心編排《繁星》《晨星》等副刊，使《星洲日報》副刊成為海外抗日文學的重要陣地。
《星洲日報》副刊
與此同時，郁達夫還應聘兼任馬來西亞檳城《星檳日報》文藝副刊的顧問，把副刊辦成在南洋文化界的一份最出色的“抗戰副刊”。
當時郁達夫多次撰寫文章在《星洲日報》《總匯報》《星檳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堅定海外華僑華人抗戰必勝的信心。例如，1939年1月1日，他在《星洲日報》上發表政論《估敵》，對日軍的動向和虛弱的本質作了精辟的分析，樹立起華僑華人的信心。
1939年秋，為了抗日救國這個大局，《星洲日報》和《總匯報》老板胡文虎聘請共產黨人喬冠華南來新加坡擔任《總匯報》的主筆，在南天酒樓為喬冠華設宴接風，抗戰情緒十分高昂。
當時的新加坡有許多抗敵組織，其中以胡愈之、王紀元、張楚琨等為核心，由新聞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參加的華僑文化界抗敵工作團，生產大量的抗戰檄文。
由于當時中國抗日局勢的緊張，在這時期出現的副刊雜志多強調抗戰救亡，并祈求通過文章來喚醒讀者對抗日軍的支持與同情，甚至要求海外華僑給予中國軍民的援助。
在培養人才方面，郁達夫強調副刊編輯“不必自負為人師，不必自夸為先進。總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開風氣，亦順潮流，離朝代不能太遠，提問題不能太高，實事求是，以汗水來作天才的養乳”。“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對人無好惡，投稿者的天才與抱負更不得不尊重。”
這種對投稿者極其負責認真的態度，激發了投稿者的創作激情，培養了許多有潛力的年輕作家。經他從來稿中發現的就有不少在他幫助下成為著名作家的人物，如詩人馮蕉衣和五十年代曾編過《郁達夫南游記》的溫梓川、苗秀等。
在抗戰時期，文人不留在中國協助抗戰，而紛紛離鄉他去，這種行為引起諸多爭議。在1937年底，《南洋商報》就曾經發表多篇作品討論這個問題。
如檳城《檳城日報》副刊《野風》所發表的“飄定”的文章《南洋不是安樂窩》，認為在中國抗戰時期，每一個中國人都極盡國民的責任，為祖國作出貢獻，而文化人在認識上比之沒有知識的人士對問題的看法會更加的清楚，因此更有需要參與推動抗戰的工作，以及領導民眾參與這類的工作。
因此，不能逃避責任離開中國南來避難。他甚至表示：一些南洋的文化人為了祖國的災難，經已北返救國，或者正在準備北歸。南來文人參與華文教育與華文報紙工作，其實也是一種支持抗日的積極做法，更何況在華文報紙進行政治動員，調動華僑華人的抗戰積極性、主動性，也是有利于中國的抗日事業。因此，新馬華僑華人對南來文人的批評過于苛刻，也不符合客觀事實。
日本侵入新馬之后，華文教育隨著南洋淪陷而處于關停狀態。日軍鑒于南洋華僑華人對中國軍民的支援，而對他們產生仇恨心理。
華文教育在1942年至1945年日治時期因此遭受重創。許多華文學校的老師因參與抗日活動而慘遭迫害甚至被屠殺，華文學校的日常運作由此停滯下來，一些華文學校被摧毀。
二戰結束后的華文教育抗爭
1945年日本投降后，華文學校又恢復了往日的繁榮景象，各地華文學校學生滿額運作，新開的華文學校不斷涌現。1946-1957年，華文學校的數量從15家增長到60家，學生人數從4508人上升至49536人，教師由194人大幅擴充到1141人。
為維護華人學習母語的權力，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馬來西亞華人和華人社團投身于華文教育的事業當中，或捐資助學，或奔走于華文教育的最前線，以生命書寫華文教育的抗爭史，例如林連玉、沈慕羽等人，畢生從事華文教育，爭取華人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因此被剝奪公民權，甚至被捕下獄，分別被華人譽為“族魂”、“族英”。
林連玉（1901年8月19日-1985年12月18日），出生于福建永春，他一直致力于維護馬來西亞華文母語教育，積極爭取將華文列為馬來西亞官方語文之一（圖片來自網絡）
談起華文教育，就不得不提“董教總”的功能與角色。它由華校董事聯合會和華校教師會總會組建而成，成立于上個世紀50年代，宗旨是致力于發展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維護華校生存、發展和權益，謀求華教同仁的福利，為華文教育進行了不懈的抗爭。
華人社會、華商出錢出力，支持華小和獨中的生存與發展。如1955年1月，林連玉率領董教總代表團在馬六甲陳禎祿私邸與東姑阿都拉曼為首的巫統（馬來人組織）領導層會談，以自治選舉前不提華文列為官方語文問題為條件，換取聯盟答應若執政將廢除《1952年教育法令》，重新制定對各族群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并增加撥款兩百萬馬幣給華文中小學，從此奠定了董教總代表華文教育的地位，被華人戲稱為馬來西亞的第二個教育部。
