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筆
碧玉刀——徐奇淵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中美貿易摩擦：尋求共識的四點建議
要點：
1.中短期內可以大幅降低關稅、減少海外旅遊購物和代購， 將部分服務貿易逆差、誤差與遺漏項逆差， 轉移到商品貿易項下。
2.中長期角度， 可以通過空間佈局轉移貿易順差。
3.客觀認識中國對外出口依存度， 不能低估中國對出口的依賴。
4.對外開放政策是基本國策， 不是權宜之計， 即使面臨較大外部壓力， 也要統籌安排、有頂層設計。
5.對外金融開放， 尤其要區分金融領域直接投資、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兩個不同的問題。
美國代表團已經回國， 中美即將展開下一輪對話磋商。 不過， 目前雙方分歧很大， 甚至對話還不在一個語境。 一方面， 中國的辯解側重於全球價值鏈（中國對美順差被其他國家賺走了）、外資企業在中國的投資利益（中國對美順差被包括美資在內的外資企業賺走了）、經常項目順差遠小於商品貿易專案順差（因為服務貿易有逆差）等角度。
而一方面， 在美國國內， 美國政客要面對的是底層廣大並不具備經濟學常識的選民， 對這些選民而言， 晦澀難懂的經濟學術語他們不甚瞭解， 只有進口、出口、貿易順差、就業才是最直觀的經濟變數。 同時， 中國對美國的順差持續上升， 的確具有很強的視覺衝擊力。
因此在總體上， 中美雙方不在同一個對話頻道， 達成共識的難度較大。 給定要推動中美達成共識， 需要考慮的思路是：第一， 嘗試從美國的角度來採取政策舉措， 即如何削減雙邊貿易順差的角度來進行思考。 第二， 採用對中國儘量減少負面衝擊， 儘量無害的方式。 在此兩個前提下， 嘗試尋找中美可能達成的共識。 以下提出四點建議：
Part
1
第一， 中短期內可以大幅降低關稅、減少海外旅遊購物和代購， 將部分服務貿易逆差、誤差與遺漏項逆差， 轉移到商品貿易項下。
由於海外旅遊購物、代購， 中國的商品貿易順差可能被高估了。 2017年（人民幣總體升值背景下）， 中國商品貿易順差4761億美元， 而服務貿易項下的旅遊項目逆差為2251億美元， 兩者合計之後經常帳戶順差將比商品貿易順差大幅下降。 對美國的情況是， 2016年，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2540億美元， 其中旅遊專案逆差為262億美元， 旅遊專案逆差可以消除10%以上的雙邊貿易失衡。
由於統計存在困難， 實際上相當一部分海外旅遊購物、代購行為， 既沒有計入到商品貿易項下， 也沒有計入到服務貿易項下， 從而進入到了誤差與遺漏項目當中。
採取措施， 使得上述服務貿易差逆轉入到商品貿易項當中， 這是可能的。 例如， 儘快大幅調降相關種類商品的進口關稅， 減少進口限制， 同時採取措施稍加提高境外購物、代購的成本。 服務貿易項下將會有可觀的逆差， 轉移到商品貿易項下。
這樣做， 不但衝擊較少， 而且還有正面影響。 其一， 2016年， 中國整體旅遊項下的進口2501億美元， 其中從美國進口307億美元， 已經形成了巨大的購買力。 而這些購買力， 受益者除了國外生產商之外， 主要是海外代購者。 而且， 旅遊購物和代購的批量小、成本也高。
大幅降低關稅、同時配合削減消費稅， 將上述購買需求納入正式進口管道，
Part
2
第二， 中長期角度， 可以通過空間佈局轉移貿易順差。
從中國來看， 大量的貿易順差、包括加工貿易帶來的順差， 是由國際分工體系所造成的給定結果， 符合中國過去的比較優勢。 但是從中長期來看， 中國需要以《中國製造2025》為方向， 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 在此過程中， 中國應更加重視對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的對外開放， 在加速國內產業升級。 在推動《中國製造2025》的同時， 將部分過剩產能、超載產能轉移到越南、菲律賓、泰國等東南亞等國家，同時將中國對美順差逐步轉移到這些國家。實際上，隨著國內生產成本的上升，市場已經開始出現這種自發調整的趨勢。要客觀評價這種趨勢，中國要從貿易順差走向利益順差，必然要經過這樣一個階段。
但是，也要統籌協調好新興產業、傳統產業兩大引擎，統籌考慮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的速度，以及傳統產業向外、向周邊轉移的速度。不能出現傳統產能轉移走了，但是先進產能也沒有發展起來的情況。
