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硬的态度，复杂的程序，清廷真能“成功”阻止西方使节进京吗？

自1849年反入城斗爭之后， 先后出任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的徐廣縉、葉名琛， 在咸豐帝的支持慫恿下， 一味強硬， 對英、法、美等西方各國的各種要求一律予以拒絕；而各國使節北上其他通商口岸交涉時， 各地官員奉旨以職權屬兩廣總督、本地無從辦理為由， 勸其南下廣州；清廷由此避免受到西方列強的直接壓力。 當咸豐帝一再以這種保守的程序性手段， 挫敗西方各國包括“修約”在內的各種要求時， 也使自1844年以來實行的由兩廣總督處理中外交涉的清朝對外體制處于危機之中。 強橫的兩廣總督葉名琛，

使中外關系處于幾乎斷絕的狀態中。 后來出任兩江總督的何桂清對此評論道：“該夷(指英國)之最疑者， 中華大吏不將其苦衷據實具奏。 因凡有關涉夷務事件， 止奉廷寄， 不奉明發， 而準行事件亦作為承辦官員意見代為乞恩， 非由該夷求請， 故不感激而轉疑中華大吏一味蒙蔽圣聰也。 吉雨山廉得其故， 遇有可行之事， 即告以據實代奏。 其不可行之事， 則告以爾等欲我代奏， 不能不奏， 然一經代奏， 大皇帝必將我革職治罪。 我等相好， 將此頂紗帽結交朋友無甚要緊， 但不知爾等安否？設有出言悖謬之處， 直告以頭可斷， 事不能為。 該夷以為不欺， 尊之曰吉大人而中心誠服矣。 現在欲求陛見， 欲求與全權大臣面晤， 疑團未破也， 好體面也。 ”

葉名琛

徐廣縉雕像

咸豐皇帝畫像

何氏的議論自然包含著那個時代清朝官員的認識局限， 對當時西方的外交慣例及相關知識的無知使之不知如何保護本國利益， 只是想把兩國公事當做朋友私事那樣有商有量地私下解決。 但何氏也確實說出了英國等國在華官員對清朝對外體制的疑忌和敵視。 英國政府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初， 在給其高級專使額爾金伯爵(Earl of Elgin)的訓令中明確指出：英國公使常駐北京， 并有直接與京內高級官員行文的權力。

還需說明的是， 此時的清朝“成功”地阻止了俄使的進京。 1857年2月， 俄國派普提雅廷(E.V.Poutiatine)為使華全權代表， 以與清朝簽訂一項與英、法、美同等權利的不平等條約。 俄國外交部將此通報清朝理藩院，

咸豐帝下令阻止。 結果， 普提雅廷4月從恰克圖要求入境， 被拒；6月， 從黑龍江要求入境， 被拒；8月， 從天津大沽要求入境， 仍被拒。 此后， 普提雅廷去了香港， 加入了此時已結成的英、法、美對華聯合行動的同盟。 英、法軍事入侵， 俄、美外交配合。

廣東人民出版社委托宣傳

（ 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

（ 編輯：南京師范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