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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大的問題， 也是很多知識份子的通病即說與做的分離， 人格的兩面性， 甚至到了不自覺的地步。 ”
徐斌教授：1953年出生， "生於華北， 長在西北， 自謂"三北"人， 2002年調浙江工商大學任教， 曾任人文學院院長， 于2018年4月26日23時13分因病去世， 享年65歲。
如果說知識份子還有風骨的話， 徐斌教授無疑是其中一位， 謹重發徐教授2012年的離職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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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我來到浙江工商大學。 先在雜誌社幹著。 兩年中， 完成了從記者到學者的轉換。
2004年人文學院成立， 校領導動員我當院長。 當時我做雜誌社社長挺順手，
校領導說， 你幹嘛要看一輩子稿子， 多一些人生經歷， 感受一番中國高校主流的東西不好嗎？再說， 上點課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 精神會一振呢。
我只好笑著應了。 幹了一屆， 有些事只做了一半， 於是接著第二屆。
實際上我在連任後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適合這個行政職位了， 2009年初即向學校提出另請高明， 也幫著聯繫過接班的人選。
為什麼不適應？我置身其中， 越卷越深， 深感高校行政化、權力化日趨嚴重， 尤其在本科教學評估中的作為， 公然全體造假， 已喪失了最起碼的大學精神。
近年盛行的數位化考評、高校排名，
讓各級像瘋了一樣抓專案、課題、報獎、報點、基地之類，
上級考什麼，
下邊就幹什麼，
如果有人問我， 六年多來最大的體會是什麼？
一是沒有精力認真考慮真正的教學和科研事宜， 只是窮於應付上級下達的各項冠冕堂皇的所謂“創新強校”的指標；
二是高校中違背常識的行為， 甚至造假的勾當居然大行其道。
可以說， 這六年多裡學校無數次開會、佈置工作， 沒一次真實地宣導大學精神、學術自由、堅持學者良心、敢於批評政府、擔待社會責任。
口頭上雖講過幾次大學精神， 但只是招牌， 實處要大家去做的淨是如何討好ZF、送禮攻關， 爭專案、要課題。
這是大學境界、大學氣度嗎？在文明國家這可是學界大忌， 學者須與政府保持距離。
我想到斯諾夫人90年代的一次來訪。
斯諾夫人謝絕了。 她說：斯諾和我在世界上講的話， 之所以有人相信， 全因他們認定我們和**沒有利益關係， 所言所論皆出自我們的獨立觀察。
如果我拿了錢， 今後沒人再信我們的話了， 連以前說的也都不信。
現在中國大學的領導和學者存有這樣的觀念與意識嗎？
不僅想方設法向政府討錢， 要錢的時候甚至可以送禮行賄， 不擇手段。
這一切， 都頂著個堂而皇之的名義：為了學校做大做強！功利高於一切， 良心和是非一錢不值。 這正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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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部門的領導們在一起的話題， 說來說去老這麼幾條：怎樣貫徹學校的考評指標，
我看清了， 如今大學裡就是丘八文化加農民文化， 再添個所謂的“量化管理”， 行事的根據只有一條“有奶便是娘”， 說好聽點是謂“謀食不謀道”。
權力在這一領域中為所欲為， 這不僅在世界上， 就是在中國的各個行業裡， 都算問題最大的。
因此， 近些年社會上對教育尤其是對高等教育的批評一浪高過一浪， 可以說已失去人們的信任。
今天上午聽學校一位老師說，
我聽後並不感到驚呀。 最近我去東北講學， 一路碰到各色人等， 說起現今中國的教授、學者， 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 水準不怎樣又不敢講真話， 為了錢可以昧良心。
最能說明教育危機的莫過於此種現象：現在的有錢有勢者， 都想方設法將子女送到國外接受教育， 包括教育部的領導和諸多大學校長的孩子， 自己辦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嗎？
學者這副“權力附庸”、給點錢讓幹什麼就幹什麼的德行， 其實當官的打心眼裡也瞧不起， 不當你一回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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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歷過一件事， 2006年吧， 搞過一次什麼“保鮮”活動， 當時一位省委副書記到中國美院檢查。 有位老師正在創作， 說搞不懂， 不予理睬。