過去40年，中國更多的是向發達經濟體開放。在未來，要更加重視向發展中國家開放。中國的國內經濟改革，和新時期的對外開放戰略，將同時在需求端、供給端重塑國際資金環流、商品環流格局。一方面，中國國內積累了大量儲蓄，在供給端通過直接投資，可以改善推動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能力建設、改善其經濟增速、增強其供給能力。另一方面，中國國內市場前景廣闊，能夠作為新興市場外需的重要來源，為其他新興經濟體提供新的大市場機會。這些都將使得國內經濟改革，與外部經濟環境的塑造進一步深度契合，為中國的內、外經濟政策提供統一的戰略框架。
Part
3
第三，客觀認識中國對外出口依存度，不能低估中國對出口的依賴。
一種代表性的誤解認為：根據核算，2017年GDP增速當中，淨出口拉動了0.6個百分點。即便沒有淨出口的貢獻，2017年GDP增速也將達到6.3%，並由此判斷中國對於出口的依存度較低——需要指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首先，淨出口對GDP的拉動是一種簡單核算。無法根據這一結果，對出口依存度進行分析和判斷。假設A、B兩國經濟規模相同，其中A國進口、出口均為100億美元，而B國進口、出口均為1億美元。在此情況下，兩國淨出口均為0，但是不能由此做出判斷，認為兩國的出口依存度是相同的。
事實上，一國對國內生產商品面臨的總需求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其一是自產自銷部分，即國內總需求當中，對國內商品的需求部分——這部分需求等於國內總需求減去這些需求當中被進口所滿足的部分，比如要減去的消費、投資、政府支出當中對進口的購買部分。其二是自產外銷，即外國對本國需求的部分，也就是出口。具體核算過程還會涉及到更多細節，例如中間品貿易。大致而言，中國國內生產商品面臨的總需求當中，約有19%為外部需求（即自產外銷部分）。
同時還需要認識到，中美雙邊貿易爭端對美國的衝擊相對較小。其一，中國對美出口是美國對華出口的約3倍。其二，美國GDP體量約為中國的1.6倍。其三，美國出口產品的可替代性總體較小，而中國出口產品的可替代性相對較大。這意味著，雙方提高相同的幅度的進口關稅，美國徵收的進口關稅將更多轉嫁到中國的生產者身上，而中方徵收的進口關稅將較多轉嫁到中國消費者身上。其四，3月20日至5月4日，中美兩國金融市場的反應已經有所體現，標普500指數下跌了1%左右，中國滬深300指數下跌超過7%。
Part
4
第四，對外開放政策是基本國策，不是權宜之計，即使面臨較大外部壓力，也要統籌安排、有頂層設計。對外金融開放，尤其要區分金融領域直接投資、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兩個不同的問題。
在3月的博鼇亞洲論壇，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是長期政策方向。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經取得了巨大歷史成就。不過，在面臨外部壓力的情況下，對外開放也需要做出頂層設計、避免將對外開放舉措作為權宜之計。
缺乏頂層設計的對外開放，在一定程度上以犧牲政策公信力、強化市場主體的短視、加劇市場波動為代價。在經濟政策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企業家將無所是從，難以建立長期、穩定的信心。這也是外資企業、民營企業較多抱怨的問題。
具體地，在中美磋商過程中，開放的原則之一是：對外金融開放，要區分金融業的長期直接投資開放、短期資本金融帳戶開放兩者之間的關係。前者，例如銀行、證券、保險、信用評級公司、會計事務所等的市場准入，可以以較大的力度放開。但是，在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管理方面，從國際經驗尤其是日本在1980年代的教訓來看，容易對國內宏觀經濟、金融市場秩序造成較大衝擊，一定要慎之又慎。
注：本文已經發表在5月14日《財新》週刊，轉自“奇淵經濟筆談”公眾號，如需轉載請注明出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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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部分過剩產能、超載產能轉移到越南、菲律賓、泰國等東南亞等國家，同時將中國對美順差逐步轉移到這些國家。實際上，隨著國內生產成本的上升，市場已經開始出現這種自發調整的趨勢。要客觀評價這種趨勢，中國要從貿易順差走向利益順差，必然要經過這樣一個階段。但是，也要統籌協調好新興產業、傳統產業兩大引擎，統籌考慮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的速度，以及傳統產業向外、向周邊轉移的速度。不能出現傳統產能轉移走了，但是先進產能也沒有發展起來的情況。
