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英法聯軍撤退的前后， 京城內的官員以奕帶頭， 紛紛上奏， 請求咸豐帝回京， 咸豐帝以“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即暗指親遞國書有傷國體為由， 予以拒絕。 其中兵部尚書沈兆霖的奏折， 言詞直截了當：“其親遞國書一節， 臣雖未知停止與否， 私心揣度， 即必須親遞國書， 亦盡可姑允所請。 撫慰數言， 總期不損國體， 不拂夷情， 斷無意外之患。 竊思夷人雖蠢爾海邦， 果能示以誠信， 尚易羈縻……危至于擁兵入城尚不足慮， 此后豈有再重于此乎？”
咸豐帝畫像
恭親王奕
沈兆霖的意見， 當時屬駭世之論。 咸豐帝對此根本不理，
而在這一時期， 咸豐帝另有一個大計劃。 先是10月28日， 即咸豐帝得知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已簽、《天津條約》已換的當日， 下發一道密諭給奕和山西巡撫英桂等人， 表示將移駕西安， 讓他們商辦。 奕等商議后， 于11月23日上奏， 言詞極為晦澀。 他們雖沒有反對， 甚至也稱有此必要， 但在奏折的附單中提出了十項需辦之事：一、修行宮；二、清御道；三、沿途駐蹕處加防；四、御道守衛；五、經費銀120萬兩；六、準備糧食；七、簡派隨行官員；八、隨行官兵分批行走；九、保護陵寢；十、北京留重兵駐守。 很顯然， 他們企圖用技術手段來阻止此行。 11月25日，
大沽炮臺
廣東人民出版社委托宣傳
（ 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
（ 編輯：南京師范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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