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8月11日，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印度裔作家V.S.奈保爾去世， 享年85歲。
印度總理莫迪發推文悼念：奈保爾先生將因其著作等身被世人銘記， 他的作品涉及歷史、文化、殖民主義、政治等多元紛雜的主題。 他的離世對于世界文學來說是巨大的損失。 在這一悲傷的時刻， 我謹向他的家人和所有關心他的人致以哀悼。
同樣深切悼念他的還有同屬印度裔小說家薩爾曼·拉什迪。 他在推特上稱：我倆這一輩子在政治和文學上都有分歧， 但我就像失去一位摯愛的兄弟一樣感到悲傷。 奈保爾， 安息。
奈保爾的鄉愁與我的漂泊
江 河
我在生日的前一天， 我心中的大作家奈保爾離去！盯著書架上他的書， 我陷入了一種懷念與深思。
我和奈保爾相識恨晚——那一年， 我從深圳漂到北京， 一個沒有根的自卑者， 那段沒有工作沒有愛情的時間里， 租住在豐臺六里橋地下室， 大量時間不是找工作， 就是花在了閱讀上——閱讀是盲目的， 什么都看， 一本三流小說也能讓我讀到半夜。
那段時間， 一個異鄉人一個陌生的環境里， 我總是缺錢， 沒有安全感， 始終處于一個非常孤立的狀態。 也是在那時， 我認識了從剛剛從建國門一處地下室搬出來沒多久的老鄉從張檸先生——他從廣州來， 也向往北京， 我們不同的是， 他是帶著一大堆成果來開拓新征程，
奈保爾就這樣被我請上了床頭——這是一個敏感、尖銳， 熱愛故鄉， 從不拖泥帶水， 文字一流， 終生熱愛非虛構寫作的人。 這正是我所向往的， 特別在讀了兩遍他的“印度三部曲”之后， 我堅信他是紀實寫作的天才， 遠比中學老師熱情推薦的余秋雨那種無病呻吟式的寫作強出許多——為什么是奈保爾？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這樣說：奈保爾將深具洞察力的敘述和不受世俗侵蝕的探索融為一體，
之所以有這樣力透紙背的寫作， 這顯然和奈保爾的經歷有關。 他是一個印度人， 年輕時來到英國上大學、工作， 然而， 由于地域歧視、種族歧視， 加上自己的貧窮和不善社交， 成名之前的那些年， 他在英國的一切都不順利， 有一次甚至開煤氣想自殺。 無家可歸的孤獨中， 他開始寫作， 寫作很快成了他唯一愿意做的事， 漸漸的， 他堅定了這個志向， 發誓只為寫作勇往直前。 正如他在《大河灣》所言：別人怎么看我， 怎么說我， 我完全沒有興趣， 根本就無所謂， 因為我是為這個叫文學的東西服務的。
這多像我啊， 若干年后， 我也重演著奈保爾當年的一切， 只不過我是在自己的國家不斷遷徙。
帶著幾本書， 我落魄地回到北京。 我試圖像奈保爾那樣發憤寫作， 像他一樣， 在地下室里完成自己的處女作《地下室》——我又一次要引用奈保爾的話了， 他說， 如果你想寫作， 就得去寫， 熱愛去寫， 堅持去寫， 不要想別人怎么看， 不要想你的家人怎么看。 正是這句話， 我鼓足勇氣和外界斷絕了一切聯系， 在終日見不到陽光的地下室里呆了足足三個月， 寫出了十五萬字的短篇集《地下室》。 我不知道寫得好不好， 也不自信， 之后， 又花了一周時間， 到處敲出版社的大門。 沒有答復， 永遠也沒有答復， 再去詢問， 他們才會面無表情地告訴你不能用， 但自費出版可以坐下來再談談——面對退稿，年輕的奈保爾是一頭獅子，而我，只是一只灰心失望的小綿羊。重要的還在于，一個學識淵博知道我人生狀況的老教授看了我的小說后，說那些退了我稿子的編輯是對的，是好編輯，“離開大學后，你沒有學到任何東西，生活能力不足不說，就是閱讀和寫作，你也沒有成長！”一次電話里，他狠狠地說，“只能是自己成長……你愛提到的奈保爾，他的成材就完全靠自學，沒有捷徑！”
