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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英國對于出身普通的寒門子弟來說并不是一個什么好地方， 19世紀中葉倫敦一個數量技術工人一年只能掙50英鎊， 雖然這50英鎊已經足夠他結婚生子了；但是和當時英國上流社會貴族一比， 差距實在太大了， 當時一個普通英國男爵年收入至少在1000英鎊以上。
貴族不光在經濟上遠遠超過普通人， 各個領域的高級職務幾乎都被貴族壟斷著。
以英國外交部為例， 在19世紀英國主要的外交國（歐洲列強和美國）大使基本上都由貴族擔任，
比如英國外交史上著名的外交干才艾爾·克勞， 因為他本人不是貴族， 和大臣也沒有什么私人關系， 也不是劍橋畢業， 和大臣沒有校友關系， 因此， 盡管他寫出來偉大的《關于英國和德國與法國關系現狀的備忘錄》（幾乎完全預測準確了一戰和一戰后果）， 盡管他本人一直在英國外交部核心司任職， 但是他一直沒有能擔任外交次官的職務， 一直到二戰期間才勉強擔任了一個部級職務。
可以說， 19世紀英國本土階級固化程度比今天的美國要嚴重得多，
19世紀倫敦
而五胡亂華這一歷史事件給我們的啟示就是當階級固化嚴重到一定程度， 寒門子弟沒有出頭的機會， 一定會引發社會動蕩；比如五胡亂華時期主動投靠石勒的張賓就是典型。
那么， 為什么19世紀英國如此嚴重的階級固化沒有引發嚴重的社會動蕩呢？
是英國人特別淳樸嗎？
當然不是， 原因是英國盡管本土階級固化嚴重， 但是還是給寒門精英留了一條窄路， 并沒有徹底封死寒門子弟上升路徑。
這條路就是英國龐大的海外殖民地。
因為英國有龐大海外殖民地， 必然就產生大量殖民地管理職務， 這些職務英國本土貴族是不屑于擔任的，
薩道義
我們以19世紀曾經先后擔任過英國駐日、駐中國公使的薩道義為例。
薩道義， 他生于1843年， 出生于一個英國中低階層家庭， 父親還是一個瑞典商人， 甚至在薩道義出身生時他父親還是一個瑞典人， 直到1846年才加入英國國籍；薩道義就讀于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CollegeLondon）， 雖然在今天， 倫敦大學學院是英國最著名的五所大學之一， 當時在當時， 在薩道義讀書的時代， 倫敦大學學院還只是一所年輕的學校（1826年建立）， 創立的初衷是希望拋棄教會學院的陳規舊制， 倡導理性主義與教育平權。 直白的說， 倫敦大學學院在當時就是一所面向好學而聰明的中下階層子弟的大學。
盡管薩道義在日記里表示自己之所以會選擇前往日本是受了當時兩本著名的東方游記《埃爾金爵士游記：中國和日本》、《日本遠征記》的影響， 對日本產生了“年輕英國紳士所共有的冒險主義熱情”所導致， 但是拋開作者的自我標榜， 薩道義在大學還沒畢業就選擇去日本的原因很簡單， 英國本土好的職務都被上流社會子弟壟斷了， 寒門子弟即使是有當時少見的大學文憑也很難出頭， 第二個原因就更現實， 就是海外職務收入高。
剛才我們說過了， 當時一個英國核心技術工人一年年薪50鎊就可以保證這個工人生活無憂了， 可薩道義所報考的英國駐日公使館翻譯這個低級職務， 一年年薪是400英鎊。
19世紀倫敦
所以當大一的薩道義得知英國外交部在倫敦大學學院招收英國駐日公使館日語翻譯時， 雖然當時薩道義根本不知道日語是什么， 但是他也毫不猶豫的報名了。
其實不僅是薩道義， 當時前往東方以及其他非歐洲核心地區的英國公職人員都有一些相似的特點， 他們都聰明， 好學， 富有冒險精神， 但與此同時， 他們都出身中下層階層， 對于出身給他們帶來的天花板心知肚明， 因此， 他們都選擇去英國非核心區域碰碰運氣， 因為這些地方并不是英國外交的重點， 貴族子弟一般看不上， 只要聰明能干再加上一點點運氣你就會順利的脫穎而出。
薩道義本人其實就是這么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他在東方、東南亞和非洲、南美擔任了一圈公使后回到本土竟然獲得了GCMG勛章，也就是英國獲圣邁克爾和圣喬治大十字勛章，并且成為英國樞密院委員，能被稱作“閣下”，真正地打破了天花板，改變了階級。
正因為有海外殖民地官員這條階級跨越途徑的存在，才使得19世紀英國盡管本土階級固化這種社會現象已經十分嚴重，但卻沒有引發劇烈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
他在東方、東南亞和非洲、南美擔任了一圈公使后回到本土竟然獲得了GCMG勛章，也就是英國獲圣邁克爾和圣喬治大十字勛章，并且成為英國樞密院委員，能被稱作“閣下”，真正地打破了天花板，改變了階級。正因為有海外殖民地官員這條階級跨越途徑的存在，才使得19世紀英國盡管本土階級固化這種社會現象已經十分嚴重，但卻沒有引發劇烈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