林連玉在1961年3月15日教總工委會會議致詞剪報（圖片來自網絡）
二戰結束后，英國殖民政府重返馬來亞，但面臨殖民地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英國政府不得不向馬來人妥協，制定“馬來西亞聯合邦”新憲法，出臺《巴恩報告書》，確立馬來人全面優先的特殊地位，在文化教育方面相應頒布一系列“教育馬來化”的法令和政策，無形之中給華文教育戴上了鐐銬。
按照《巴恩報告書》，馬來西亞政府可以用國民學校取代華文學校，用英文馬來文教育消滅華文印度文教育，由此可見，《巴恩報告書》一旦實施，華文教育必將壽終正寢。這個教育政策由此受到華僑華人的極力反對，抗議聲四起，華文教育工作者團結起來，通過“董教總”與其他華人社團向英殖民政府以及之后的馬來西亞政府表達訴求，但馬來人控制的政府強力通過《1952年教育法令》《1954年教育白皮書》《1996年教育法令》，促使華人社會不斷起來抗爭。林連玉也因為多次帶領華人起來抗爭而被褫奪公民權。
1987年，馬來西亞教育部陸續指派不懂華語的馬來人出任50多家華文小學校長、副校長等職位，激起了全馬華人的強烈抗議，沈慕羽與政府多方交涉，但問題并未得到解決。1987年10月11日，沈慕羽召集3000多位華教人士，齊聚吉隆坡天后宮舉行抗議，要求調走不諳華語的老師及校長，否則全國華校舉行全國性罷課抗議活動。
在壓力之下，馬來西亞政府最終同意沈慕羽的要求，即華文小學的副校長必須具備初中或以上的華文水平，課外活動教師必須會講華語。然而，華文教育工作者的抗爭卻引起了馬來民族主義者的不滿。
1987年10月17日， 馬來西亞執政黨屬下的巫青團在吉隆坡拉惹慕大路體育場舉行集會，個別人士高舉馬來短劍，叫囂道，“要用華人的血來洗這把劍”，隨后引發馬來人與華人的沖突，造成種族騷亂。政府隨后采取“茅草行動”，強力彈制紛爭，取消《星洲日報》的出版執照，把沈慕羽下獄。
華文教育是華人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尤其受到華人的重視，任何有悖于華文教育的舉動都會引起華人的強烈反彈。
例如2012年6月2日董教總代理主席鄒壽漢公開一份文件內容，證明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在1995年基于團結原則在國陣達致協議，決定維持現狀不承認統考。
報紙所公開的有關文件是馬來文版，但經人翻譯成華文版，清楚表明華文教育處處受制的原因，是因為馬華公會與政府簽定協議所造成的。華文報紙《星洲日報》借此質疑馬華公會的做法：華教是屬于全體華社的，馬華公會無權擅自當作交換條件，呼吁時任教育部副部長魏家祥不要將全體馬華百萬黨員典當華人的利益。
此事一經《星洲日報》報道，頃刻在華人社會引起軒然大波，使國陣在即將來臨的全國大選中面臨流失華人選票的危機，馬華公會也因此失去華人的支持。
這說明，華文教育之所以能夠保存得如此完整，除了許多熱心華文教育的人士不斷奔走呼吁和抗爭外，還與華文報紙的新聞報道與強力維護有密切關系。
《星洲日報》的宗旨
雖然馬來西亞的華文報紙之間激烈競爭，甚至有時相互攻擊，但是在維護華文教育這個課題上，所有的華文報紙都扭成一股繩，抗爭政府對華文教育的不公平政策，并因此觸發華人社會的輿論反彈。
政府鑒于華人社會的強烈反響，在很多時候都不得不重新調整華文教育的政策，以緩和種族矛盾。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為了獲得華人的選票，以及鑒于華文教育得到世界教科文組織的認可的現實，也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系，馬來西亞政府有所放寬對華文教育的限制，允許華人創辦獨立大學。
華文大專院校由此得以成立，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以及韓江學院等紛紛建立，標志著小學、中學、大學完整的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得以體系化，形成了遍布各地的國民型華文小學（以華語為媒介語，是教育部和董教總聯合管理的小學，校地權多屬于董事部，家教協會聯合治理）、國民型華文中學（以馬來語和英語為媒介語，華語作為形式上的媒介語，由教育部、董事部和家教協會聯合管理，半津貼學校，是由華文獨立中學改制而成）、華文獨立中學 （以華語和英語為媒介語，完全不受政府的津貼，由董教總在教育部的法令下全權管理）的華文教育體系。
在韓江學院留影
