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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达7.76亿人

2017年末全國就業人員達7.76億人, 比1978年增加3.75億人。 不僅僅是數量上的變化, 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持續優化, 就業結構逐步改善, 就業的渠道越來越寬了。 2012年—2017年,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6510元提高到25974元, 年均名義增長11.5%, 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 “我國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已基本同步甚至高出經濟增速, 這意味著, 我國經濟增長的成果正在惠及全體勞動者, 就業的質量越來越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說。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勞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 對百姓來說, “錢袋子”越鼓, 生活越有保障。

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 也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迫切需要。 改革開放40年來, 就業渠道更加多樣, 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 一項項改革的紅利正在惠及每一位勞動者。

勞動最光榮, 奮斗最幸福。 對于廣大勞動者, “勞有所得”4個字在改革開放40年的進程中, 含金量越來越高。 從更加多樣的就業渠道, 到更高的可支配收入, 一項項改革舉措給廣大勞動者帶來了更多獲得感。

1178萬

2003年以來年均城鎮新增就業1178萬人左右, 就業結構持續優化

本科畢業, 當身邊的同學們紛紛奔赴工作崗位, 北京大學畢業生黃學斌正埋頭忙著自己的項目。 “我們幾個同學在一起做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業項目,

目前已找到了天使投資, 正在為A輪融資做準備。 ”黃學斌說。

同黃學斌一樣, 一畢業就創業成了越來越多畢業生的新選擇。 改革開放40年來, 從“統包統配”到自主就業, 再到主動創業, 我國的就業市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和勞動力最多的國家, 就業任務十分艱巨。 經過長期努力, 我國基本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就業。 城鎮新增就業自2003年建立統計制度以來, 年均達到1178萬人左右。 黨的十八大以來, 城鎮新增就業連續5年保持在1300萬人以上。 尤其是高校畢業生這一重點人群, 雖然高校畢業生人數年均突破750萬, 但年底總體就業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

2017年末全國就業人員達7.76億人, 比1978年增加3.75億人。

不僅僅是數量上的變化, 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持續優化, 就業結構逐步改善, 就業的渠道越來越寬了。

從城鄉結構看, 城鎮就業人員規模不斷擴大, 由1978年的0.95億人增至2017年的4.25億人, 占全部就業人員的比重由23.7%上升至54.7%;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 2017年末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87億人, 成為現代化建設的生力軍。 城鄉就業格局發生歷史性轉折, 2014年城鎮就業人數首次超過鄉村。

從三次產業結構看, 2011年第三產業就業人員首次超過第一產業, 成為吸納就業的第一主體。 1978年, 全國就業人員中, 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70.5%;第二產業就業人員占17.3%;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占12.2%。 而在2017年, 這三個數字分別是27%、28.1%、44.9%, 第三產業占主導的“倒金字塔”就業結構進一步形成。

“進入新時代, 以‘互聯網+’、智能制造為代表的新經濟蓬勃發展, 掀起了一輪創業創新的熱潮, 不僅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而且創造了更多新職業和大量新崗位。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盧愛紅說。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估算, 在2016年增加的全部就業中, 新經濟的貢獻率達70%左右。

11.5%

2012年—2017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義增長11.5%, 收入水平節節高

就業好, 光數量增加還不夠, 質量也得提升。

“我是改革開放初期參加工作的, 當時每個月工資只有幾十塊錢, 根本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每月能拿上萬元工資。 這兩年, 工資一年上一個臺階, 日子越來越好。 ”湖南長沙某機械企業高級工程師郝立秋說。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經濟總體保持快速增長,

就業規模持續擴大。 但受多方面因素影響, 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增長相對緩慢。 黨的十八大以來, 2012年—2016年, 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從46769元提高到67569元, 年均名義增長11.1%。 2017年更上一層樓, 平均工資達74318元, 比上年增加6749元, 同比增長10.0%, 增速比2016年加快1.1個百分點;扣除物價因素, 實際增長8.2%。

2012年—2017年,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6510元提高到25974元, 年均名義增長11.5%, 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 “我國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已基本同步甚至高出經濟增速, 這意味著, 我國經濟增長的成果正在惠及全體勞動者, 就業的質量越來越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說。

有關專家表示, 在國家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法規的規范下, 收入分配機制逐步完善。

2014年黨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見》,全面部署國企特別是央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

2018年5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的意見》,對工資總額決定機制、工資總額管理方式、企業內部工資分配管理等事項進行了規定。要求非競爭性國有企業職工工資增長受工資指導線制度指導,進一步促進公平。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履職待遇等逐步規范,有利于引導國有企業薪酬公平合理分配。

此外,法官、檢察官工資制度改革,公立醫院薪酬制度改革和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有利于調動多方面群體的積極性;用人單位財務會計制度的健全和審計工作的加強,進一步規范了收入分配秩序。

“在充分肯定收入分配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全國行業平均工資差距雖有所下降,但總體看仍然偏大。”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說,我們還需進一步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加快解決居民收入和財產分布中存在的問題,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90%

