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幾個歐洲博物館失竊案相互串聯， 配上極具誘導性的提問和“推理”， 8月16日， 帶著“頂級男性精英雜志”光環的GQ， 用其最擅長的戲劇化處理方式， 將矛頭對準了海外中國文物， 想以此來妖魔化中國……
在這篇題為“中國文物大洗劫”的文章里， 作者ALEX W. PALMER極力渲染保利集團以及其他致力于收回海外流失文物的社會精英“與共產黨的合作”， 暗示中國政府就是這些“盜竊案訂單”的買主……
（截圖來自GQ報道原文）
不過， 針對GQ充滿惡意揣測的文章， 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保利文化）總經理蔣迎春在接受《環球時報》獨家采訪時表示，
“誰在下訂單？”
GQ的文章以2010年8月發生在瑞典卓寧霍姆宮(Drottningholm Palace)中國館的失竊案開頭， 稱竊賊以一場大火來吸引警方的注意力， 用不到6分鐘的時間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 一個月后， 竊賊從挪威卑爾根KODE博物館的玻璃天花板侵入， 盜走了56件中國藏品。 在2013年， KODE博物館再遭洗劫， 竊賊“盜走了第一次入侵期間遺漏的22件文物”。
位于巴黎南部的前王室休憩地楓丹白露在2015年的失竊案同樣被GQ的文章作為例子， 文章說， 竊賊的目標很明確：中國館。 在七分鐘之內， 22件最寶貴的藏品被盜走。
（截圖來自GQ報道原文）
不過，
但這一細節， 卻被文章有意無意地略去了。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誰在下訂單？”在繁復的“例子”鋪墊后， GQ的文章終于拋出了這個極具誘導性的問題。 文章稱， 在每個案例中， 劫匪都把精力集中在中國的藝術品和古董上， 特別是那些被曾外國軍隊掠奪的物品。 這些藝術品被公眾所熟知并被很好的歸檔， 這使得它們很難被銷售或展示。 同時， 文中還引用當年斯德哥爾摩警察對媒體說的“所有跡象都表明這是精密謀劃過的”作為佐證， 稱“懷疑盜竊行為是按照國外指示進行的。
至此， 文章的用意開始浮現， 并與開頭赤裸裸的引言相呼應。 這段引言是這樣說的：“奇怪的是， 它為何不斷發生？中國藝術最偉大的作品如何從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中肆無忌憚地被盜？這是一個陰謀嗎？這是對多年前寶物被掠奪的復仇？史上最大膽的藝術犯罪浪潮背后是中國政府嗎？”
（截圖來自GQ報道原文）
接下來， 文章將矛頭對準了保利集團， 稱這家央企開展了一項尋找海外流失文物的計劃。 眾所周知， 保利集團因其從2000年開始的一系列海外文物回歸行動引發各界矚目， 其中以搶拍四件圓明園獸首最為著名。 GQ的文章中， 保利集團被頻繁提及， 作者努力渲染保利集團的“軍事情報”、“軍火銷售”背景， 稱其“幾十年來一直跟共產黨合作。
保利文化：保留追究GQ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利
在接到《環球時報》記者采訪申請時， 保利文化總經理蔣迎春正在急匆匆往機場趕， 但他還是很完整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足以看出他對GQ報道的重視：“這篇文章暗示文物被盜跟中國有關， 純粹是無中生有、無稽之談！這種猜測根本站不住腳。 ”
蔣迎春表示， 保利文化將保留追究GQ網站法律責任的權利。
這樣一篇充滿偏見的報道是如何出爐的？蔣迎春表示， 對方的采訪時間是在2017年11月， 是通過保利北美公司來協調的。 “他們通過什么理由申請的采訪， 現在印象已經不深了， 大概是想探討圓明園獸首和海外文物回歸的情況。 當然現在談這些已經沒什么意義了。
保利集團一位工作人員說， 當時保利方面很熱情地帶這篇文章的作者Alex W. Palmer參觀保利藝術博物館， 但沒想到對方卻寫出充滿惡意的文章， 很讓人氣憤。
“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失竊由來已有， 西方文物失竊的情況比中國文物失竊更多。 ”蔣迎春認為， 不能僅因中國文物失竊就認為這是“有人在下訂單”。 蔣迎春說， 中國文物很早之前也曾被盜過， 但是數量不多， 現在數量多了， 主要原因是來自東方的需求增大， 導致中國藝術品的價格高了。 “中國藝術品的回流， 是因為改革開放后經濟快速發展， 社會財富的增加導致購買力的激增。 中國以前沒有錢， 海外的中國藝術品主要是歐美人在收藏， 現在則更多是中國人來收藏。 ”
