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因此“中國人口太多”是根深蒂固的觀念。 中國人口真的太多了嗎？中國人口增長真的太快嗎？關於這兩個問題， 近些年來， 梁建章不斷寫文章呼籲。 本文是梁建章和黃文政合著作品《中國夢呼喚中國孩》的其中一篇。 本文以詳實的論述， 駁斥了“中國人口太多”的說法， 呼籲國民破除陳見， 關注中國人口危機。 本文一共4000字， 標題為編者所加， 歡迎閱讀。
攜程聯合創始人、公司董事長梁建章
很多人以為新中國前三十年生育率太高才導致人口增長過快。 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是，
更重要的是， 中國在1980年出生的人口甚至少於1950年， 這意味著推動前三十年人口增長主要是中國的死亡率快速下降。 這種死亡率快速下降驅動人口增長並非只是出現在1950～1980年的中國。 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後就經歷過類似的人口增長， 隨後快速崛起並在全球取得主導地位。 而世界其他國家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歷了類似的人口增長。
很多人誤認為中國人生育能力特別強， 理由是中國人口世界第一。 其實， 中國擁有世界第一的人口主要是因為地域遼闊， 歷史悠久， 農業早熟。 過去頑強的生育文化是所有存留下來的主流民族共同特徵， 非中國所獨有。 實際上200年來， 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總體上一直在下降， 從1820年的36.6%， 降至1980年的22.1%， 再降至2015年的18.7%。 如今， 華人已是全球最不愛生孩子的民族。 中華文化圈的新加坡、香港、澳門、臺灣的生育率全球墊底。 而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
過去幾年中， 本文作者之一黃文政曾在他的公司面試過超過200個求職者。 在面試的最後部分,黃文政通常會都讓求職者根據直覺估算一下本世紀末中國會有多少人口。 這些求職者都有中國一流大學的學歷， 很多擁有國內或海外名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 但難以置信的是， 這些求職者中認識到中國人口會下降的竟然不到四分之一。 而超過四分之一的人估計百年後中國會超過20億。 好幾個人甚至認為， 如果每對夫妻只生一胎， 人口會繼續增長。 如果不是親身經歷並把結果記錄下來， 根本無法相信這些受過最好教育的中國學生對基本的人口問題的認知會有如此大偏差。
長期計劃生育宣傳一味強調人口是負擔， 導致人們傾向於把各種問題歸咎於人口過多。 這種觀點不僅流行於普通民眾中， 也普遍存在于專家學者和官員當中。
有一次,在北京的大街上過紅綠燈時， 本文作者黃文政聽見身邊一個十來歲的孩子對牽著他手的大人說， “你看， 中國就是人太多了！”。 當時人行道並不擁擠， 甚至不如紐約曼哈頓或波士頓市中心那樣人頭攢動。 他本以為只有孩子或者缺乏思考能力的人才有這種思維， 直到一個人口學家親口對他說， “你還不嫌中國人多？你看看北大門口都擠成什麼樣子了？”專業研究人口的學者竟然會用這樣的例子來佐證中國人口太多， 令人詫異。
比起觀念離譜更為突出的是對人口控制的深信不疑。 在2014年於北京大學舉行的一次法學研討會上， 該校的一名憲法學家斬釘截鐵地強調， “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為人口太多， 這個是常識！”而一名現任部級官員在幾年前的一次私下的餐會中， 針對放開生育的話題一口否定：“中國人口就是太多， 必須降下來， 沒有討論的必要！”
實際上， 所有這些問題與人口的關係遠非那麼簡單。 長期來看， 人口衰減不僅不能緩解上述各種問題， 反而更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比如，人口對就業的影響是中性的偏正面的。人少了，求職者雖然少了，但支撐工作機會的需求也少了，加上需求和供給匹配更加困難，就業問題甚至更加嚴重；這也是為何生育率低迷的東北年輕人更會加劇外流的原因。又如，人多地區的學校、醫院的專業水準和效率一般也更高，因此人們往往會更願意去人多的地方去上學或看病。再說，中國過去幾十年的中小學數量一直在減少，不是因為孩子太多而無法容納；而醫療服務因為醫療制度方面的原因並未得到充分的發展。本書第2、3章將詳細分析人口與資源環境和社會發展等方面的關係。