該副書記大為光火， 對美院的“保鮮”活動嚴厲批評，推遲驗收。
我們學校傳達此事時，居然以本校得以順利通過而慶倖，對美院還有點幸災樂禍的味道。
上世紀五十年代，彭真去協和醫院拜訪林巧稚，林正在給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見，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
不要說跟民國時代的知識份子比氣質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們汗顏，不自重，又何以能讓別人尊重。
在這種體制中，我陷入一種無法自拔的矛盾。我無法象大部分所謂學者型領導那樣，一邊不痛不癢地批評體制，一邊又利用體制大撈好處。
那些撈好處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無非利用手中資源，請掌握項目的官員、高級別刊物的主編、學界評委等來講學，變相用公款行賄。逢年過節再去孝敬送禮。
然後就可以在為學校、學院作貢獻的名義下拿課題、發文章、得獎項，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評委。
這些年我要幹此類事處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關的利益鏈也鋪到過我面前，但我不屑為之。
我的道德底線不許可，這些既然是我批評的事情，就決不隨波逐流。
中國最大的問題，也是很多知識份子的通病即說與做的分離，人格的兩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覺的地步。
慷慨激昂的體制弊端批判者，行為的目的不是改造體制，而是一轉身也參預其中去分一杯羹，連半點內疚也沒有。這不是鄉願是什麼？
我選擇了批判的態度，行動上便不會另行一套。
4
2006年本科教育評估，大家無不反感，但學校要求評估組進場時全體起立，長時間鼓掌。
那天我是整個禮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
人為什麼要這樣假、這樣賤？反感或反對，為什麼不敢公開表達。
2008年學校搞所謂“加速發展”的改革方案，小組討論時我發表了不同意見，蔣書記要我大會上講講，我便在大會上坦言：如今之大學是“謀食不謀道”。
2009年底續簽增長20%的責任書時，我曾打算拒簽，因此而下臺也無所謂。
為此找過蔣書記。蔣書記做工作說，你不簽，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內要搞“三定”方案，到時會調整的。這樣我才勉強簽約。
中國大學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於與世界大學接軌，若不行，哪怕學學民國時的北大和西南聯大也好，總在現行體制框架裡折騰是沒有希望的，所謂“錢學森之問”即這個意思。
我不想發言，就是對當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討論不感興趣。
黨代會後接著開教學工作會，吃飯時我坐在蔣書記邊上想說個事，看到一撥一撥的中層幹部來祝賀蔣書記當選，言辭阿諛，全是官場文化。我說不出口，坐至終席不發一言。
近些年裡，無論省領導還是學校領導的報告，我極少參加，不是擺譜，實在是聽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語，坐不住。
我任職期間向學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謂搞指標的“強校”方面，粗想大約有這樣幾條：
引進人才的政策要適當靈活、寬鬆，否則難以操作白費勁；認真履行低碳節能，消滅長明燈、跑冒滴漏；撤掉學校的駐京辦事處。
對以上言行，有人說我敢直言、有見識，其實在我心裡，只是遵循常識而已。
目前中國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識以下。
在對待體制的業績、考評等事情上，限於我個人的好辦，不當會事罷了。
5
近年來我從不報獎、爭什麼帶頭人、入什麼人才工程、第幾層次啥啥的……每回報獎都有人勸我，包括學校領導、好友、同事，職能部門還表示願意代為填表。
我感謝他們，但依然故我，解釋的理由也簡單：一是本人的成果水準低，夠不著，白折騰；二是生性怕花時間填表，有功夫更願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點令人愉快的事。