由于華文獨立中學沒有接受政府的收編，因此要自籌經費，財政壓力沉重，但是卻得到華人社會的大力支持。面對學生人數暴漲，校舍狹小陳舊，設備欠佳，需增建校舍，充實設備，可是卻缺少經費的困難，華文學校時常向社會人士籌款。
為此，華文媒體、華人社團經常舉辦各種活動向社會募捐。如《南洋商報》、《東方日報》、《詩巫日報》等每逢報社周年慶典之日，都會捐贈款項給當地鎮一級的華文中、小學，以示對華文教育的重視與支持。
《光華日報》每年舉行全馬范圍的巡回慈善活動，為華文教育籌款。一些報紙還與商家舉辦活動，向社會募捐到大量經費。如《星洲日報》自1994年與啤酒商老虎（Tiger）合作，為華文教育募捐，截至2000年籌集7700萬馬幣（1馬幣相當于2人民幣），捐給224間華校。
2000年，該報與老虎（Tiger）舉辦慈善義演創下佳績，成功為全馬17所學校籌得將近2000萬馬幣，緩解了這些學校經費不足的壓力。華人也踴躍向華文學校捐款，戲稱一生要向兩個機構繳稅，一是向政府繳稅，二是向華文學校繳稅。這些事例說明，華人社會對華文教育的支持已經深入骨髓，變成了整個華人社會的共同行動。
《星洲日報》設立捐資助學攤位
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的延續
經歷了多重磨難與眾多華文教育志士的奔走抗爭，以及華人社會的鼎力支持，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得到長遠的發展。2021年3月，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發布的統計結果顯示，馬來西亞目前共有1301所華文小學（華小），在校生總數截至2021年2月為507，177人。
報告指出，和2010年相比，新增或恢復啟用的華小達11所，停辦的華小1所，總計華小數目增加了10所。在校生數目則相較2010年時逾60萬人下降了15.92%。
有超過90%的華裔家長把孩子送到華小接受基礎教育，反映了華人對母語教育的重視。華文小學吸引其他族裔的學生，占比從2010年的11.84%提高到2020年的19.75%。華文獨立中學有61所，華文大專院校3所。
除此之外，還有153所國民小學提供華文課程，78所國民改制型中學設有華文必修課程，24所寄宿中學向馬來學生提供華文課程，16所師范學院開辦中小學華文教師培訓課程，馬來亞大學、博特拉大學、國民大學等國立大學也設有中文系，其中馬來亞大學還設有中國問題研究所。
全國就讀華文人數超過20萬人，其中華文獨中在校學生6萬多人。近十年來韓江學院、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得到政府的撥款，有所發展。
除了三所華文學院外，還有一所是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創辦的大學：拉曼大學。拉曼大學主要用英語授課，因此很多馬來西亞華人不把它歸入華文教育行列，但是該大學的確為華人提供了深造的機會。
韓江學院課室大樓
華文已成為新聞媒體的主要語言之一。全國華文報紙共有13家，國家新聞社提供華文資訊服務，國家電視臺開設華文新聞頻道，播放華語影片，Astro衛星電視設有多個華語頻道。
華文教育培養出大量的人才，如藝人梁靜茹、楊紫瓊、曹格、光良、戴佩妮等，著名羽毛球運動員李宗偉等人，都受過華文教育，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華語。
在中國各種綜藝節目也常見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影，如年輕歌手李佩玲等參加“中國好聲音”的競賽，一首“我知道你很難過”唱哭那英。
如今的華文學校包容性、種族多樣性甚至文化多元性都超越了國民學校。華文學校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吸引了大量來自其他種族的學生。
然而，華文獨立中學由于被排除于國家教育體系之外，畢業文憑無法得到政府的承認，因此無法參加國家公立大學的統一招生考試，只能在畢業時參加由教總統一組織的獨中統考，迫使大量從獨立中學畢業的學生只能赴中國和新加坡留學，也因此導致馬來西亞大量流失人才。
對于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水準，中國政府給予了高度肯定，不僅承認獨立中學的文憑，而且免試漢語考試申請中國大學留學。受過母語教育的馬來西亞華人，愛護自己的母語與中華文化，并把自己當做是龍的傳人。
華文教育的歷史猶如一次長時期的文化苦旅，是早期華人移民社會面對馬來人及西方殖民勢力兩面夾攻下自行動員華族力量，以回應外在挑戰的轟轟烈烈的文化教育的抗爭史。