“當然， 并非所有找到回國之路的藝術品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被破壁搶走， 或被激進的官僚們爭吵奪回。這個國家的新精英也在幫助他們。”GQ的文章倒也對國際藝術品市場的這一變化也多有著墨：“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領導人似乎并不關心這個國家丟失和被掠奪的文物。藝術是資產階級頹廢的象征，適合于破壞而不是保護。然而，到了21世紀初，中國變得越來越富有和自信，這個國家被掠奪的藝術品的命運成了事關國家榮譽的焦點所在。”
“突然間，一群新的富豪們 - 這個國家不斷壯大的億萬富翁俱樂部的成員 - 開始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購買文物。對于這些富豪收藏家來說，購買中國藝術品不僅可以炫耀其不可思議的財富，還可以彰顯崇高的愛國主義。”
對這段帶有濃濃“酸意”的文字，蔣迎春的回應很簡潔：“中國經濟發展了，中國人更熱衷于藝術品的收藏肯定是個趨勢，而且愛國主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應該提倡和推崇的，這一點沒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
不過，GQ文章的主要部分還是要“證明”失竊案跟中國的關系。接下來，這家雜志用閃爍其詞的文字提到了這樣一則細節：KODE博物館失竊后，挪威方面得知其中一些被盜文物“在上海機場展出”，“卑爾根警方缺乏跟進的權力，挪威官員擔心會破壞與中國的微妙關系，卻什么也沒做。”
對此，中國圓明園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劉陽在27日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表示，GQ文章描述的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就算文物在國外失竊后流到中國境內，那么在偵查期間是完全可以申請調回的，或者通過國際刑警進行協調，但對方卻沒有這樣做。還有一種可能是，很多中國文物都是成對的，甚至一套好幾件一模一樣的，不能隨意認定在中國展出的就是失竊文物。”
“Alex W. Palmer的文章讓我感到震驚！”Kevin Whong是某《財富》美國500強公司的首席財務官，也是一名中國私人藝術品收藏家。在他看來，GQ的文章在使用“催眠術”：“由于這些被盜藝術品的敏感性，我認為中國政府不會接收任何非合法來源的藝術品，因為將被盜文物帶回國是不光彩的。
這只是個簡單的‘為什么要這么做？’的問題，我或任何有正常思維的人都不會相信GQ的這種催眠和暗示。”
Kevin Whong認為，GQ應該質疑那些調查這些搶劫案的當地執法部門，他們為什么沒有找到任何線索或對任何案件作出結論？這些事件的任何正式結論或索賠都應來自地方當局。“如果GQ有任何線索，他們應該向當局提供情報，而不是在沒有任何邏輯支撐的情況下做出難以成立的含蓄指控。”
國際藝術品界嚴防中國收藏家？
劉陽多年來一直專注于研究圓明園流散文物，有媒體甚至這樣評價他：“圓明園的流散文物有哪些？究竟散落在哪里？除了劉陽，可能再找不出第二個人去認真調查這件事。”
GQ的文章提到劉陽，是為了論證一個觀點：國際博物館和收藏界都在嚴防中國學者，作者甚至用了一個及其負面的詞“臭名昭著”（notoriety）來形容這位青年學者：“2009年，北京宣布向美國和歐洲的各個機構派遣‘尋寶隊’……一個八人團隊抵達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當小組四處探討并詢問展出的藝術品時，其中一位參與者——一名叫劉洋的研究員因他熱衷于對中國丟失的寶藏進行編目而臭名昭著，他穿過博物館的長廊，尋找可能認出的物品。這次訪問沒有發生任何事故，但戰術的轉變顯而易見：中國不再滿足于被動地坐下來，而是希望藝術品的回歸，狩獵開始了。很快，整個歐洲，盜竊案開始了。”