過去40年，中國更多的是向發達經濟體開放。在未來，要更加重視向發展中國家開放。中國的國內經濟改革，和新時期的對外開放戰略，將同時在需求端、供給端重塑國際資金環流、商品環流格局。一方面，中國國內積累了大量儲蓄，在供給端通過直接投資，可以改善推動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能力建設、改善其經濟增速、增強其供給能力。另一方面，中國國內市場前景廣闊，能夠作為新興市場外需的重要來源，為其他新興經濟體提供新的大市場機會。這些都將使得國內經濟改革，與外部經濟環境的塑造進一步深度契合，為中國的內、外經濟政策提供統一的戰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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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客觀認識中國對外出口依存度，不能低估中國對出口的依賴。
一種代表性的誤解認為：根據核算，2017年GDP增速當中，淨出口拉動了0.6個百分點。即便沒有淨出口的貢獻，2017年GDP增速也將達到6.3%，並由此判斷中國對於出口的依存度較低——需要指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首先，淨出口對GDP的拉動是一種簡單核算。無法根據這一結果，對出口依存度進行分析和判斷。假設A、B兩國經濟規模相同，其中A國進口、出口均為100億美元，而B國進口、出口均為1億美元。在此情況下，兩國淨出口均為0，但是不能由此做出判斷，認為兩國的出口依存度是相同的。
事實上，一國對國內生產商品面臨的總需求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其一是自產自銷部分，即國內總需求當中，對國內商品的需求部分——這部分需求等於國內總需求減去這些需求當中被進口所滿足的部分，比如要減去的消費、投資、政府支出當中對進口的購買部分。其二是自產外銷，即外國對本國需求的部分，也就是出口。具體核算過程還會涉及到更多細節，例如中間品貿易。大致而言，中國國內生產商品面臨的總需求當中，約有19%為外部需求（即自產外銷部分）。
同時還需要認識到，中美雙邊貿易爭端對美國的衝擊相對較小。其一，中國對美出口是美國對華出口的約3倍。其二，美國GDP體量約為中國的1.6倍。其三，美國出口產品的可替代性總體較小，而中國出口產品的可替代性相對較大。這意味著，雙方提高相同的幅度的進口關稅，美國徵收的進口關稅將更多轉嫁到中國的生產者身上，而中方徵收的進口關稅將較多轉嫁到中國消費者身上。其四，3月20日至5月4日，中美兩國金融市場的反應已經有所體現，標普500指數下跌了1%左右，中國滬深300指數下跌超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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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對外開放政策是基本國策，不是權宜之計，即使面臨較大外部壓力，也要統籌安排、有頂層設計。對外金融開放，尤其要區分金融領域直接投資、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兩個不同的問題。
在3月的博鼇亞洲論壇，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是長期政策方向。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經取得了巨大歷史成就。不過，在面臨外部壓力的情況下，對外開放也需要做出頂層設計、避免將對外開放舉措作為權宜之計。
缺乏頂層設計的對外開放，在一定程度上以犧牲政策公信力、強化市場主體的短視、加劇市場波動為代價。在經濟政策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企業家將無所是從，難以建立長期、穩定的信心。這也是外資企業、民營企業較多抱怨的問題。
具體地，在中美磋商過程中，開放的原則之一是：對外金融開放，要區分金融業的長期直接投資開放、短期資本金融帳戶開放兩者之間的關係。前者，例如銀行、證券、保險、信用評級公司、會計事務所等的市場准入，可以以較大的力度放開。但是，在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管理方面，從國際經驗尤其是日本在1980年代的教訓來看，容易對國內宏觀經濟、金融市場秩序造成較大衝擊，一定要慎之又慎。
注：本文已經發表在5月14日《財新》週刊，轉自“奇淵經濟筆談”公眾號，如需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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