這種帶有“文化抵抗”性質的文化運動，使華文教育具有傳承民族文化、凝聚華人族群意識和集體認同的重要功能，由此奠定了其在華人社會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由于歷史和種族的因素，馬來西亞政府對華文教育仍采取多種限制政策，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種族關系比較敏感，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始終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課題。
例如人口僅馬來西亞總人口不到23%，但是排名前十位的富豪卻有8位甚至9位來自華人；例如2020年馬來西亞排名前十的富豪有9位是華人，前2名均為華人。
華人總財富繼續增長，比2015年增長了58.8%，在富豪榜排名前十位的九名華人富豪財富總額在前十名富豪財富的比重上升了20%。
與2015年相比，2020年在馬國前十二位的富豪榜中，十名華人財富總額占當年馬來西亞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繼續上升，占馬來西亞國民生產總值從0.100%上升至0.145%。這說明，華人的經濟實力得到進一步加強，出現資本越來越向華人流動的新趨勢。
面對財富差距，政府希望在教育層面提高馬來人的入學毛率，以改變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財富差距，因此堅持實施固打（按種族人口比例分配學位）制，大學在錄取新生時不以分數為錄取標準，而是按種族比例分配，導致許多品學兼優的華裔子女被國立高等學府拒之門外，難以獲得政府獎學金而不得不到其他國家留學，結果成為其他國家極力納入的人才對象。在2006至2016年宣布放棄馬來西亞國籍的56576人中，49864人是華人。
馬來西亞華人學生特別受到新加坡的歡迎。曾有一位馬來人高官因為身體有小恙，到新加坡醫院檢查身體，一問起，他才知道主治醫生來自馬來西亞，因為無法入讀國內大學而無奈接受新加坡政府資助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深造，之后成為頂級醫生，一時默然許久。
馬政府長期致力于馬來語成為唯一教學媒介語的努力，以達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馬來民族），一種語言（馬來語），一種文化（馬來文化）”的教育愿景，對華文教育的發展造成了“天花板效應”。
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相比，客觀而言，馬來西亞政府的華文教育政策相對開明和包容，但是之前制定的約束性政策，導致華文教育的資金和師資不足、文憑不被承認等諸多困難。
展望未來，擁有良好基礎的華文教育，在華人社團和華人社會的重視和支持下，特別是隨著中國不斷發展的趨勢下，中馬關系良好發展，華文教育的代際傳承仍有美好的前景，中華文化的種子可以繼續在華人社會生根發芽。
從此開了海外華文教育的先河，私塾、書院在此后數十年的光景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極大地推動了華文教育的發展，為眾多華僑子弟提供了接受華文教育的機會。1909年五福書院經過改制，在原來基礎上成立商務學校，又先后經歷廣東公立商務學堂和新式小學的改編與改制，最后于1958年接受政府部分津貼最終易名為商務國民型華文小學。
五福書院的創辦，開啟了海外華文教育的大門，推動了華文教育在海外華人社會當中的開展，在海外形成了系統性、結構性的文化傳播體系，培養了大量華文作家，生產出璀璨的文學作品，呵護了海外華人的精神家園。
與此同時，華文教育的開展，為華文報紙提供了讀者。許多華文報紙在新馬創辦，自第一份華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創辦開始，不斷有華文報刊出版。
在馬來西亞，《華洋新報》《嶼報》《檳城新報》《廣時務報》《南洋時務報》《檳城日報》《吉隆坡日報》《光華日報》《四州日報》等華文報刊的出現，哺助了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學。在新加坡，《叻報》《振南日報》《日新報》《總匯報》《圖南日報》《中興日報》《南洋商報》《星報》《星洲日報》《民國日報》《星中日報》等既在獅城發行，也在馬來西亞銷售。
這些華文報刊為配合華文教育，開設了教育專版和文學副刊，為華文中小學生提供了課后練習題，傳播了優秀的文學作品。例如華文報紙根據學生的學習進度，通過新穎的內容編排，圖片化學習內容，故事化知識點，使學生在獲得知識之余，還收獲了一份愉悅。