“我記得美國媒體從機場就開始跟蹤我們。”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劉陽再次回憶起那次美國之行，他感到很無奈：“其實就是一次普通的學術考察，我是想為圓明園文物的研究補充資料，卻被媒體寫成了‘官方派來的偵查員’。”
更讓劉陽難以接受的是，文中重提了法國楓丹白露失竊案跟自己當時剛剛發表的文章的關系，在事件發生的30分鐘后，楓丹白露工作人員就用不流利的中文打電話給他：“這些藝術品在你的書出版后就被盜了，而你的書是圓明園文物的第一本目錄。你注意到其中的聯系了嗎？”
“我當時以為是工作人員的語法有問題，現在看起來不是，我躺著中槍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英國華萊士博物館，GQ的文章稱在劉陽到訪后，該館就不再展出他曾詢問的物品，“那是一對清代乾隆‘金甌永固杯’，當時博物館不展出是因為要重新布展，現在你去他們的官網看，杯子又重新展出了。”劉陽對《環球時報》記者說。
GQ的文章這樣評價西方收藏界對中國的態度：“有些人堅持自己的立場，爭論他們收購的合法性，或向中國人宣傳在國外分享其文化的價值。其他人則悄悄地將一箱箱藝術品運回中國，希望避免與小偷或中國政府發生麻煩。”
事實真是如此嗎？
“這么多年，我們跟很多西方博物館有過合作，比如大英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盧浮宮等，也有一些大學博物館邀請我們協助他們做研究、做文物修復，這些都很正常，沒有一個博物館對中國文物的回流有抵制或警惕，從來沒有過。”蔣迎春這樣對《環球時報》記者描述海外博物館對中國同行的態度。
“國際收藏家的態度更特殊一點，這些人都是真心喜歡中國藝術品的。不過他們并非對中國人有偏見，而是對中國收藏家資金迅速充裕，常花大價錢讓西方收藏家難以競爭的現實有點沮喪。這種情況是有的。”
“但他們絕不認為中國人會去搶、偷。”
面對海外流失文物，怎樣才是正確的態度？
“我國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情況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28日，國家文物局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向記者列舉了中國文物流出國門的幾次高峰：“流失文物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19世紀后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等西方列強從我國劫掠的文物，以及斯坦因等人以‘文化考察’等名義在我國的古文化遺址和古墓葬盜竊盜掘的文物。二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從我國盜竊、盜掘和掠奪的文物。三是建國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90年代以后，被盜竊、盜掘并走私出境的文物。”文物局方面介紹，中國的例子在世界上并不是唯一，近代以來，由于戰爭、殖民掠奪和盜竊盜掘等原因而導致大批文物外流的國家不在少數，尤其集中于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
那么，中國人對海外流失文物的感情是否如文章所暗示的，只是為了迎合愛國主義？27日，中國拍賣行業協會藝委會顧問趙榆給《環球時報》記者講起身邊的故事：2013年，法國皮諾家族退回兩個獸首給中國，見證了中國文物藝術拍賣的二十多年歷程的趙榆被邀去電視臺做節目，他的外孫女和女兒則在家看節目。回到家，趙榆才得知，當外孫女聽節目里說雞首、羊首等幾個獸首還沒有下落時號啕大哭，因為外孫女屬雞，她的媽媽屬羊。
“這是最樸素的民族感情，七歲的孩子都懂，我們這些學者能不痛心嗎？”趙榆回憶，自己在2000年左右到法國的圖書館去查《圓明園四十景圖》，還要申請、付錢，“自己的東西被人家搶走，要去看一看還得花錢，當時眼淚就下來了。”
趙榆的傷心也源自于他深知海外流失文物追索的困難。國家文物局向《環球時報》介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防止和禁止文化財產非法販運及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1970年公約）和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1995年公約）是目前國際流失文物追索最重要的法律依據。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博物館協會等國際組織還出臺了部分相關國際道德準則等。“