把各種問題歸咎於人口太多的思路，也模糊了討論的焦點，掩蓋了可治理的癥結，對問題的有效解決有害無益。比如，近年北京、上海等城市都在實施嚴控人口規模的政策，以期緩解各種所謂的大城市病。確實，人口聚集短期內確實可能帶來交通擁堵和環境惡化，但這其實是為了獲得聚集所帶來的效率提升和生活便利所付出的代價。緩解這些問題的真正出路是更準確的預測、更前瞻的規劃、更有效的投入、更精細的管理。把帶來人口本身當成問題，並採取嚴厲手段進行控制，不僅會降低經濟效率而減少解決問題的機會和財力，更抑制了中國經濟中最珍貴和最有活力的創新潛力。
崇尚生育是所有留存下來的主要民族的共同之處。任何民族不管其技術多麼高超，文化多麼發達，只要長期輕視生育，最終一定會走向沒落。基督教視孩子為上帝的禮物，在其歷史中更是曾嚴格禁止墮胎；伊斯蘭教認為父母不應為是否生孩子而擔憂，因為孩子只要出生自有安拉的照應。生殖崇拜的圖騰和儀式更是廣泛存在于各種文化之中。幾乎所有民族在不同時代，都會視多生多育為責任的體現和榮耀的所在。
然而，中國的生育限制政策反其道行之，把多生多育視為一種需要被嚴厲懲罰的行為。儘管《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只是提倡生一個孩子，沒有禁止公民生育多個孩子，而社會撫養費也被解釋為對所謂的額外公共資源的補償，但計劃生育部門的報告和新聞報導常把計畫外生育稱為“違法生育”。比如2013年11月，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還公開表示[10]要“嚴肅查處違法生育行為”。
2013年5月，著名導演張藝謀被爆育有兩子一女、違反了所謂的計劃生育規定之後，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發表博文《張藝謀，shame on you》稱張藝謀可恥。更有甚者，公益維權律師郭乘希和賈方義於2013年12月5日向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遞交了公開信，建議將嚴重破壞計劃生育國策、造成惡劣影響和嚴重後果、濫增人口的行為入罪。與此同時，他們也向法院提起關於張藝謀超生的公益訴訟，請求判令張藝謀承擔社會資源侵佔補償費5億元和懲罰性社會公益賠償金5億元人民幣。
對多生多育的敵視更體現在各種政策規定和實際措施上。在很多情況下，對計畫外生育的懲罰甚至比對罪犯更嚴厲。在農村，計畫外生育父母被關押，強制結紮等現象屢見不鮮，而“扒房牽牛”等懲罰在早年更是司空見慣，多生者被逼身亡的情況也偶有報導。法律對一般犯罪行為的懲罰也只是限制行動自由，不至於摧毀罪犯家庭的居所並殃及其家人。在城市，對政府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生育限制尤其嚴厲。“一人超生、全體受罰”這種類似於連坐的措施迄今依然在普遍執行。
養兒育女本是個人維持家族和群體生存和繁衍最基本的責任，但生育限制理念則是在鼓勵個人和家庭少承擔甚至放棄這種責任。現代社會養育孩子非常艱辛，各種限制措施是在嚴懲那些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盡了更大責任的家庭。比如，2011年修訂的《上海市計劃生育獎勵與補助若干規定》第9條就對婚後未生育又未收養子女的具有本市戶籍的退休或達到退休年齡的人員給予一次性計劃生育獎勵費。相比之下，即使沒有生育，但承擔了收養責任的家庭卻沒有資格領取獎勵。
對多生多育的嘲諷甚至敵視也普遍存在于大眾心理之中。比如，2015年四川一對夫妻生養11個孩子的新聞引起譁然。實際上，在世界其他國家或者中國過去，生育11個孩子在一般人周圍都能遇見。在106：100的正常男女出生性別比下，假設所有家庭都生到有男孩為止，那平均每對夫妻的孩子數量僅為1.94（（100+106）/106），但生育超過11個孩子的家庭則有萬分之3.5，意味著每個縣平均也有幾十個。在英國和美國就分別有生育17個和20個子女的家庭。因此，生育11個孩子能夠成為全國性新聞說明這種情況已經極其罕見。該條新聞之下的評論充斥著對這對夫妻的羞辱和謾駡，不乏說他們自私自利、甚至說他們豬狗不如，給自己和社會造孽。
強制性生育限制把人的價值當成負數，在倫理上假設一部分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以阻止另一部分人來到人間為代價，甚至讓一些人覺得別人活著都是一種罪過。這種態度扭曲了人生價值觀，導致對生命的漠視甚至敵視。如果說原始的部落之爭追求的是壯大自己的族群，抑制其他族群，那生育限制追求的是消減自己的族群，將爭鬥的物件從外部的族群，轉向了內部的同胞。
1990年由黃宏與宋丹丹主演的春晚小品《超生遊擊隊》，以超生家庭為取笑物件，醜化那些為實現生育意願而被迫顛簸流離、含辛茹苦的底層民眾。這種突破了良知底線的表演不僅沒有受到譴責，相反卻被人們津津樂道，對多生多育的敵視壓倒了同胞間該有的關愛和同情。也許為了彌補當年認識不足造成的遺憾，宋丹丹後來主演了反映多孩家庭親情的電視劇《家有兒女》。劇中一家的三個孩子讓觀眾感受到了久違的正常生育狀態下的普通家庭的幸福和煩惱。然而，在一胎化的政策背景下，該劇只好編成是兩個離異家庭的重新組合，再讓一個孩子在國外出生，體現了中國無奈的現實。
