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7月， 即戊戌變法失敗第二年， 康有為重新集結改良精英， 正式成立中國維新會， 維新會以“專以救皇上， 以變法救中國、救黃種為主”為會綱， 把營救清廷皇帝列為第一使命， 故又名保皇會。
從此， 維新便與保皇合為一體。
作為近代中國第一代精英的領軍人物的康有為， 可以說， 后半生只做一件事：保皇。
為了壯大保皇會勢力， 他不遺余力搞錢， 甚至將該會公司化運營。 鼓動海內外愛國同胞入股——“保商即保國， 保皇亦保國”。
“凡我四萬萬同胞， 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者， 皆為公司中同志”。
“如果以五百萬會員來算，
保皇保商， 一套人馬， 兩塊牌子， 對外統稱“保救大清光緒皇帝公司”， 亦政亦商， 不倫不類。
而另一維新派人物嚴復更為不堪。 1898年維新變法時， 清廷終于重視了他一回。 光緒皇帝召嚴復來京覲見， 闡述變法主張， 他激動撰文《上光緒皇帝萬言書》，
但好景不長， 之后戊戌政變， 他再度邊緣化。
此后嚴復一直為再做清廷幕僚而努力，
“鞏金甌， 承天幬， 民物欣鳧藻， 喜同袍， 清時幸遭。 真熙皞， 帝國蒼穹保， 天高高， 海滔滔。 ”
在行將就木的王朝面前， 高唱頌歌， 做春秋白日大夢。 可以說， 嚴復已經淪為俯首帖耳的皇家奴臣。
近代中國第一代精英， 為什么會落到這種地步呢？
我說這都是“改良”和“忠君”局限性所累。
在戊戌變法進行時的后半程， 中國的維新派并非沒有認識到， 變法只有在獲取政權前提下才有望成功。 但是如何獲取政權， 他們卻與日本維新派有著巨大差距。
最要緊的是， 如果脫離光緒皇帝， 推翻清朝這個舊政權， 則是他們大多打死也不敢做的事。
因為“忠君”， 所以“改良”， 這是他們根深蒂固的思想理念， 不得不說， 他們醒得不徹底， 缺失日本維新派的“獨立”二字， 仍留有很深的古士大夫胎記。
我們知道， 先秦時期， 中國實行的是真正的封建制度， 各地分封自治， 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 而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 中國的封建制度就要加上帝制兩字， 天下只有皇帝一個雇主了。 尤其自宋朝強化了君主專制，
其次， 就是他們對死亡的態度。
日本精英與中國精英的最大不同是什么？不少日本學者認為是對死亡的態度。
如此結論， 不免有厚此薄彼之嫌。 他們的依據在哪里呢？
對此， 他們舉出了中日兩國的維新實例對比。
日本的明治維新為什么成功， 中國的戊戌維新為什么失敗？他們認為， 要因之一， 就在于中國的維新黨太怕死， 而日本的維新者則非常敢于犧牲。 日本明治維新， 有多少義士拋頭顱撒熱血， 豁出性命與頑固勢力做武裝和暗殺大戰。 而反觀晚清中國， 那些上書的書生， 大都手無縛雞之力， 只有一個譚嗣同好勇敢死，其余都是被動地死。那些四散而逃的維新文人們，之后玩起了非暴力保皇游戲，加上做起了政治生意，再難成事。
與虎謀皮、與豬為伍、貪生怕死、升官發財兩不誤，庶幾可乎！
這些評價，對于壯志未酬的“改良中國”一代精英而言過于刺激。但不幸的是，那確是他們的局限。
只有一個譚嗣同好勇敢死，其余都是被動地死。那些四散而逃的維新文人們，之后玩起了非暴力保皇游戲，加上做起了政治生意，再難成事。與虎謀皮、與豬為伍、貪生怕死、升官發財兩不誤，庶幾可乎！
這些評價，對于壯志未酬的“改良中國”一代精英而言過于刺激。但不幸的是，那確是他們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