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晚清同光年間， 京師清流派官員異軍突起， 當時即盛傳“李鴻藻為青牛頭， 張佩綸、張之洞為青牛角， 陳寶琛為青牛鞭， 王懿榮為青牛肚， 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這些牛人， 指的是那些出身翰林的詞臣言官， 因此等人好直言敢諫、封奏聯翩， 為時人譽之為“清流黨”（又稱“前清流”）。
可惜的是， 在1883-1885年中法戰爭中， 風頭最健的張佩綸受命福建海疆， 結果馬失前蹄， 慘敗而歸。 受此牽連， “前清流”一時折戟沉沙， 陷于低潮。
之后， 戶部尚書、帝師翁同龢進入軍機處， 十余年間聚攏了文廷式、志銳、張謇等另一派年輕諫官（又稱“后清流”），
當年， 在朝鮮“東學黨”之亂后， 中日兩國分別派兵進入朝鮮， 但清兵戡亂成功后， 日方卻拒不退兵， 并進而提出改革朝鮮內政的要求， 由此朝鮮危機愈演愈深。
在此情況下， 清廷方面也意識到戰爭的威脅， 一些主戰派官員認為：
“日本狡謀叵測， 斷非口舌所能爭”， 而“朝鮮之于中國， 勢比唇舌而親同骨肉， 今日之事， 雖愚懦之人皆知朝鮮不可棄也”。
之后， 戶部主事裕紱上奏朝廷， 稱“日本偏僻處于東洋， 全境不過中國一二省之大小， 夜郎自大， 輒欲奮螳臂以抗王師， 此其自速滅亡”；
御史葉應增也上奏說， “彼逆我順， 彼曲我直， 彼吞噬小邦， 以殘暴逞， 我救屬國， 由仁義行”。
至于都察院吏科給事中褚成博就說得更清楚了，
日本“島夷小丑， 外強中干”， “我中華講求海防已三十年， 創設海軍亦七八年”， 北洋海陸軍“技藝純熟， 行陣齊整， 各海口炮臺輪船塢一律堅固”， 面對“區區一日本”， 應“決意主戰， 大加驅剿”；
如今朝鮮問題處處棘手， 原因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怯懦畏戰， 導致日本咄咄逼人。 因此， 褚要求朝廷“嚴旨責成該大臣， 妥為籌辦， 不準稍涉因循”。
中國士人一向不把日本這樣的“蕞爾小國”放在眼里， 在他們看來， “清國大， 日本小；清國人多， 日本人少”， 大兵一到， 日本必然一鼓蕩平。
在此樂觀情緒下， 就連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也向倫敦報告說：“現在中國除千分之一的極少數人以外， 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國可以打垮小日本”。
清流們不切實際、對國際事務的懵懂無知倒也罷了， 此外還有另一種論調更可怕， 那就是企圖借外戰樹威。
禮部侍郎、帝黨志銳就說：“如清國一戰掃平日本， 則可因此刷新格局， 振奮精神， 以圖自強， 從此昂首邁向強國之路”；
編修曾廣鈞也認為：“中國可趁此機會， 剿滅日本， 建立奇功。 ”
如此， 既可除臥榻之患， 又借以震懾西夷， 豈不美哉！？
光緒畢竟年輕， 經驗不足， 被這些人一鼓噪， 便成了最堅定的主戰派。
但是， 光緒從小長于深宮而養于婦人之手， 其有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 但對中日軍事力量不甚了了。
而其身邊的帝黨清流們， 翁同龢本人不諳軍事也從未做過外任官， 更不要說統兵打仗， 其他如李鴻藻、文廷式、志銳等帝黨成員也都如此。
歷史的諷刺就在于， 就是這些清流嘴炮們， 卻在甲午年中一味主戰而渾然不知其中的巨大危險， 由此把近代中國拖入了悲慘的半個世紀。
唐德剛曾說， 道光、咸豐和光緒祖孫三人分別應對兩次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時， 其心態如出一轍：
“開戰之初， 三位萬歲爺總司令都意氣風發， 堅決主戰。 臣民有畏縮主和者， 簡直是殺無赦。
可是迨戰爭爆發， 洋兵把清兵打得一敗涂地， 萬歲爺又驚惶失措， 抱怨當初主戰者欺君罔上， 誤國誤民， 要他們提頭來見。 ”
正因為帝黨主張“有爭無讓， 事在不疑”， 小皇帝才不斷辱罵并逼迫李鴻章立刻率領過氣的淮軍殺奔戰場， 至于有無準備、結果如何， 從不考慮， 或者干脆瞎指揮一通。
開戰前，
“現韓倭情事已將決裂， 勢不可挽， 朝廷一意主戰。 ……若顧慮不前， 徒事延宕， 馴至貽誤事機， 定惟該大臣是問！”
如此， 一場毫無準備的戰爭一觸即發， 最終埋下了清廷覆亡的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