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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否已準備好接受女總理?尚穆根的答案有點不一樣

尚穆根在國大的香灰莉木學院論壇(Tembusu Forum)中回應新加坡是否已準備好接受女總理的問題。 (香灰莉木學院論壇)

兩年前,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杰曾在南洋理工大學的論壇上被問及:

“是新加坡還沒有做好接受一個非華族總理的準備?還是人民行動黨還沒有做好準備?”

王瑞杰當時回答, 我國整體社會看來還沒有做好接受非華族總理的準備。 這番回應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甚至是爭議……。

副總理王瑞杰曾在2019年被問起新加坡是否已準備好迎接非華族總理。 (海峽時報)

顯然, 在時代新浪潮的沖擊下, 關于新加坡有沒有可能出現一位“有別于過去”的總理人選的討論, 只會越來越多。

上一次是族群, 這一次則是性別。

兩年后, 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日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一場配合國際婦女節舉辦的論壇上被問道:新加坡是否已準備好迎接一位女性總理。

答復和王瑞杰兩年前說的有點相似, 卻又有些不一樣。

根據《今日報》報道, 提問的女學生問得很犀利。 她強調, 作為執政黨, 行動黨的最高決策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里頭有16位男性成員, 但女性卻只有三位(實際上是15位男性和三位女性)。

意思淺淺,

撇去新加坡是否已準備好, 她顯然在暗示, 人民行動黨似乎也還沒準備好接受女總理。

傅海燕(中)、楊莉明(右)和英蘭妮是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唯三女性。 (李國豪制圖)

尚穆根沒有把皮球直接踢給“新加坡整體社會”。

一方面, 他強調行動黨在遴選國家領導人時絕對沒有把性別納入考慮。

“我們想要更多的女性國會議員。 我們非常積極地尋找人才, 同時也盡可能把他們當成部長人選。 ”

(潛臺詞:我們沒有這么做huh, 先別扣帽子)

另一部分的回答, 才回到“新加坡整體社會”。 他說, 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取決于本地社會準備好如何鼓勵女性參政了嗎?

他說, 身為一名政治工作者, 往往需要做出很多犧牲, 而這些犧牲連很多男性都吃不消, 女性的話, 更會面臨來自家庭的許多難題。

“你的周末完全被占滿。 如果你還有一份專業工作, 你也必須利用周末來做工作上的準備。 然后, 每周你有三個晚上必須出現在你的選區。 周末, 你也必須在選區, 你還得應付國會, 這些都會沖擊你,

以及你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

他認為, 要鼓勵更多女性參政, 本地社會必須先有心態上的改變。 和王瑞杰回應“非華族總理”問題稍稍不同的是, 他提到了政府在這過程中能扮演的角色。

“如果你問這里的男生, 他們有多少人愿意分擔家里一半的工作?政府沒辦法幫你顧小孩、幫你洗碗或煮飯。 ”

“政府能做的, 就是鼓勵人們心態的改變, 但是這需要花費很多功夫。 ”

(潛臺詞:前提是社會必須做好準備。 政府并沒有阻止這件事情發生啊, 相反的, 政府還很鼓勵它發生, 但會有難度。 )

新加坡女性國會議員比例高于全球平均

事實上, 翻開數據來看, 新加坡在女性參政方面盡管不到世界頂級, 也算在平均水準之上。

根據國際國會聯盟(IPU)的公開資料, 新加坡國會的女性議員比率達29.5%,比全球平均的25.5%來得更高,在193個國家中并列第54名,同時也是亞細安國家之首。

不過,新加坡距離榜首的盧旺達(61.3%),或被譽為女性治國典范的新西蘭(48.3%)和芬蘭(46%)仍有一定距離。

新加坡國會的女性議員人數高于全球平均。(GOV.SG)

無論如何,數字只是參考。

一味追求數字,為做而做,甚或推出一個保障女性參政權力的“性別版”集選區制度可能也無濟于事。

真正能在參政權力上達至男女平權的,是體制和社會如何看待女性參政,以及如何讓女性能擺脫父權社會中,女性在家庭中的固有束縛。

這涉及到整個社會的思維是否足夠進步,類似“男主外、女主內”的這種傳統觀念是否能顛覆。如此才能真正釋放女性參政的能量。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的例子值得作為借鏡。

作為史上第二位在任上生子的民選國家領導人,她帶著剛出生的女兒到聯合國開會,而其伴侶克拉克·蓋福德( Clarke Gayford)則當起了全職爸爸。

這種翻轉傳統觀念中男女角色的家庭模式,我國社會是否準備接受?這將是從下而上,亦是從上而下的巨大工程。

尚穆根那番“社會心態要改變,政府會從旁鼓勵”的論調,或許已是現階段最恰到好處的解答。

阿德恩(右)未婚生子,以及伴侶擔任全職爸爸的例子可謂是顛覆東西方傳統觀念的典范。(路透社)

政府愿意付出多少力道去促進社會思維的進步,下一代的教育中是否有更多男女平權的元素,整體社會是否愿意敞開心胸去改變心態,將決定女性參政的難易度是否與男性相當。

我們已經見識了女性的優秀,若體制與社會能揚棄傳統觀念中對女性的束縛,讓女性在更友善的空間下參政,相信在任人唯賢制度中,首位女總理將是值得期待的。

新加坡國會的女性議員比率達29.5%,比全球平均的25.5%來得更高,在193個國家中并列第54名,同時也是亞細安國家之首。

不過,新加坡距離榜首的盧旺達(61.3%),或被譽為女性治國典范的新西蘭(48.3%)和芬蘭(46%)仍有一定距離。

新加坡國會的女性議員人數高于全球平均。(GOV.SG)

無論如何,數字只是參考。

一味追求數字,為做而做,甚或推出一個保障女性參政權力的“性別版”集選區制度可能也無濟于事。

真正能在參政權力上達至男女平權的,是體制和社會如何看待女性參政,以及如何讓女性能擺脫父權社會中,女性在家庭中的固有束縛。

這涉及到整個社會的思維是否足夠進步,類似“男主外、女主內”的這種傳統觀念是否能顛覆。如此才能真正釋放女性參政的能量。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的例子值得作為借鏡。

作為史上第二位在任上生子的民選國家領導人,她帶著剛出生的女兒到聯合國開會,而其伴侶克拉克·蓋福德( Clarke Gayford)則當起了全職爸爸。

這種翻轉傳統觀念中男女角色的家庭模式,我國社會是否準備接受?這將是從下而上,亦是從上而下的巨大工程。

尚穆根那番“社會心態要改變,政府會從旁鼓勵”的論調,或許已是現階段最恰到好處的解答。

阿德恩(右)未婚生子,以及伴侶擔任全職爸爸的例子可謂是顛覆東西方傳統觀念的典范。(路透社)

政府愿意付出多少力道去促進社會思維的進步,下一代的教育中是否有更多男女平權的元素,整體社會是否愿意敞開心胸去改變心態,將決定女性參政的難易度是否與男性相當。

我們已經見識了女性的優秀,若體制與社會能揚棄傳統觀念中對女性的束縛,讓女性在更友善的空間下參政,相信在任人唯賢制度中,首位女總理將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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