由于專刊的學習內容設計別致，富有情趣，生動活潑，許多學生因此把專刊保存下來，把它作為成長路上一份珍貴的禮物。教育專刊就這樣陪伴學生的成長一路走來，配合華文教育的發展。
華文報紙通過出版教育專刊，提高了其在華人當中的認同感和號召力，如《光華日報》開設的教育專刊，不僅受到檳城華人學生的歡迎，而且也使得該報在檳城深入人心，提升了品牌形象，培養了大量忠誠度很高的受眾，可謂一舉多得。
馬來西亞當地華人參加《星洲日報》舉辦的講座
二百年來的華文教育歷史，灑滿了血淚與汗水，寫盡了滄桑與痛苦。可以說，每一步走來，都步履蹣跚，如履薄冰，但咬定青山不放松。許多華文教育者堅持、堅強、堅定守護著華文教育，書寫了一段海外華人沒有華文教育，華人就沒了根，也就沒有精神家園的教育奮斗拼搏史。
抗戰時的華文教育與抗戰文學
1920年至1942年日本入侵馬來西亞之前，華文教育得到了快速發展，而這也是導致英國殖民當局加強管制華文學校的重要原因。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華文學校學生人數幾乎是英國殖民者創辦英文學校的學生人數的兩倍。大量接受華文教育的學生不僅增強了華人社會的向心力，也培養了大量華文知識分子，他們既是華文報紙的讀者，也是文學作品的閱讀者、創作者，由此推動了南洋抗戰文學的發展。
1931年七七事變之后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大量南來作家進一步推動了新馬華文教育和與此相適應的華文文學的發展。例如，1938年底，郁達夫接受《星洲日報》的聘請出任文藝副刊，悉心編排《繁星》《晨星》等副刊，使《星洲日報》副刊成為海外抗日文學的重要陣地。
《星洲日報》副刊
與此同時，郁達夫還應聘兼任馬來西亞檳城《星檳日報》文藝副刊的顧問，把副刊辦成在南洋文化界的一份最出色的“抗戰副刊”。
當時郁達夫多次撰寫文章在《星洲日報》《總匯報》《星檳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堅定海外華僑華人抗戰必勝的信心。例如，1939年1月1日，他在《星洲日報》上發表政論《估敵》，對日軍的動向和虛弱的本質作了精辟的分析，樹立起華僑華人的信心。
1939年秋，為了抗日救國這個大局，《星洲日報》和《總匯報》老板胡文虎聘請共產黨人喬冠華南來新加坡擔任《總匯報》的主筆，在南天酒樓為喬冠華設宴接風，抗戰情緒十分高昂。
當時的新加坡有許多抗敵組織，其中以胡愈之、王紀元、張楚琨等為核心，由新聞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參加的華僑文化界抗敵工作團，生產大量的抗戰檄文。
由于當時中國抗日局勢的緊張，在這時期出現的副刊雜志多強調抗戰救亡，并祈求通過文章來喚醒讀者對抗日軍的支持與同情，甚至要求海外華僑給予中國軍民的援助。
在培養人才方面，郁達夫強調副刊編輯“不必自負為人師，不必自夸為先進。總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開風氣，亦順潮流，離朝代不能太遠，提問題不能太高，實事求是，以汗水來作天才的養乳”。“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對人無好惡，投稿者的天才與抱負更不得不尊重。”
這種對投稿者極其負責認真的態度，激發了投稿者的創作激情，培養了許多有潛力的年輕作家。經他從來稿中發現的就有不少在他幫助下成為著名作家的人物，如詩人馮蕉衣和五十年代曾編過《郁達夫南游記》的溫梓川、苗秀等。
在抗戰時期，文人不留在中國協助抗戰，而紛紛離鄉他去，這種行為引起諸多爭議。在1937年底，《南洋商報》就曾經發表多篇作品討論這個問題。
如檳城《檳城日報》副刊《野風》所發表的“飄定”的文章《南洋不是安樂窩》，認為在中國抗戰時期，每一個中國人都極盡國民的責任，為祖國作出貢獻，而文化人在認識上比之沒有知識的人士對問題的看法會更加的清楚，因此更有需要參與推動抗戰的工作，以及領導民眾參與這類的工作。
因此，不能逃避責任離開中國南來避難。他甚至表示：一些南洋的文化人為了祖國的災難，經已北返救國，或者正在準備北歸。南來文人參與華文教育與華文報紙工作，其實也是一種支持抗日的積極做法，更何況在華文報紙進行政治動員，調動華僑華人的抗戰積極性、主動性，也是有利于中國的抗日事業。因此，新馬華僑華人對南來文人的批評過于苛刻，也不符合客觀事實。
日本侵入新馬之后，華文教育隨著南洋淪陷而處于關停狀態。日軍鑒于南洋華僑華人對中國軍民的支援，而對他們產生仇恨心理。
華文教育在1942年至1945年日治時期因此遭受重創。許多華文學校的老師因參與抗日活動而慘遭迫害甚至被屠殺，華文學校的日常運作由此停滯下來，一些華文學校被摧毀。
二戰結束后的華文教育抗爭