但是，由于國際公約在約束力、溯及力等方面的限制，我國在文物追索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法律障礙。我國文物流失時間跨度長，流失背景多樣，少部分近年來非法流失文物可根據相關國際公約進行追索，而歷史上因多種原因流失的文物，則較難直接適用公約開展追索。”
國家文物局表示，目前，流失文物回歸的主要方式主要包括國際執法合作、國際民事訴訟、外交談判、友好協商以及購買捐贈等。而與對于近年來被盜竊、盜掘并走私出境的文物，主要依據國際公約和相關國家國內法，通過國際執法合作、國際民事訴訟或外交談判的方式開展；對于歷史上流失境外的文物，在堅持文物所有權的同時，依靠國際道德規范，綜合使用外交斡旋、友好協商等方式開展。“客觀上講，由于流失文物追索涉及政治、法律、歷史、文化與民族情感等多重因素，工作的開展基于尚不完善的國際秩序規則和不同國家間的共識和合作，解決糾紛過程因而較為復雜。”
不過，即使文物回歸困難重重，我國的努力也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
據國家文物局向《環球時報》提供的數據，2008年以來，國家文物局成功追索了30余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例如2008年，通過民事訴訟從丹麥追索156件出土文物；2011年和2015年，通過執法合作促成美國政府分兩批返還36件走私文物；2013年，通過友好協商促成圓明園鼠首、兔首銅像的捐贈回歸；2015年，通過外交談判促成法國政府返還32件被盜文物等。
對海外流失文物所引發的爭論和研究，應該抱有怎樣的態度？劉陽認為，學術界一定要系統地研究每一件文物流出國外的來龍去脈，進行更多的考證。
“現在國內很多人一提到中國的文物出現在歐洲，就認為一定是被搶走的，而西方一些媒體則總在宣揚中國強大了，要來搶回文物了！這都是不嚴謹的。”
同時，他說中西方藝術品界一定要做到盡可能多的溝通交流，交換信息，而不是一見面就有一種“你欠我、我欠你”的那種感覺。
或被激進的官僚們爭吵奪回。這個國家的新精英也在幫助他們。”GQ的文章倒也對國際藝術品市場的這一變化也多有著墨：“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領導人似乎并不關心這個國家丟失和被掠奪的文物。藝術是資產階級頹廢的象征，適合于破壞而不是保護。然而，到了21世紀初，中國變得越來越富有和自信，這個國家被掠奪的藝術品的命運成了事關國家榮譽的焦點所在。”“突然間，一群新的富豪們 - 這個國家不斷壯大的億萬富翁俱樂部的成員 - 開始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購買文物。對于這些富豪收藏家來說，購買中國藝術品不僅可以炫耀其不可思議的財富，還可以彰顯崇高的愛國主義。”
對這段帶有濃濃“酸意”的文字，蔣迎春的回應很簡潔：“中國經濟發展了，中國人更熱衷于藝術品的收藏肯定是個趨勢，而且愛國主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應該提倡和推崇的，這一點沒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
不過，GQ文章的主要部分還是要“證明”失竊案跟中國的關系。接下來，這家雜志用閃爍其詞的文字提到了這樣一則細節：KODE博物館失竊后，挪威方面得知其中一些被盜文物“在上海機場展出”，“卑爾根警方缺乏跟進的權力，挪威官員擔心會破壞與中國的微妙關系，卻什么也沒做。”
對此，中國圓明園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劉陽在27日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表示，GQ文章描述的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就算文物在國外失竊后流到中國境內，那么在偵查期間是完全可以申請調回的，或者通過國際刑警進行協調，但對方卻沒有這樣做。還有一種可能是，很多中國文物都是成對的，甚至一套好幾件一模一樣的，不能隨意認定在中國展出的就是失竊文物。”