當然，我對報獎和獲獎的老師，也表示尊重。大學的老師們不需要同質化，有差別，價值多元是好事。但關係到部門工作和集體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
我的分寸是，按學校要求公事公辦，報學位點、學科、團隊、精品課等等，一板一眼地執行，但重點在於提高水準、壯大實力、打好基礎，結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關忽悠，跑省裡、跑部裡。
在此類事情上，我從不行賄送禮，至多意思一點勞務費而已。也有人建議多送，說有的學院五倍、十倍於我們，我未接受。
我的觀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線。對於通過送重禮達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憐他們。我不會為此而焦慮、糾結的，也決不會為了得到並維繫諸如此類的“業績”，綁架自己寶貴的生命。
多個點什麼的，真的就代表水準高了嗎？這是真學問？真科研嗎？在我眼中，不少各種名義的大項目，資金上千萬上億的，搞出些偽科學成果來，通過動用科研經費攻關，就能整個大獎來。這是在糟塌納稅人的血汗，還敗壞學風。
我這樣的態度，本人身陷矛盾，學校可能也有看法。雖然我對學校領導是否滿意並不在意，但最終還是存在著讓我解不開的糾結，即這些考評指標與部門利益和群體利益的掛鉤與捆綁。
如前幾年的學院考評劃分ABCD檔，近兩年的達標120%發足額獎，還有各種學科點、基地之類，皆撥下相應的經費等等。並且這都與每位老師個人的業績、職稱有關。
我只能儘量跟上趟，無法做到如何出色，讓大家滿意。解決辦法只有一條：我再次選擇退出，不和體制玩了。
去年上半年蔣書記問我為何不願續聘了？我說，現在高校教育的這套做法，無法得到我價值上和道義上的認同。
對我的工作，學校如果不滿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學校角度這樣看是正常的。但我不願改變，最好的辦法是請來新院長。
高老師這次在海內外招聘中脫穎而出，我很高興，總算可以擺脫矛盾處境，回歸原本的人生角色——臥龍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此話乃東晉名相王導的存世名言。憒憒是昏亂、糊塗之意。我非常佩服東晉那一代士人的氣度，身臨偏安一偶（隅）的危局，仍義無反顧地信奉玄學的“無為而治”，自覺遏制體制化儒家——禮教的回潮，以“務在清靜”的文化理念“力撐東南”。
我當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無為而治”理念，也聽到一些徐老師不愛管事，只佈置不督促、檢查，重討論不重落實等議論或批評意見。
從事實上講，這些看法都沒錯，提出批評也是出於對工作的負責，我表示感謝。但老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還是尊奉“無為而治”。我的信念基於以下幾點：
第一，從根本上講，教師皆成年人，並具備高等學歷，屬於社會上最熱愛學術和教學的群體，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學生時代研究玄學，飽受浸染，深信“無為而治”是自由知識份子永遠的價值追求，這也是當今體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發揚的內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體制問題多多，推行、佈置的東西，美曰做強做大，加快改革，說白了都是些無聊的折騰，幹的事皆違背常識。
6
在教育體制行政化的背景下，“無為而治”是最有效的擋箭牌和解毒藥。如搞“精品課”，我也贊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麼叫“精品課”。
精品課的標準只有一個：學生受益並形成口碑。不存在什麼固定格式。
現在的這套，千人一面：課件、作業、教材、網上互動等等，缺一不可，講的再精彩也沒用。照此標準，過去北大陳寅恪、劉文典的課亦算不上精品了。陳寅恪僅帶一布包，劉文典上來先把國民政府罵它半點鐘，這如何是好？教學講求的是多元化、多樣化，哪有宣導一付面孔的道理。
單純的科研經過這一系列的干擾與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會道”的“為己之學”還有生存空間嗎？怕是多為“憑譽以顯揚”的“為人之學”了。
研究已嚴重地工具化，淪為名利的敲門磚，還有多少人能從科研中獲得快樂和價值肯定。
當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將專案與自己的精神需求較好地結合起來。
然而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極大的干擾和傷害。我懷疑，在如此環境裡，真正具備與古今賢哲溝通能力的學者能有幾人？為什麼出不了大師？這還用問麼！