1945年日本投降后，華文學校又恢復了往日的繁榮景象，各地華文學校學生滿額運作，新開的華文學校不斷涌現。1946-1957年，華文學校的數量從15家增長到60家，學生人數從4508人上升至49536人，教師由194人大幅擴充到1141人。
為維護華人學習母語的權力，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馬來西亞華人和華人社團投身于華文教育的事業當中，或捐資助學，或奔走于華文教育的最前線，以生命書寫華文教育的抗爭史，例如林連玉、沈慕羽等人，畢生從事華文教育，爭取華人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因此被剝奪公民權，甚至被捕下獄，分別被華人譽為“族魂”、“族英”。
林連玉（1901年8月19日-1985年12月18日），出生于福建永春，他一直致力于維護馬來西亞華文母語教育，積極爭取將華文列為馬來西亞官方語文之一（圖片來自網絡）
談起華文教育，就不得不提“董教總”的功能與角色。它由華校董事聯合會和華校教師會總會組建而成，成立于上個世紀50年代，宗旨是致力于發展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維護華校生存、發展和權益，謀求華教同仁的福利，為華文教育進行了不懈的抗爭。
華人社會、華商出錢出力，支持華小和獨中的生存與發展。如1955年1月，林連玉率領董教總代表團在馬六甲陳禎祿私邸與東姑阿都拉曼為首的巫統（馬來人組織）領導層會談，以自治選舉前不提華文列為官方語文問題為條件，換取聯盟答應若執政將廢除《1952年教育法令》，重新制定對各族群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并增加撥款兩百萬馬幣給華文中小學，從此奠定了董教總代表華文教育的地位，被華人戲稱為馬來西亞的第二個教育部。
林連玉在1961年3月15日教總工委會會議致詞剪報（圖片來自網絡）
二戰結束后，英國殖民政府重返馬來亞，但面臨殖民地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英國政府不得不向馬來人妥協，制定“馬來西亞聯合邦”新憲法，出臺《巴恩報告書》，確立馬來人全面優先的特殊地位，在文化教育方面相應頒布一系列“教育馬來化”的法令和政策，無形之中給華文教育戴上了鐐銬。
按照《巴恩報告書》，馬來西亞政府可以用國民學校取代華文學校，用英文馬來文教育消滅華文印度文教育，由此可見，《巴恩報告書》一旦實施，華文教育必將壽終正寢。這個教育政策由此受到華僑華人的極力反對，抗議聲四起，華文教育工作者團結起來，通過“董教總”與其他華人社團向英殖民政府以及之后的馬來西亞政府表達訴求，但馬來人控制的政府強力通過《1952年教育法令》《1954年教育白皮書》《1996年教育法令》，促使華人社會不斷起來抗爭。林連玉也因為多次帶領華人起來抗爭而被褫奪公民權。
1987年，馬來西亞教育部陸續指派不懂華語的馬來人出任50多家華文小學校長、副校長等職位，激起了全馬華人的強烈抗議，沈慕羽與政府多方交涉，但問題并未得到解決。1987年10月11日，沈慕羽召集3000多位華教人士，齊聚吉隆坡天后宮舉行抗議，要求調走不諳華語的老師及校長，否則全國華校舉行全國性罷課抗議活動。
在壓力之下，馬來西亞政府最終同意沈慕羽的要求，即華文小學的副校長必須具備初中或以上的華文水平，課外活動教師必須會講華語。然而，華文教育工作者的抗爭卻引起了馬來民族主義者的不滿。
1987年10月17日， 馬來西亞執政黨屬下的巫青團在吉隆坡拉惹慕大路體育場舉行集會，個別人士高舉馬來短劍，叫囂道，“要用華人的血來洗這把劍”，隨后引發馬來人與華人的沖突，造成種族騷亂。政府隨后采取“茅草行動”，強力彈制紛爭，取消《星洲日報》的出版執照，把沈慕羽下獄。
華文教育是華人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尤其受到華人的重視，任何有悖于華文教育的舉動都會引起華人的強烈反彈。
例如2012年6月2日董教總代理主席鄒壽漢公開一份文件內容，證明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在1995年基于團結原則在國陣達致協議，決定維持現狀不承認統考。
報紙所公開的有關文件是馬來文版，但經人翻譯成華文版，清楚表明華文教育處處受制的原因，是因為馬華公會與政府簽定協議所造成的。華文報紙《星洲日報》借此質疑馬華公會的做法：華教是屬于全體華社的，馬華公會無權擅自當作交換條件，呼吁時任教育部副部長魏家祥不要將全體馬華百萬黨員典當華人的利益。
此事一經《星洲日報》報道，頃刻在華人社會引起軒然大波，使國陣在即將來臨的全國大選中面臨流失華人選票的危機，馬華公會也因此失去華人的支持。
這說明，華文教育之所以能夠保存得如此完整，除了許多熱心華文教育的人士不斷奔走呼吁和抗爭外，還與華文報紙的新聞報道與強力維護有密切關系。