“Alex W. Palmer的文章讓我感到震驚！”Kevin Whong是某《財富》美國500強公司的首席財務官，也是一名中國私人藝術品收藏家。在他看來，GQ的文章在使用“催眠術”：“由于這些被盜藝術品的敏感性，我認為中國政府不會接收任何非合法來源的藝術品，因為將被盜文物帶回國是不光彩的。
這只是個簡單的‘為什么要這么做？’的問題，我或任何有正常思維的人都不會相信GQ的這種催眠和暗示。”
Kevin Whong認為，GQ應該質疑那些調查這些搶劫案的當地執法部門，他們為什么沒有找到任何線索或對任何案件作出結論？這些事件的任何正式結論或索賠都應來自地方當局。“如果GQ有任何線索，他們應該向當局提供情報，而不是在沒有任何邏輯支撐的情況下做出難以成立的含蓄指控。”
國際藝術品界嚴防中國收藏家？
劉陽多年來一直專注于研究圓明園流散文物，有媒體甚至這樣評價他：“圓明園的流散文物有哪些？究竟散落在哪里？除了劉陽，可能再找不出第二個人去認真調查這件事。”
GQ的文章提到劉陽，是為了論證一個觀點：國際博物館和收藏界都在嚴防中國學者，作者甚至用了一個及其負面的詞“臭名昭著”（notoriety）來形容這位青年學者：“2009年，北京宣布向美國和歐洲的各個機構派遣‘尋寶隊’……一個八人團隊抵達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當小組四處探討并詢問展出的藝術品時，其中一位參與者——一名叫劉洋的研究員因他熱衷于對中國丟失的寶藏進行編目而臭名昭著，他穿過博物館的長廊，尋找可能認出的物品。這次訪問沒有發生任何事故，但戰術的轉變顯而易見：中國不再滿足于被動地坐下來，而是希望藝術品的回歸，狩獵開始了。很快，整個歐洲，盜竊案開始了。”
“我記得美國媒體從機場就開始跟蹤我們。”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劉陽再次回憶起那次美國之行，他感到很無奈：“其實就是一次普通的學術考察，我是想為圓明園文物的研究補充資料，卻被媒體寫成了‘官方派來的偵查員’。”
更讓劉陽難以接受的是，文中重提了法國楓丹白露失竊案跟自己當時剛剛發表的文章的關系，在事件發生的30分鐘后，楓丹白露工作人員就用不流利的中文打電話給他：“這些藝術品在你的書出版后就被盜了，而你的書是圓明園文物的第一本目錄。你注意到其中的聯系了嗎？”
“我當時以為是工作人員的語法有問題，現在看起來不是，我躺著中槍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英國華萊士博物館，GQ的文章稱在劉陽到訪后，該館就不再展出他曾詢問的物品，“那是一對清代乾隆‘金甌永固杯’，當時博物館不展出是因為要重新布展，現在你去他們的官網看，杯子又重新展出了。”劉陽對《環球時報》記者說。
GQ的文章這樣評價西方收藏界對中國的態度：“有些人堅持自己的立場，爭論他們收購的合法性，或向中國人宣傳在國外分享其文化的價值。其他人則悄悄地將一箱箱藝術品運回中國，希望避免與小偷或中國政府發生麻煩。”
事實真是如此嗎？
“這么多年，我們跟很多西方博物館有過合作，比如大英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盧浮宮等，也有一些大學博物館邀請我們協助他們做研究、做文物修復，這些都很正常，沒有一個博物館對中國文物的回流有抵制或警惕，從來沒有過。”蔣迎春這樣對《環球時報》記者描述海外博物館對中國同行的態度。
“國際收藏家的態度更特殊一點，這些人都是真心喜歡中國藝術品的。不過他們并非對中國人有偏見，而是對中國收藏家資金迅速充裕，常花大價錢讓西方收藏家難以競爭的現實有點沮喪。這種情況是有的。”
“但他們絕不認為中國人會去搶、偷。”
面對海外流失文物，怎樣才是正確的態度？