近兩年學校搞的“創新強校”，每年遞增20%，更屬胡鬧。有的學院指標分解到人；還有自己掏腰包來填充經費的；造假也出現了，把前、後年的成果計入當年，就為了拿到那點年終獎勵。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評比、排名，先進教師、科研標兵，優秀黨員、團員、家庭，工會及民主黨派的積極分子，什麼“一五一”還分幾個層次，這個獎、那個獎、這個級、那個級。
這世風如此糟糕，整體文化水準如此低下的社會裡，居然有這許多優秀稱號，還值錢麼？都是自己樹自己搞的廉價貨，除了干擾心境沒絲毫意義。
每學期、每年還要把學院的老師排個名次，半斤八兩的楞要分出個一二三四來，有什麼意思？這是幼稚園裡戴小紅花的套路搬來了，把老師當小朋友對待。
搞得學者一個個氣局狹隘，爭虛名圖小利，一到年關就半分半分地算帳，跟扛了一年長工似的。過去我們人文學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蘇格拉底、黑格爾或孔子、李白的，現在一年到頭總在腦子裡糾結的是：怎麼完成或多掙考評分。
對於這些學校的制度規定、無法回避的管理內容，我的態度只能是“無為而治”，由老師本人根據自己的情況對待、取捨，反正有關個人考核的政策、結果，學校都有事先規定，學院只是執行而已。可以說，我在院長位置上有意識地抵擋體制污染，對許多事情在學院層面上作淡化和減法處理，不幹強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讓老師們少受干擾，躲過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點荒唐的瞎折騰。
事實上，一些明顯的折騰亦長久不了，頂頂也就過去了。如“加速創新”，差不多無疾而終了吧。對我自由主義的理念，老師們認可，我欣慰；有老師不贊同，我亦含笑。這不過是管理觀念有所差異而已。
民主的要義，不獨尊重多數，同時也尊重少數乃至個人，我從不追求所謂的和諧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遠，各種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為大學應有的文化生態。
- END -
對美院的“保鮮”活動嚴厲批評，推遲驗收。我們學校傳達此事時，居然以本校得以順利通過而慶倖，對美院還有點幸災樂禍的味道。
上世紀五十年代，彭真去協和醫院拜訪林巧稚，林正在給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見，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
不要說跟民國時代的知識份子比氣質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們汗顏，不自重，又何以能讓別人尊重。
在這種體制中，我陷入一種無法自拔的矛盾。我無法象大部分所謂學者型領導那樣，一邊不痛不癢地批評體制，一邊又利用體制大撈好處。
那些撈好處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無非利用手中資源，請掌握項目的官員、高級別刊物的主編、學界評委等來講學，變相用公款行賄。逢年過節再去孝敬送禮。
然後就可以在為學校、學院作貢獻的名義下拿課題、發文章、得獎項，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評委。
這些年我要幹此類事處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關的利益鏈也鋪到過我面前，但我不屑為之。
我的道德底線不許可，這些既然是我批評的事情，就決不隨波逐流。
中國最大的問題，也是很多知識份子的通病即說與做的分離，人格的兩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覺的地步。
慷慨激昂的體制弊端批判者，行為的目的不是改造體制，而是一轉身也參預其中去分一杯羹，連半點內疚也沒有。這不是鄉願是什麼？
我選擇了批判的態度，行動上便不會另行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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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本科教育評估，大家無不反感，但學校要求評估組進場時全體起立，長時間鼓掌。
那天我是整個禮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
人為什麼要這樣假、這樣賤？反感或反對，為什麼不敢公開表達。
