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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銅鏡刻著5個字,讓趙匡胤做出一個決定,影響北宋一百多年

歷史上, 凡是中原大一統王朝, 比如秦朝、漢朝、唐朝、明朝、清朝等, 位居中原腹地, 擁有得天獨厚的的戰略優勢, 以及其他周邊部族無可比擬的人口與戰略資源, 無論是工農業生產水準, 還是科技發展水準、軍事力量強大程度, 都曾對周邊部族形成全方位碾壓。 然而當趙匡胤建立北宋後, 這種景象卻不復可見。 北宋的經濟發展水準和科技文化發展水準, 都能高舉世界前列, 唯獨有一個短板, 卻讓宋朝君臣吃盡苦頭。

北宋開國前期的統一戰爭中, 面對五代十國時期的南唐、北漢、西蜀等眾多割據小國,

還能表現的中規中矩, 屢戰屢勝, 頗有軍事強國的氣派。 可惜好景不長, 從第二代皇帝宋太宗開始, 宋朝就在對外戰爭中陷入全面頹勢, 並且不可扭轉, 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 無論是北方的契丹, 西北的西夏, 還是東北的金國, 哪個都曾把北宋打的丟盔棄甲, 叫苦連天。

為了彌補軍事敗局帶來的外交困境, 北宋王朝身為天朝上邦, 被迫採取了一種極為屈辱的手段, 向周邊強國交納大量歲幣, 卑躬屈膝納貢稱臣, 以此來換取一時安寧。 交納歲幣時間跨度之長, 交納物件之多, 交納數額之巨大, 在歷史上的中原王朝中, 可謂極其罕見。 一樣的國土, 一樣的百姓, 為何秦漢唐時期就能揚威異域, 威加海內, 到了北宋卻只能忍氣吞聲,

求和苟安, 丟盡臉面?

水有源樹有根, 造成這一局面的“元兇”, 正是北宋的宋太祖趙匡胤本人。 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大宋之後, 堅持以文制武的國策, 極力抬高文臣的地位權力, 讓這些咬文嚼字的書呆子們掌控朝政大權。 同時, 千方百計嚴格管控武將, 剝奪武將權力, 降低武將地位, 盡一切可能限制武將, 極力把武將們變成沒有自主權、沒有主觀能動性的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木偶。

如此一來, 未經戰陣、不諳兵事的書呆子們高坐廟堂, 而身居一線、曉暢軍事的武將們卻毫無發言權和自主權, 事事聽命于文臣遙控, 內行服從外行, 雖不欲敗豈可得哉。 趙匡胤為何會如此行事?除了防止武將效仿五代十國遺風, 擁兵自重奪取大權,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使得他偏愛文臣學士, 對武將們殊無好感。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了一件事, 解釋趙匡胤的這種心態的起因。 這件事與一面銅鏡有關。

宋太祖趙匡胤在位期間, 曾經用過一個叫“乾德”的年號。 乾德三年, 趙匡胤平定後蜀, 後蜀皇宮內的衣冠器物, 很多都成為宋軍戰利品, 被運送到汴梁大內。 趙匡胤偶有閒情逸致, 打開一個梳妝盒, 這個梳妝盒原來後蜀宮中遺物。 他發現一面銅鏡, 精美平滑, 工藝精良, 不由得愛不釋手, 拿在手裡翻來覆去欣賞。 當他看到銅鏡背面時五個字時, 不由的吃了一驚。

這五個字是:乾德四年制。 趙匡胤驀然意識到, 現在明明是乾德三年, 為何銅鏡上卻刻著乾德四年字樣。 他略一思忖, 不由脊背發涼,

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他傳旨召來幾個學識淵博的大臣。 有個叫竇儀的人飽讀詩書, 學問最佳, 他看後做出結論:“後蜀之前用過乾德作為年號, 因此後蜀的銅鏡上會有這幾個字。 ”趙匡胤聽後, 頓時渾身不自在, 像吃了個蒼蠅那麼難受。

原來, 封建王朝有一個大忌諱, 擬定年號時, 避免應用與前朝已經用過的年號重合。 因為前朝都已滅亡多年, 用已亡之國的年號, 實在有礙觀瞻, 大不吉祥。 宋朝的這個年號, 是由大臣趙普等人擬定的, 宋初開國大臣, 因為連年征戰, 大多長於軍事, 但普遍讀書有限學問太次, 稀裡糊塗用了個前朝的年號。 趙匡胤有感於此, 說了一句話:“宰相須用讀書人。 ”趙匡胤因此作出決定, 給北宋用人機制定了重文抑武的基調。

宋朝歷代皇帝無不奉為金科玉律, 重用文臣、歧視武將的風氣, 就此貫徹北宋始終。 一面銅鏡, 卻陰差陽錯影響了北宋國運, 使得北宋被動挨打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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