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文精選】時寶釵

作者：洞燭

薛寶釵被譽為“山中高士”， 結合《終身誤》曲前後文， 出處大致是高啟詠梅的“雪滿山中高士臥， 月明林下美人來”句。 高啟才名滿天下， 是很清高孤介的人物， 但以 “身不屈于王公， 名不耗於終始”（《皇甫謐·高士傳序》）的標準， 高啟畢竟做過明朝的翰林編修， 雖然最後因為一篇文章， 被朱元璋懷疑替張士誠招魂而被腰斬， 但比之曾經因“叩馬而諫”的自屈就未能入選“高士”的伯夷叔齊， 大概還進不了“高士”行列。

“高士”一詞最早現於《墨子·兼愛·下》， “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 必為其友之身， 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 若為其親。

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 這個要求， 比之儒家五倫， 是遠過於朋友之倫的“善”了。 皇甫謐作《高士傳》， 嵇康作《聖賢高士傳》， 兩人各以自身偏好對歷代人物作了取捨， 其中 “好奇偉俶儻之畫策， 而不肯仕宦任職， 好持高節”的魯仲連是共有的。 按《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仲連自道“所貴於天下之士者， 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 即有取者， 是商賈之事也， 而連不忍為也”。 這樣的人物， 雖機巧迭出， 動機卻是真正的“大公無私”。

兩部書都成於“獨尊儒術”已久的魏晉時期， 價值觀上自然是奉儒家為圭臬。 但其時戰亂不斷， 民間固然慘痛無比， 廟堂、門閥之間也是屢有生死殘殺， 士大夫階層常有朝不保夕之感， 一時玄學大起， 側身于山林者眾。

不可避免的， 兩部“高士傳”就都多少帶了點老莊的影子， 也都有用“隱士”轉代“高士”的趨勢。 再往後近2000年， 大儒頻出， 變化繁雜， 到了《石頭記》， “高士”的寓意也就更為豐富。

通部《石頭記》看來， 薛寶釵待人處事， 心態寬厚、樂於助人且不求回報， 雖因限於活動空間， 比不得魯仲連這樣的從橫捭闔急公好義， 但於閨閣中已經算得上翹楚；平常住在“雪洞”一樣的房間裡， 上能悟佛老， 下能諷“螃蟹詠”， 靈台通透， 隱逸之態盡顯。 “義”與“隱”兩者兼具， 以古義而言， 謂之“高士”自無不妥。

但曹雪芹的“高士”標準要高於此。

書中概述寶釵， 首次是第五回， 用“行為豁達， 隨分從時”；後一處在第八回， 用“罕言寡語， 人謂藏愚， 安分隨時， 自雲守拙”。 至第五十六回， 濃墨重彩寫寶釵行跡，

回目即為“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以《石頭記》作者的如椽之筆， 為寶釵作傳， 竟三次用了“時”字， 這就不能以寫作技巧上的“特犯不犯”來解讀， 顯然是作者用“狡猾之筆”特意指明， “高士”還要具備一個重要屬性。

是為“時”。

“時”是經典的儒家範式用語， 泛見於諸多典籍， 有“是”、“伺”等義項， 但運用最多的， 則是“時機“。 號為六經之首的《易》， 有“廣大配天地， 變通配四時， 陰陽之義配日月”之語。 其中的“時”， 與“變通”勾連， 正是“安分隨時”的意思。

孟子將“時”提到了最高的位置。 《孟子·萬章下》雲：“伯夷， 聖之清者也；伊尹， 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 聖之時者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 ”

儒家自孔子始， 就對純形而上學的探索並不看重， 而更強調道德、審美等個人品性，

在人生過程中、在複雜、深厚的交際關係裡不斷成長， 最終成為“仁”人。 這是一種以社會和他人為相處物件的個體修養完善模式， 自不可顢頇強為， 更不能魯莽從事， 取“時”守“中”， 講究理性， 是儒家一貫的行為準則。 儒家重“時”， 是指聖人成事， 既要觀照個體自身， 是否具備必要的器質與能力， 比如”清“的高潔、”任“的能力、”和“的本心， 但更為重要的， 是有與環境相匹配的時機， 這才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才能“集大成”。

因此， 儒家雖始終秉持性善論， 提倡君子的責任是救世濟民， 為心要善， 原則要強， 但手段卻是靈活多變毫不拘泥， 內在並不缺乏創新餘地與生命力。 發展至陽明心學， 上接孟子衣缽， “心即理也”蔚然大盛， 達到了儒家從“認識論”到“本體論”的理論構建，

單以其對儒家思想體系的貢獻論， 與基督教一代大賢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並無二致。

以這個角度對照薛寶釵， 許多後人詬病的行為就有了解答：金釧投井， 她想到的是寬慰王夫人， 一則自然是親疏， 二則金釧已死， 唯有減免了王夫人的內疚， 隨後的處置才會有利於金釧及其家人， 這就是“從時”；柳湘蓮出家， 她想的是發散貨物， 因為從內心深處， 她絲毫不認可這種感性而衝動的行為， 而耽於傷悲誤了正經事， 更是於事無補， 這也是“從時”， 是“心即理也”。

美國實用主義大師杜威說過：

我們說具體情形擁有獨特而又最終道德的特質， 這樣便等於把道德考慮的重量和負擔轉移到智力上去。 這樣做並不毀壞責任， 而只是把它安於具體位置。有關道德的情況，要求判別與決定先於行動。情況的實際意義與解決方案，並不自明。必須搜尋。

儒家與“實用主義”，都是對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關注度更高，關於這兩者的比較研究，已經成為東亞儒家文化圈的一門顯學，從以上引文來看，其相近處真是不少。

再看寶釵在“小惠全大體”一回中的立意：

“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於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這番議論，學識兼備，意思通達，不單是“高士”，已經儼然是大儒作派，或者，也算得上一個實用主義者的行為準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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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是把它安於具體位置。有關道德的情況，要求判別與決定先於行動。情況的實際意義與解決方案，並不自明。必須搜尋。

儒家與“實用主義”，都是對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關注度更高，關於這兩者的比較研究，已經成為東亞儒家文化圈的一門顯學，從以上引文來看，其相近處真是不少。

再看寶釵在“小惠全大體”一回中的立意：

“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於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這番議論，學識兼備，意思通達，不單是“高士”，已經儼然是大儒作派，或者，也算得上一個實用主義者的行為準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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