《星洲日報》的宗旨
雖然馬來西亞的華文報紙之間激烈競爭，甚至有時相互攻擊，但是在維護華文教育這個課題上，所有的華文報紙都扭成一股繩，抗爭政府對華文教育的不公平政策，并因此觸發華人社會的輿論反彈。
政府鑒于華人社會的強烈反響，在很多時候都不得不重新調整華文教育的政策，以緩和種族矛盾。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為了獲得華人的選票，以及鑒于華文教育得到世界教科文組織的認可的現實，也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系，馬來西亞政府有所放寬對華文教育的限制，允許華人創辦獨立大學。
華文大專院校由此得以成立，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以及韓江學院等紛紛建立，標志著小學、中學、大學完整的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得以體系化，形成了遍布各地的國民型華文小學（以華語為媒介語，是教育部和董教總聯合管理的小學，校地權多屬于董事部，家教協會聯合治理）、國民型華文中學（以馬來語和英語為媒介語，華語作為形式上的媒介語，由教育部、董事部和家教協會聯合管理，半津貼學校，是由華文獨立中學改制而成）、華文獨立中學 （以華語和英語為媒介語，完全不受政府的津貼，由董教總在教育部的法令下全權管理）的華文教育體系。
在韓江學院留影
由于華文獨立中學沒有接受政府的收編，因此要自籌經費，財政壓力沉重，但是卻得到華人社會的大力支持。面對學生人數暴漲，校舍狹小陳舊，設備欠佳，需增建校舍，充實設備，可是卻缺少經費的困難，華文學校時常向社會人士籌款。
為此，華文媒體、華人社團經常舉辦各種活動向社會募捐。如《南洋商報》、《東方日報》、《詩巫日報》等每逢報社周年慶典之日，都會捐贈款項給當地鎮一級的華文中、小學，以示對華文教育的重視與支持。
《光華日報》每年舉行全馬范圍的巡回慈善活動，為華文教育籌款。一些報紙還與商家舉辦活動，向社會募捐到大量經費。如《星洲日報》自1994年與啤酒商老虎（Tiger）合作，為華文教育募捐，截至2000年籌集7700萬馬幣（1馬幣相當于2人民幣），捐給224間華校。
2000年，該報與老虎（Tiger）舉辦慈善義演創下佳績，成功為全馬17所學校籌得將近2000萬馬幣，緩解了這些學校經費不足的壓力。華人也踴躍向華文學校捐款，戲稱一生要向兩個機構繳稅，一是向政府繳稅，二是向華文學校繳稅。這些事例說明，華人社會對華文教育的支持已經深入骨髓，變成了整個華人社會的共同行動。
《星洲日報》設立捐資助學攤位
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的延續
經歷了多重磨難與眾多華文教育志士的奔走抗爭，以及華人社會的鼎力支持，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得到長遠的發展。2021年3月，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發布的統計結果顯示，馬來西亞目前共有1301所華文小學（華小），在校生總數截至2021年2月為507，177人。
報告指出，和2010年相比，新增或恢復啟用的華小達11所，停辦的華小1所，總計華小數目增加了10所。在校生數目則相較2010年時逾60萬人下降了15.92%。
有超過90%的華裔家長把孩子送到華小接受基礎教育，反映了華人對母語教育的重視。華文小學吸引其他族裔的學生，占比從2010年的11.84%提高到2020年的19.75%。華文獨立中學有61所，華文大專院校3所。
除此之外，還有153所國民小學提供華文課程，78所國民改制型中學設有華文必修課程，24所寄宿中學向馬來學生提供華文課程，16所師范學院開辦中小學華文教師培訓課程，馬來亞大學、博特拉大學、國民大學等國立大學也設有中文系，其中馬來亞大學還設有中國問題研究所。
全國就讀華文人數超過20萬人，其中華文獨中在校學生6萬多人。近十年來韓江學院、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得到政府的撥款，有所發展。
除了三所華文學院外，還有一所是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創辦的大學：拉曼大學。拉曼大學主要用英語授課，因此很多馬來西亞華人不把它歸入華文教育行列，但是該大學的確為華人提供了深造的機會。
韓江學院課室大樓
華文已成為新聞媒體的主要語言之一。全國華文報紙共有13家，國家新聞社提供華文資訊服務，國家電視臺開設華文新聞頻道，播放華語影片，Astro衛星電視設有多個華語頻道。
