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黨內部, 從1934年起, 南京政府及其中央軍相繼通過平息福建事變, 控制了福建地區;通過追擊紅軍, 控制了湖南、貴州兩省, 并派兵進入滇、川、陜、甘等西南、西北諸省;特別是經過南京政府精心策劃, 把西南腹地四川一步步控制在手中, 使得經營抗戰西南后方基地的工作能夠付諸實施;1936年蔣介石又利用紅軍東征途經山西, 閻錫山獨臂抵擋不支之機, 派陳誠率中央軍入晉, 加強了對閻氏的控制與監視;同年7月, 又通過軟硬兼施, 解決兩廣事變, 解散西南政務委員會, 控制廣東、馴服廣西, 將兩廣置于國民政府駕馭之下。
宋哲元
然而這一切又都是以民心向背為依據的。 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南京政府的軍事力量不斷增強, 并有國民黨“正統”和中央政府的資格可恃, 而更重要的決定因素還是基于蔣介石及其政府逐步明確其抗日決心,
蔣介石
的確, 當時國民黨內爭的平息與地方實力派的受撫是有條件有限度的。 廣西方面在與南京政府就“這樣和了罷”(——李宗仁語)之前, 是向蔣介石提出了“確定抗日計劃及時期, 務求在最短時間實現”、“保留軍隊控制權,
李宗仁
馬振犢、陸軍:《抗戰正面戰場啟示錄——八一三淞滬抗戰》
編輯:浙江大學近現代史碩士生 蕭宸軒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