“我國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情況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28日，國家文物局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向記者列舉了中國文物流出國門的幾次高峰：“流失文物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19世紀后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等西方列強從我國劫掠的文物，以及斯坦因等人以‘文化考察’等名義在我國的古文化遺址和古墓葬盜竊盜掘的文物。二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從我國盜竊、盜掘和掠奪的文物。三是建國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90年代以后，被盜竊、盜掘并走私出境的文物。”文物局方面介紹，中國的例子在世界上并不是唯一，近代以來，由于戰爭、殖民掠奪和盜竊盜掘等原因而導致大批文物外流的國家不在少數，尤其集中于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
那么，中國人對海外流失文物的感情是否如文章所暗示的，只是為了迎合愛國主義？27日，中國拍賣行業協會藝委會顧問趙榆給《環球時報》記者講起身邊的故事：2013年，法國皮諾家族退回兩個獸首給中國，見證了中國文物藝術拍賣的二十多年歷程的趙榆被邀去電視臺做節目，他的外孫女和女兒則在家看節目。回到家，趙榆才得知，當外孫女聽節目里說雞首、羊首等幾個獸首還沒有下落時號啕大哭，因為外孫女屬雞，她的媽媽屬羊。
“這是最樸素的民族感情，七歲的孩子都懂，我們這些學者能不痛心嗎？”趙榆回憶，自己在2000年左右到法國的圖書館去查《圓明園四十景圖》，還要申請、付錢，“自己的東西被人家搶走，要去看一看還得花錢，當時眼淚就下來了。”
趙榆的傷心也源自于他深知海外流失文物追索的困難。國家文物局向《環球時報》介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防止和禁止文化財產非法販運及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1970年公約）和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1995年公約）是目前國際流失文物追索最重要的法律依據。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博物館協會等國際組織還出臺了部分相關國際道德準則等。“
但是，由于國際公約在約束力、溯及力等方面的限制，我國在文物追索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法律障礙。我國文物流失時間跨度長，流失背景多樣，少部分近年來非法流失文物可根據相關國際公約進行追索，而歷史上因多種原因流失的文物，則較難直接適用公約開展追索。”
國家文物局表示，目前，流失文物回歸的主要方式主要包括國際執法合作、國際民事訴訟、外交談判、友好協商以及購買捐贈等。而與對于近年來被盜竊、盜掘并走私出境的文物，主要依據國際公約和相關國家國內法，通過國際執法合作、國際民事訴訟或外交談判的方式開展；對于歷史上流失境外的文物，在堅持文物所有權的同時，依靠國際道德規范，綜合使用外交斡旋、友好協商等方式開展。“客觀上講，由于流失文物追索涉及政治、法律、歷史、文化與民族情感等多重因素，工作的開展基于尚不完善的國際秩序規則和不同國家間的共識和合作，解決糾紛過程因而較為復雜。”
不過，即使文物回歸困難重重，我國的努力也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
據國家文物局向《環球時報》提供的數據，2008年以來，國家文物局成功追索了30余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例如2008年，通過民事訴訟從丹麥追索156件出土文物；2011年和2015年，通過執法合作促成美國政府分兩批返還36件走私文物；2013年，通過友好協商促成圓明園鼠首、兔首銅像的捐贈回歸；2015年，通過外交談判促成法國政府返還32件被盜文物等。
對海外流失文物所引發的爭論和研究，應該抱有怎樣的態度？劉陽認為，學術界一定要系統地研究每一件文物流出國外的來龍去脈，進行更多的考證。
“現在國內很多人一提到中國的文物出現在歐洲，就認為一定是被搶走的，而西方一些媒體則總在宣揚中國強大了，要來搶回文物了！這都是不嚴謹的。”
同時，他說中西方藝術品界一定要做到盡可能多的溝通交流，交換信息，而不是一見面就有一種“你欠我、我欠你”的那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