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广东小老乡,礼部尚书许应骙为何与康有为结仇结怨?

作者:金滿樓

話說戊戌年時, 廣東人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無疑是變法的先鋒, 但吊詭的是, 同為老鄉的許應骙卻成了他們的對頭。

從資歷上說, 許應骙于1850年中進士、點翰林, 在京為官近50年, 官居禮部尚書兼總理衙門大臣;

而康有為1895年才中進士, 戊戌年不過是小小的工部主事(六品)兼總理衙門章京(秘書), 兩人地位可謂差之千里。

按常理, 作為老鄉黨、老前輩和上級官員, 許應骙應該是康有為的巴結對象, 獲取前者對變法的支持大有好處,

但令人大跌眼鏡的是, 康、許二人在戊戌年竟然打得難解難分。

從某種程度上說, 許應骙并非保守的官員, 其亦贊成漸進的、有限度的改革, 譬如建鐵路、開銀行, 許應骙即十分贊成并為之多方奔走。

后來, 這事雖未落實, 但至少說明許應骙尚屬開明, 對改革并無成見。


然而, 戊戌年變法伊始, 御史宋伯魯、楊深秀聯名奏參許應骙, 稱其“痛詆西學、守舊迂謬、阻撓新政、貽笑鄰使”,

“請立賜降斥”。 (五月初二日)

據張蔭桓在日記中的記載, 光緒接奏即打算殺一儆百, 令許應骙就被參各節“明白回奏”, 時軍機大臣廖壽恒再三請求光緒收回成命而未果。

當日(五月初三日), 許應骙正好前往頤和園向慈禧太后謝恩, 路上接到消息后狼狽不堪, 其后不得不立刻草折回奏。

五月初四日, 許應骙在奏折中逐項回擊宋、楊二人的攻擊, 其不僅為自己洗刷了罪名, 而且表明了贊同改革的態度;

不僅如此, 許應骙認定其背后的主使人即康有為, 由此反擊康之人品野心, 請予驅逐之。

按當時的通行做法, 康有為也等于被許應骙參劾, 理應派人調查, 但光緒卻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 結果兩人之事均以“毋庸置議”了結。


然而, 樹欲靜而風不止, 御史文悌于五月二十日參劾康氏兄弟和宋、楊四人, 稱康有為莠言亂政, 煽動人心, 結交言官, “保國會”諸言論(“保中國不保大清”)形同叛逆, 請求懲治。

然而, 光緒此時卻完全偏袒康有為等人, 反而將文悌的御史職務罷斥, 發回原衙門(戶部)行走。

那么, 同樣主張改革維新的康、許二人為何會在戊戌年反目成仇呢?事實上, 兩人除在觀念之爭與權力之爭以外,

其間的私人恩怨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如許應骙在被彈劾的回奏中說的, “康有為與臣同鄉, 稔知其少即無行, 迨通籍旋里, 屢次構訟, 為眾論所不容。 ”

如此看來, 許應骙對康有為知根知底, 兩人互同水火已非一日。 從某種程度上說, 許應骙對康有為的惡感還不僅限于康之為人狂妄與論說乖離, 而且涉及到具體的沖突。

譬如, 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時, 康有為突然聲稱南海“同人團練局”系其先祖創辦, 并要求局務負責人、回籍知府張喬芬交出管理權, 改由康氏大弟子陳千秋管理。


事后, 張喬芬托御史余聯沅彈劾康有為, 而康有為又托御史王鵬運彈劾張喬芬, 兩派人互相爭奪, 一時交相哄傳。

然而, 康有為的主張并沒有實據, 而兩廣總督譚鍾麟亦站在張喬芬的一邊。 對此, 同為廣東官員的許應骙自然心知肚明, 其對康有為的惡感也就在所難免了。

再如康有為組織的“保國會”一事, 許應骙更是直接站到了康有為的對立面。 戊戌年三月二十七日, 康、梁聯合李盛鐸等在京師粵東會館新館開會, 人數眾多, 影響甚大。

按大清律例, 結社集會一向“懸為厲禁”, 而按照當時的慣例, 會館事務一向由同鄉京官職位最高者負責。

之后, 時為禮部尚書的許應骙與侍郎楊頤認為康有為等“惑眾斂錢, 行為不正”, 令會館人員“嚴加斥逐, 不準再開”。

當然, 從謹慎從事的原則來看, 許應骙、楊頤作出的這個決定也無可厚非, 但康有為算是與許應骙結下梁子了。

四月二十八日, 康有為被光緒召見后, 旋命其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 當時, 許應骙以禮部尚書兼任總理衙門大臣, 康有為這個新的兼差正好成為其下屬。

因此, 也有人說, 康有為擔心被許應骙鉗制而圖謀將后者逐出總理衙門, 由此指使宋伯魯、楊深秀彈劾許應骙, 這也成為前述斗爭背后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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