2014年12月31日晚，上海外灘發生踩踏事故，造成大量傷亡。次日，一位微博認證為“演員彭維”的線民評論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稱“死得好！死了35人太少了，應該多死一點才對吧。這才是為中國計劃生育做貢獻。中國人口本來人太多了，多死幾個也無妨，還要搶救傷患幹嘛啊！”有網友罵他是“人渣”，彭維回復：“你們罵我幹嘛！本來就是中國人口太多，要死多死點，這才把中國人口減壓。你們知道嗎？”
彭維的的極端言論自然為絕大部分民眾所抵制。但他那種中國人口本來就太多，少一些才好的觀念在中國社會卻是根深蒂固的。2016年6月30日，一篇預警中國人口在本世紀末或將降至6億的報導在各大門戶網站轉載。面對如此嚴重的人口萎縮前景，很多讀者不僅絲毫沒有認識到人口坍縮的各種災難性後果，而是大聲叫好，甚至有網友評論說，中國終於可以甩掉十億人口大國這個恥辱了。這種對人口的極端負面態度也是相當罕見的。
智庫點評
人口危機將是本世紀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人口問題不是一般經濟結構問題，而是事關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基礎性問題，事關人民幸福和國運昌盛。呼籲破解人口危機，就要從很多基礎的觀念談起。“中國人口並不算多”“人多不是壞事情”這些話題要經常講，並且要深入人心，成為普遍的共識。只有這樣，中國的人口政策才能徹底扭轉過來。
—— 騰訊新聞出品 ——
原子智庫
AtomThinkTank
學術顧問
國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
比如，人口對就業的影響是中性的偏正面的。人少了，求職者雖然少了，但支撐工作機會的需求也少了，加上需求和供給匹配更加困難，就業問題甚至更加嚴重；這也是為何生育率低迷的東北年輕人更會加劇外流的原因。又如，人多地區的學校、醫院的專業水準和效率一般也更高，因此人們往往會更願意去人多的地方去上學或看病。再說，中國過去幾十年的中小學數量一直在減少，不是因為孩子太多而無法容納；而醫療服務因為醫療制度方面的原因並未得到充分的發展。本書第2、3章將詳細分析人口與資源環境和社會發展等方面的關係。把各種問題歸咎於人口太多的思路，也模糊了討論的焦點，掩蓋了可治理的癥結，對問題的有效解決有害無益。比如，近年北京、上海等城市都在實施嚴控人口規模的政策，以期緩解各種所謂的大城市病。確實，人口聚集短期內確實可能帶來交通擁堵和環境惡化，但這其實是為了獲得聚集所帶來的效率提升和生活便利所付出的代價。緩解這些問題的真正出路是更準確的預測、更前瞻的規劃、更有效的投入、更精細的管理。把帶來人口本身當成問題，並採取嚴厲手段進行控制，不僅會降低經濟效率而減少解決問題的機會和財力，更抑制了中國經濟中最珍貴和最有活力的創新潛力。
崇尚生育是所有留存下來的主要民族的共同之處。任何民族不管其技術多麼高超，文化多麼發達，只要長期輕視生育，最終一定會走向沒落。基督教視孩子為上帝的禮物，在其歷史中更是曾嚴格禁止墮胎；伊斯蘭教認為父母不應為是否生孩子而擔憂，因為孩子只要出生自有安拉的照應。生殖崇拜的圖騰和儀式更是廣泛存在于各種文化之中。幾乎所有民族在不同時代，都會視多生多育為責任的體現和榮耀的所在。
然而，中國的生育限制政策反其道行之，把多生多育視為一種需要被嚴厲懲罰的行為。儘管《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只是提倡生一個孩子，沒有禁止公民生育多個孩子，而社會撫養費也被解釋為對所謂的額外公共資源的補償，但計劃生育部門的報告和新聞報導常把計畫外生育稱為“違法生育”。比如2013年11月，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還公開表示[10]要“嚴肅查處違法生育行為”。
2013年5月，著名導演張藝謀被爆育有兩子一女、違反了所謂的計劃生育規定之後，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發表博文《張藝謀，shame on you》稱張藝謀可恥。更有甚者，公益維權律師郭乘希和賈方義於2013年12月5日向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遞交了公開信，建議將嚴重破壞計劃生育國策、造成惡劣影響和嚴重後果、濫增人口的行為入罪。與此同時，他們也向法院提起關於張藝謀超生的公益訴訟，請求判令張藝謀承擔社會資源侵佔補償費5億元和懲罰性社會公益賠償金5億元人民幣。