全國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連續幾年保持在90%以上,就業保障網越織越密

“發工資啦!”在中建公司當上了小隊長的趙立業通知工友們領工資。作為“資深”農民工,趙立業也曾有過痛苦的討薪經歷,他說:“如今的日子有保障多了,簽上了勞動合同,按月領薪,還有工傷保險。”

作為現代化建設生力軍的農民工群體,工資遭拖欠現象一度讓人揪心。2002年1月,追繳行動全面起步,國務院下發通知要求,消除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等現象。從對惡意欠薪建筑企業實行“一票否決”,到建立欠薪保障基金,再到公布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各地不斷“出實招”,探索解決欠薪的長效機制,農民工欠薪難題正得到逐步解決。

不僅是農民工,針對低收入勞動者,2004年,我國開始實施《最低工資規定》,有效地保障了低收入勞動者的權益。2004年各地最低工資標準各檔次平均值為386元,而到2017年,各地標準中最低的也達到了1000元,最高的上海達到了2300元,漲幅明顯。2018年以來,截至6月1日,又有8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整幅度為12.3%。

法律體系逐步完善,保障勞動者權益。從1983年開始勞動合同制試點到1986年實行勞動制度四項改革,從1995年勞動法實施到2008年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實施,促進就業和勞動關系調整的法律體系逐步完善,勞動合同這一勞動者的“護身符”逐漸落到實處。近年來,全國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連續幾年保持在90%以上。

作為勞動者的保障大網,我國社會保險覆蓋范圍不斷擴大,2016年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參保人數分別達到3.79億人、2.95億人、1.81億人、2.19億人和1.84億人,較2012年末分別增長24.6%、11.6%、18.8%、15.2%和19.4%。我國擴大社保覆蓋面的成就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肯定,2016年11月國際社會保障協會授予中國政府“社會保障杰出成就獎”。

不僅是社會保障覆蓋面擴大,待遇水平也在提高。近年來,失業保險金年均增長11.3%;生育保險金年均增長8.1%;2016年職工醫療保險和居民醫療保險最高支付限額分別為當地職工平均工資和當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越織越密、越扎越牢的社會保障網,正在有力地保障人民生活。

《人民日報》(2018年08月22日09版)

收入分配機制逐步完善。

2014年黨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見》,全面部署國企特別是央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

2018年5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的意見》,對工資總額決定機制、工資總額管理方式、企業內部工資分配管理等事項進行了規定。要求非競爭性國有企業職工工資增長受工資指導線制度指導,進一步促進公平。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履職待遇等逐步規范,有利于引導國有企業薪酬公平合理分配。

此外,法官、檢察官工資制度改革,公立醫院薪酬制度改革和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有利于調動多方面群體的積極性;用人單位財務會計制度的健全和審計工作的加強,進一步規范了收入分配秩序。

“在充分肯定收入分配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全國行業平均工資差距雖有所下降,但總體看仍然偏大。”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說,我們還需進一步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加快解決居民收入和財產分布中存在的問題,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90%

全國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連續幾年保持在90%以上,就業保障網越織越密

“發工資啦!”在中建公司當上了小隊長的趙立業通知工友們領工資。作為“資深”農民工,趙立業也曾有過痛苦的討薪經歷,他說:“如今的日子有保障多了,簽上了勞動合同,按月領薪,還有工傷保險。”

作為現代化建設生力軍的農民工群體,工資遭拖欠現象一度讓人揪心。2002年1月,追繳行動全面起步,國務院下發通知要求,消除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等現象。從對惡意欠薪建筑企業實行“一票否決”,到建立欠薪保障基金,再到公布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各地不斷“出實招”,探索解決欠薪的長效機制,農民工欠薪難題正得到逐步解決。

不僅是農民工,針對低收入勞動者,2004年,我國開始實施《最低工資規定》,有效地保障了低收入勞動者的權益。2004年各地最低工資標準各檔次平均值為386元,而到2017年,各地標準中最低的也達到了1000元,最高的上海達到了2300元,漲幅明顯。2018年以來,截至6月1日,又有8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整幅度為12.3%。

法律體系逐步完善,保障勞動者權益。從1983年開始勞動合同制試點到1986年實行勞動制度四項改革,從1995年勞動法實施到2008年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實施,促進就業和勞動關系調整的法律體系逐步完善,勞動合同這一勞動者的“護身符”逐漸落到實處。近年來,全國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連續幾年保持在90%以上。

作為勞動者的保障大網,我國社會保險覆蓋范圍不斷擴大,2016年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參保人數分別達到3.79億人、2.95億人、1.81億人、2.19億人和1.84億人,較2012年末分別增長24.6%、11.6%、18.8%、15.2%和19.4%。我國擴大社保覆蓋面的成就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肯定,2016年11月國際社會保障協會授予中國政府“社會保障杰出成就獎”。

不僅是社會保障覆蓋面擴大,待遇水平也在提高。近年來,失業保險金年均增長11.3%;生育保險金年均增長8.1%;2016年職工醫療保險和居民醫療保險最高支付限額分別為當地職工平均工資和當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越織越密、越扎越牢的社會保障網,正在有力地保障人民生活。

《人民日報》(2018年08月22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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