2008年學校搞所謂“加速發展”的改革方案，小組討論時我發表了不同意見，蔣書記要我大會上講講，我便在大會上坦言：如今之大學是“謀食不謀道”。
2009年底續簽增長20%的責任書時，我曾打算拒簽，因此而下臺也無所謂。
為此找過蔣書記。蔣書記做工作說，你不簽，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內要搞“三定”方案，到時會調整的。這樣我才勉強簽約。
中國大學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於與世界大學接軌，若不行，哪怕學學民國時的北大和西南聯大也好，總在現行體制框架裡折騰是沒有希望的，所謂“錢學森之問”即這個意思。
我不想發言，就是對當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討論不感興趣。
黨代會後接著開教學工作會，吃飯時我坐在蔣書記邊上想說個事，看到一撥一撥的中層幹部來祝賀蔣書記當選，言辭阿諛，全是官場文化。我說不出口，坐至終席不發一言。
近些年裡，無論省領導還是學校領導的報告，我極少參加，不是擺譜，實在是聽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語，坐不住。
我任職期間向學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謂搞指標的“強校”方面，粗想大約有這樣幾條：
引進人才的政策要適當靈活、寬鬆，否則難以操作白費勁；認真履行低碳節能，消滅長明燈、跑冒滴漏；撤掉學校的駐京辦事處。
對以上言行，有人說我敢直言、有見識，其實在我心裡，只是遵循常識而已。
目前中國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識以下。
在對待體制的業績、考評等事情上，限於我個人的好辦，不當會事罷了。
5
近年來我從不報獎、爭什麼帶頭人、入什麼人才工程、第幾層次啥啥的……每回報獎都有人勸我，包括學校領導、好友、同事，職能部門還表示願意代為填表。
我感謝他們，但依然故我，解釋的理由也簡單：一是本人的成果水準低，夠不著，白折騰；二是生性怕花時間填表，有功夫更願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點令人愉快的事。
當然，我對報獎和獲獎的老師，也表示尊重。大學的老師們不需要同質化，有差別，價值多元是好事。但關係到部門工作和集體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
我的分寸是，按學校要求公事公辦，報學位點、學科、團隊、精品課等等，一板一眼地執行，但重點在於提高水準、壯大實力、打好基礎，結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關忽悠，跑省裡、跑部裡。
在此類事情上，我從不行賄送禮，至多意思一點勞務費而已。也有人建議多送，說有的學院五倍、十倍於我們，我未接受。
我的觀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線。對於通過送重禮達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憐他們。我不會為此而焦慮、糾結的，也決不會為了得到並維繫諸如此類的“業績”，綁架自己寶貴的生命。
多個點什麼的，真的就代表水準高了嗎？這是真學問？真科研嗎？在我眼中，不少各種名義的大項目，資金上千萬上億的，搞出些偽科學成果來，通過動用科研經費攻關，就能整個大獎來。這是在糟塌納稅人的血汗，還敗壞學風。
我這樣的態度，本人身陷矛盾，學校可能也有看法。雖然我對學校領導是否滿意並不在意，但最終還是存在著讓我解不開的糾結，即這些考評指標與部門利益和群體利益的掛鉤與捆綁。
如前幾年的學院考評劃分ABCD檔，近兩年的達標120%發足額獎，還有各種學科點、基地之類，皆撥下相應的經費等等。並且這都與每位老師個人的業績、職稱有關。
我只能儘量跟上趟，無法做到如何出色，讓大家滿意。解決辦法只有一條：我再次選擇退出，不和體制玩了。
去年上半年蔣書記問我為何不願續聘了？我說，現在高校教育的這套做法，無法得到我價值上和道義上的認同。
對我的工作，學校如果不滿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學校角度這樣看是正常的。但我不願改變，最好的辦法是請來新院長。
高老師這次在海內外招聘中脫穎而出，我很高興，總算可以擺脫矛盾處境，回歸原本的人生角色——臥龍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此話乃東晉名相王導的存世名言。憒憒是昏亂、糊塗之意。我非常佩服東晉那一代士人的氣度，身臨偏安一偶（隅）的危局，仍義無反顧地信奉玄學的“無為而治”，自覺遏制體制化儒家——禮教的回潮，以“務在清靜”的文化理念“力撐東南”。