對多生多育的敵視更體現在各種政策規定和實際措施上。在很多情況下，對計畫外生育的懲罰甚至比對罪犯更嚴厲。在農村，計畫外生育父母被關押，強制結紮等現象屢見不鮮，而“扒房牽牛”等懲罰在早年更是司空見慣，多生者被逼身亡的情況也偶有報導。法律對一般犯罪行為的懲罰也只是限制行動自由，不至於摧毀罪犯家庭的居所並殃及其家人。在城市，對政府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生育限制尤其嚴厲。“一人超生、全體受罰”這種類似於連坐的措施迄今依然在普遍執行。
養兒育女本是個人維持家族和群體生存和繁衍最基本的責任，但生育限制理念則是在鼓勵個人和家庭少承擔甚至放棄這種責任。現代社會養育孩子非常艱辛，各種限制措施是在嚴懲那些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盡了更大責任的家庭。比如，2011年修訂的《上海市計劃生育獎勵與補助若干規定》第9條就對婚後未生育又未收養子女的具有本市戶籍的退休或達到退休年齡的人員給予一次性計劃生育獎勵費。相比之下，即使沒有生育，但承擔了收養責任的家庭卻沒有資格領取獎勵。
對多生多育的嘲諷甚至敵視也普遍存在于大眾心理之中。比如，2015年四川一對夫妻生養11個孩子的新聞引起譁然。實際上，在世界其他國家或者中國過去，生育11個孩子在一般人周圍都能遇見。在106：100的正常男女出生性別比下，假設所有家庭都生到有男孩為止，那平均每對夫妻的孩子數量僅為1.94（（100+106）/106），但生育超過11個孩子的家庭則有萬分之3.5，意味著每個縣平均也有幾十個。在英國和美國就分別有生育17個和20個子女的家庭。因此，生育11個孩子能夠成為全國性新聞說明這種情況已經極其罕見。該條新聞之下的評論充斥著對這對夫妻的羞辱和謾駡，不乏說他們自私自利、甚至說他們豬狗不如，給自己和社會造孽。
強制性生育限制把人的價值當成負數，在倫理上假設一部分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以阻止另一部分人來到人間為代價，甚至讓一些人覺得別人活著都是一種罪過。這種態度扭曲了人生價值觀，導致對生命的漠視甚至敵視。如果說原始的部落之爭追求的是壯大自己的族群，抑制其他族群，那生育限制追求的是消減自己的族群，將爭鬥的物件從外部的族群，轉向了內部的同胞。
1990年由黃宏與宋丹丹主演的春晚小品《超生遊擊隊》，以超生家庭為取笑物件，醜化那些為實現生育意願而被迫顛簸流離、含辛茹苦的底層民眾。這種突破了良知底線的表演不僅沒有受到譴責，相反卻被人們津津樂道，對多生多育的敵視壓倒了同胞間該有的關愛和同情。也許為了彌補當年認識不足造成的遺憾，宋丹丹後來主演了反映多孩家庭親情的電視劇《家有兒女》。劇中一家的三個孩子讓觀眾感受到了久違的正常生育狀態下的普通家庭的幸福和煩惱。然而，在一胎化的政策背景下，該劇只好編成是兩個離異家庭的重新組合，再讓一個孩子在國外出生，體現了中國無奈的現實。
2014年12月31日晚，上海外灘發生踩踏事故，造成大量傷亡。次日，一位微博認證為“演員彭維”的線民評論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稱“死得好！死了35人太少了，應該多死一點才對吧。這才是為中國計劃生育做貢獻。中國人口本來人太多了，多死幾個也無妨，還要搶救傷患幹嘛啊！”有網友罵他是“人渣”，彭維回復：“你們罵我幹嘛！本來就是中國人口太多，要死多死點，這才把中國人口減壓。你們知道嗎？”
彭維的的極端言論自然為絕大部分民眾所抵制。但他那種中國人口本來就太多，少一些才好的觀念在中國社會卻是根深蒂固的。2016年6月30日，一篇預警中國人口在本世紀末或將降至6億的報導在各大門戶網站轉載。面對如此嚴重的人口萎縮前景，很多讀者不僅絲毫沒有認識到人口坍縮的各種災難性後果，而是大聲叫好，甚至有網友評論說，中國終於可以甩掉十億人口大國這個恥辱了。這種對人口的極端負面態度也是相當罕見的。
智庫點評
人口危機將是本世紀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人口問題不是一般經濟結構問題，而是事關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基礎性問題，事關人民幸福和國運昌盛。呼籲破解人口危機，就要從很多基礎的觀念談起。“中國人口並不算多”“人多不是壞事情”這些話題要經常講，並且要深入人心，成為普遍的共識。只有這樣，中國的人口政策才能徹底扭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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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