華文教育培養出大量的人才，如藝人梁靜茹、楊紫瓊、曹格、光良、戴佩妮等，著名羽毛球運動員李宗偉等人，都受過華文教育，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華語。
在中國各種綜藝節目也常見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影，如年輕歌手李佩玲等參加“中國好聲音”的競賽，一首“我知道你很難過”唱哭那英。
如今的華文學校包容性、種族多樣性甚至文化多元性都超越了國民學校。華文學校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吸引了大量來自其他種族的學生。
然而，華文獨立中學由于被排除于國家教育體系之外，畢業文憑無法得到政府的承認，因此無法參加國家公立大學的統一招生考試，只能在畢業時參加由教總統一組織的獨中統考，迫使大量從獨立中學畢業的學生只能赴中國和新加坡留學，也因此導致馬來西亞大量流失人才。
對于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水準，中國政府給予了高度肯定，不僅承認獨立中學的文憑，而且免試漢語考試申請中國大學留學。受過母語教育的馬來西亞華人，愛護自己的母語與中華文化，并把自己當做是龍的傳人。
華文教育的歷史猶如一次長時期的文化苦旅，是早期華人移民社會面對馬來人及西方殖民勢力兩面夾攻下自行動員華族力量，以回應外在挑戰的轟轟烈烈的文化教育的抗爭史。
這種帶有“文化抵抗”性質的文化運動，使華文教育具有傳承民族文化、凝聚華人族群意識和集體認同的重要功能，由此奠定了其在華人社會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由于歷史和種族的因素，馬來西亞政府對華文教育仍采取多種限制政策，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種族關系比較敏感，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始終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課題。
例如人口僅馬來西亞總人口不到23%，但是排名前十位的富豪卻有8位甚至9位來自華人；例如2020年馬來西亞排名前十的富豪有9位是華人，前2名均為華人。
華人總財富繼續增長，比2015年增長了58.8%，在富豪榜排名前十位的九名華人富豪財富總額在前十名富豪財富的比重上升了20%。
與2015年相比，2020年在馬國前十二位的富豪榜中，十名華人財富總額占當年馬來西亞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繼續上升，占馬來西亞國民生產總值從0.100%上升至0.145%。這說明，華人的經濟實力得到進一步加強，出現資本越來越向華人流動的新趨勢。
面對財富差距，政府希望在教育層面提高馬來人的入學毛率，以改變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財富差距，因此堅持實施固打（按種族人口比例分配學位）制，大學在錄取新生時不以分數為錄取標準，而是按種族比例分配，導致許多品學兼優的華裔子女被國立高等學府拒之門外，難以獲得政府獎學金而不得不到其他國家留學，結果成為其他國家極力納入的人才對象。在2006至2016年宣布放棄馬來西亞國籍的56576人中，49864人是華人。
馬來西亞華人學生特別受到新加坡的歡迎。曾有一位馬來人高官因為身體有小恙，到新加坡醫院檢查身體，一問起，他才知道主治醫生來自馬來西亞，因為無法入讀國內大學而無奈接受新加坡政府資助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深造，之后成為頂級醫生，一時默然許久。
馬政府長期致力于馬來語成為唯一教學媒介語的努力，以達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馬來民族），一種語言（馬來語），一種文化（馬來文化）”的教育愿景，對華文教育的發展造成了“天花板效應”。
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相比，客觀而言，馬來西亞政府的華文教育政策相對開明和包容，但是之前制定的約束性政策，導致華文教育的資金和師資不足、文憑不被承認等諸多困難。
展望未來，擁有良好基礎的華文教育，在華人社團和華人社會的重視和支持下，特別是隨著中國不斷發展的趨勢下，中馬關系良好發展，華文教育的代際傳承仍有美好的前景，中華文化的種子可以繼續在華人社會生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