我當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無為而治”理念，也聽到一些徐老師不愛管事，只佈置不督促、檢查，重討論不重落實等議論或批評意見。
從事實上講，這些看法都沒錯，提出批評也是出於對工作的負責，我表示感謝。但老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還是尊奉“無為而治”。我的信念基於以下幾點：
第一，從根本上講，教師皆成年人，並具備高等學歷，屬於社會上最熱愛學術和教學的群體，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學生時代研究玄學，飽受浸染，深信“無為而治”是自由知識份子永遠的價值追求，這也是當今體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發揚的內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體制問題多多，推行、佈置的東西，美曰做強做大，加快改革，說白了都是些無聊的折騰，幹的事皆違背常識。
6
在教育體制行政化的背景下，“無為而治”是最有效的擋箭牌和解毒藥。如搞“精品課”，我也贊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麼叫“精品課”。
精品課的標準只有一個：學生受益並形成口碑。不存在什麼固定格式。
現在的這套，千人一面：課件、作業、教材、網上互動等等，缺一不可，講的再精彩也沒用。照此標準，過去北大陳寅恪、劉文典的課亦算不上精品了。陳寅恪僅帶一布包，劉文典上來先把國民政府罵它半點鐘，這如何是好？教學講求的是多元化、多樣化，哪有宣導一付面孔的道理。
單純的科研經過這一系列的干擾與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會道”的“為己之學”還有生存空間嗎？怕是多為“憑譽以顯揚”的“為人之學”了。
研究已嚴重地工具化，淪為名利的敲門磚，還有多少人能從科研中獲得快樂和價值肯定。
當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將專案與自己的精神需求較好地結合起來。
然而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極大的干擾和傷害。我懷疑，在如此環境裡，真正具備與古今賢哲溝通能力的學者能有幾人？為什麼出不了大師？這還用問麼！
近兩年學校搞的“創新強校”，每年遞增20%，更屬胡鬧。有的學院指標分解到人；還有自己掏腰包來填充經費的；造假也出現了，把前、後年的成果計入當年，就為了拿到那點年終獎勵。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評比、排名，先進教師、科研標兵，優秀黨員、團員、家庭，工會及民主黨派的積極分子，什麼“一五一”還分幾個層次，這個獎、那個獎、這個級、那個級。
這世風如此糟糕，整體文化水準如此低下的社會裡，居然有這許多優秀稱號，還值錢麼？都是自己樹自己搞的廉價貨，除了干擾心境沒絲毫意義。
每學期、每年還要把學院的老師排個名次，半斤八兩的楞要分出個一二三四來，有什麼意思？這是幼稚園裡戴小紅花的套路搬來了，把老師當小朋友對待。
搞得學者一個個氣局狹隘，爭虛名圖小利，一到年關就半分半分地算帳，跟扛了一年長工似的。過去我們人文學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蘇格拉底、黑格爾或孔子、李白的，現在一年到頭總在腦子裡糾結的是：怎麼完成或多掙考評分。
對於這些學校的制度規定、無法回避的管理內容，我的態度只能是“無為而治”，由老師本人根據自己的情況對待、取捨，反正有關個人考核的政策、結果，學校都有事先規定，學院只是執行而已。可以說，我在院長位置上有意識地抵擋體制污染，對許多事情在學院層面上作淡化和減法處理，不幹強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讓老師們少受干擾，躲過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點荒唐的瞎折騰。
事實上，一些明顯的折騰亦長久不了，頂頂也就過去了。如“加速創新”，差不多無疾而終了吧。對我自由主義的理念，老師們認可，我欣慰；有老師不贊同，我亦含笑。這不過是管理觀念有所差異而已。
民主的要義，不獨尊重多數，同時也尊重少數乃至個人，我從不追求所謂的和諧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遠，各種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為大學應有的文化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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