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話說戊戌年時， 廣東人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無疑是變法的先鋒， 但吊詭的是， 同為老鄉的許應骙卻成了他們的對頭。
從資歷上說， 許應骙于1850年中進士、點翰林， 在京為官近50年， 官居禮部尚書兼總理衙門大臣；
而康有為1895年才中進士， 戊戌年不過是小小的工部主事（六品）兼總理衙門章京（秘書）， 兩人地位可謂差之千里。
按常理， 作為老鄉黨、老前輩和上級官員， 許應骙應該是康有為的巴結對象， 獲取前者對變法的支持大有好處， 但令人大跌眼鏡的是， 康、許二人在戊戌年竟然打得難解難分。
從某種程度上說，
后來， 這事雖未落實， 但至少說明許應骙尚屬開明， 對改革并無成見。
然而， 戊戌年變法伊始， 御史宋伯魯、楊深秀聯名奏參許應骙， 稱其“痛詆西學、守舊迂謬、阻撓新政、貽笑鄰使”， “請立賜降斥”。 （五月初二日）
據張蔭桓在日記中的記載， 光緒接奏即打算殺一儆百， 令許應骙就被參各節“明白回奏”， 時軍機大臣廖壽恒再三請求光緒收回成命而未果。
當日（五月初三日）， 許應骙正好前往頤和園向慈禧太后謝恩， 路上接到消息后狼狽不堪， 其后不得不立刻草折回奏。
五月初四日， 許應骙在奏折中逐項回擊宋、楊二人的攻擊，
不僅如此， 許應骙認定其背后的主使人即康有為， 由此反擊康之人品野心， 請予驅逐之。
按當時的通行做法， 康有為也等于被許應骙參劾， 理應派人調查， 但光緒卻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 結果兩人之事均以“毋庸置議”了結。
然而， 樹欲靜而風不止， 御史文悌于五月二十日參劾康氏兄弟和宋、楊四人， 稱康有為莠言亂政， 煽動人心， 結交言官， “保國會”諸言論（“保中國不保大清”）形同叛逆， 請求懲治。
然而， 光緒此時卻完全偏袒康有為等人， 反而將文悌的御史職務罷斥， 發回原衙門（戶部）行走。
那么， 同樣主張改革維新的康、許二人為何會在戊戌年反目成仇呢？事實上，
如許應骙在被彈劾的回奏中說的， “康有為與臣同鄉， 稔知其少即無行， 迨通籍旋里， 屢次構訟， 為眾論所不容。 ”
如此看來， 許應骙對康有為知根知底， 兩人互同水火已非一日。 從某種程度上說， 許應骙對康有為的惡感還不僅限于康之為人狂妄與論說乖離， 而且涉及到具體的沖突。
譬如， 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時， 康有為突然聲稱南海“同人團練局”系其先祖創辦， 并要求局務負責人、回籍知府張喬芬交出管理權， 改由康氏大弟子陳千秋管理。
事后， 張喬芬托御史余聯沅彈劾康有為， 而康有為又托御史王鵬運彈劾張喬芬， 兩派人互相爭奪， 一時交相哄傳。
然而，
再如康有為組織的“保國會”一事， 許應骙更是直接站到了康有為的對立面。 戊戌年三月二十七日， 康、梁聯合李盛鐸等在京師粵東會館新館開會， 人數眾多， 影響甚大。
按大清律例， 結社集會一向“懸為厲禁”， 而按照當時的慣例， 會館事務一向由同鄉京官職位最高者負責。
之后， 時為禮部尚書的許應骙與侍郎楊頤認為康有為等“惑眾斂錢， 行為不正”， 令會館人員“嚴加斥逐， 不準再開”。
當然， 從謹慎從事的原則來看， 許應骙、楊頤作出的這個決定也無可厚非， 但康有為算是與許應骙結下梁子了。
四月二十八日， 康有為被光緒召見后， 旋命其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 當時， 許應骙以禮部尚書兼任總理衙門大臣， 康有為這個新的兼差正好成為其下屬。
因此， 也有人說， 康有為擔心被許應骙鉗制而圖謀將后者逐出總理衙門， 由此指使宋伯魯、楊深秀彈劾許應骙， 這也成為前述斗爭背后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