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
戊戌變法最初是由給事中高燮曾上疏保薦康有為， 最終康有為得以上書皇帝， 由此開啟戊戌變法的序幕。 而現在可以負責任的說， 這正是張蔭桓一手導演的。
膠州灣事件前后， 康有為再次經滬抵達北京。
康有為此次北上的主要目的是代何廷光等港澳商人為巴西移民事宜到總理衙門疏通關系， 很明顯， 康有為這次北上是受人所托上北京跑關系的， 并不是要銷假回來上班。 只是抵達北京后， 正值德國侵占膠州灣事件發生， 京城內外群情激憤， 才使他重新找到了兩年前公車上書時的感覺，
而正因為康有為再次活躍， 使得他再一次進入張蔭桓的視野。
之前說過， 在膠州灣事件中， 李鴻章多次擅做主張不但造成中國在外交上重大損失， 而且也讓奉旨與德國談判的翁同龢， 張蔭桓工作造成了極大被動， 甚至害得兩人被慈禧嚴譴， 也許翁同龢只想通過康有為出面給李鴻章添堵， 但是張蔭桓則有很大概率在想怎么樣讓康有為在前面沖鋒陷陣， 然后他自己在幕后操盤把李鴻章徹底趕下臺。 當然， 張蔭桓沒有把這種打算透露給翁同龢。
而張蔭桓對翁同龢的這種隱瞞導致了翁同龢最后在戊戌變法發生前夕與張蔭桓的決裂。
再回過頭看給事中高燮曾的這封《請令主事康有為相機入弭兵會片》，
然而這封奏折現在已經證實系康有為自己草擬， 即所謂“買都老爺上折子”。
而高燮曾選擇在十九日遞折也是經過精密策劃的， 因為這一天正好是戶部當值， 張蔭桓順理成章的被光緒帝召見， 光緒帝對于“對派員參加弭兵會”應該已經被張蔭桓說服， 所以翁同龢才會先拒絕私下見康有為， 而又在公開場合又表態支持將高燮曾折片交總署處理。
翁同龢的考慮是他當然看不上康有為， 但是這事說到底是張蔭桓幕后主持， 光緒帝也同意了，
《走向共和》里的翁同龢
從高燮曾上書開始， 康有為便一發不可收拾， 短短一個月中， 康有為連續三次向總署遞條陳和書籍， 其數量一次比一次多， 總署代呈一次比一次及時， 基本上沒有拖延。 如果說《第六書》由總署以復奏高燮曾附片的形式遞上還算名正言順的話， 后來這些書折由總署代呈則無正當的名目， 顯然違背了定制。 康氏年譜中自稱這些條陳和變法書籍都是“奉旨”而上的， 可是， 根據《杰士上書匯錄》所收總署代奏折， 均為其自行遞至總署、“懇請代為具奏”者。 既然是自行呈遞， 又怎能順利到達御前？
這一切都是張蔭桓在幕后秘密活動的結果。
張蔭桓在戊戌年春朝局中的地位十分特殊， 他對光緒帝的影響力似乎超過翁同龢。
時論稱“南海張侍郎曾使外洋， 曉然于歐美富強之機， 每為皇上講述， 上喜聞之， 不時召見”。 “啟誘圣聰， 多賴其力”。
政變后梁啟超也說：“（張）久游西國， 皇上屢問以西法新政”。
王照稱， “張蔭桓蒙眷最隆， 雖不入樞府， 而朝夕不時得參密沕， 權在軍機大臣以上”， “是時德宗親信之臣， 以張蔭桓為第一”。 張氏對光緒帝的影響如此之大， 以至于在接待德國親王訪華的禮儀安排等問題上， 皇帝完全聽信于張蔭桓。
據張蔭桓日記， 僅戊戌年正月至四月間， 先后于正月初九、二十一、二十八日， 二月初七日， 三月初二、初十、十四、十七、十八、二十八日，
當時人郭則沄在《十朝詩乘》中寫道：“時德宗懲甲午之敗， 謀自強， 張樵野密進康所著書， 上驚賞， 戊戌改制由此。 ”郭則沄之父郭曾炘（號春榆）戊戌年以禮部郎中充軍機章京， 故上述說法自屬局內人之論。 時人魏元曠稱：“康有為居京， 日夜于侍郎張蔭桓宅圖之， 張蔭桓私以康有為進。 ”
正如當時人所說那樣， 張蔭桓在戊戌春天這段時間里對光緒帝影響很大的， 也是通過張蔭桓， 光緒帝逐漸從了解康有為的思想到欣賞康有為的思想；不要忘記翁同龢曾經在日記里評價過光緒帝， 說光緒帝急躁冒進， 而康有為則被翁同龢評價為自大，策士；一個自大的說客碰上一個年輕急躁冒進的皇帝會發生什么？不難想象。
《走向共和》里的光緒帝
戊戌年四月十八日，在康有為策劃下，御史楊深秀上疏請定國是而明賞罰，稱“非明降諭旨，著定國是，宣布維新之意，痛斥守舊之弊，無以定趨向而革舊俗”。四月二十日，康又代內閣學士徐致靖草折，再次請明定國是，大意與楊折同。二十三日經慈禧太后同意，光緒帝終于宣布明定國是，實行變法。二十五日，徐致靖再次上疏，奏請召見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等人。疏上，光緒帝諭令在京的康有為、張元濟預備召見。
至此，張蔭桓煞費苦心的政治運作，在幾個月內終于結出了累累碩果。
而“楊深秀、徐致靖”之所以支持康有為，完全是因為康有為拿出重金收買的緣故，而康有為哪來的那么多錢？這錢當然是張蔭桓出的。而戊戌政變后，張蔭桓自己把重金收買楊深秀、徐致靖的事情完全推到了康有為頭上。
這時我們再來重溫何炳棣先生對張蔭桓的評價“張蔭桓引有為戮力改革，實隱然為變法之領袖”。
然而，隨著張蔭桓謀劃出成果，事情也在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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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康有為則被翁同龢評價為自大，策士；一個自大的說客碰上一個年輕急躁冒進的皇帝會發生什么？不難想象。《走向共和》里的光緒帝
戊戌年四月十八日，在康有為策劃下，御史楊深秀上疏請定國是而明賞罰，稱“非明降諭旨，著定國是，宣布維新之意，痛斥守舊之弊，無以定趨向而革舊俗”。四月二十日，康又代內閣學士徐致靖草折，再次請明定國是，大意與楊折同。二十三日經慈禧太后同意，光緒帝終于宣布明定國是，實行變法。二十五日，徐致靖再次上疏，奏請召見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等人。疏上，光緒帝諭令在京的康有為、張元濟預備召見。
至此，張蔭桓煞費苦心的政治運作，在幾個月內終于結出了累累碩果。
而“楊深秀、徐致靖”之所以支持康有為，完全是因為康有為拿出重金收買的緣故，而康有為哪來的那么多錢？這錢當然是張蔭桓出的。而戊戌政變后，張蔭桓自己把重金收買楊深秀、徐致靖的事情完全推到了康有為頭上。
這時我們再來重溫何炳棣先生對張蔭桓的評價“張蔭桓引有為戮力改革，實隱然為變法之領袖”。
然而，隨著張蔭桓謀劃出成果，事情也在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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