“在我們這里，一周工作六天。”胖胖的文化公司經理坐在一張寬大的紅木桌子后面說。“我們不需要才華，需要的是勤奮踏實的攢書的勁兒。”他又加了一句，同時拉出抽屜，拿出幾頁用工合同——已被房東下了逐客令的我，暫時沒有選擇，沉默著只有簽字。我從此沒有了人身自由，工作之外的深夜，在公司宿舍里，我開始另一種為報刊寫各種應景稿的生涯。那是一個沒有數字媒體沖擊的寫稿的好時代，時評、青春美文，娛樂八卦，一家家報刊為她們提供了廣闊的發表空間。我步韓浩月、潘采夫他們的后塵，但一二年之后，這快節奏的寫作體力和時常光臨的空虛感讓我自甘敗下陣來——上世紀50年代，為了生計，奈保爾也是在這條為媒體寫作的小道上一路狂奔，小試鋒芒，直到成為BBC的“西印度之聲”職員，他才意識到自己真正熱愛的，能干好的是文學——此時，我還沒有奈保爾那樣自我的深刻了解和遠見，只相信自己的寫作甚至人生都陷入了歧路——一個午夜時分，我打開收音機的聊天節目，電波那頭是溫柔的女主持人的聲音，她說，這個城市有太多寂寞的人，你們的寂寞我愿意傾聽。我打過去，占線，還是占線。我在陰郁低矮的地下室的長廊踱步，空空的，只有我一個人影。
在地下室我得了病，那個冬天過后，我搬到了東郊一處雖只有一個小窗但卻能讓陽光照見的小屋。為了保險起見，我和奈保爾一樣沒有辭掉工作，但不出幾日，我發現這對一個有志寫作的人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個時候奈保爾痛苦過嗎？網上文章告訴我奈保爾不痛苦，一個人在倫敦，孤獨痛苦時偶爾投入妓女的懷抱，更多的時候，他利用這份可以到處走走看看的記者的美差，多次從倫敦回鄉，他喜歡回鄉，喜歡回到曾經出發的印度觀察他的前世今生，并且由此開始了非虛構創作的宏大志向——盡管是小說，這在他的處女作品集《米格爾街》里其實已經拉開了他日后偉大的非虛構寫作的端倪，小說未嘗不是作家對故鄉人物、風情和文化的一種紀錄和懷念，那里生活著的一群脾氣各異行為方式各異的小人物，和作家一樣，無不帶著一根無法從身體上割裂的精神臍帶——離開了故鄉的文化人多半有這種情懷，像我熟悉的現在身居北京城多年的摩羅，《我的村我的山》之外，他甚至想為故鄉的每一位鄉親樹碑立傳。摩羅說這種感情近年來越來越強烈，這種感覺或許就是奈保爾所說的，“是一種疼痛，是一個我會懷著巨大的柔情想起、但最終又總是想要逃離的地方”。
我以為《米格爾街》對鄉愁的表達并不十分迷人，她看上去簡短、倉促，也缺乏迷人的細節，并不解渴。盡管如此，比較我曾陸陸續續為故鄉小村中四散飄零的鄉民也寫過的一些小作品，自知不如那來自米格爾街上的小人物來得有個性，有命運的張力。同樣年齡段的作品，我讀出了自己的平庸。《米格爾街》還只是作家的試探之作，后來，通過博大、精微的觀察、敘事，他更是天才般地展現了一個在歷史和文化宏闊背景下的鄉愁世界——從首部就具有雄心的游記《重訪加勒比》開始，他的特立尼達，他的印度，他的眷戀、困惑與遺憾，后來始終和他飄忽不定的身份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到了“印度三部曲”時代，這種全新樣式的游記寫作已經爐火純青，在極富敏銳洞察力的旅行見聞中，他不僅傾注了凝重深沉的筆觸，而且無一不帶著文化與歷史，傳統與現代的思考——當我收集齊了奈保爾所有中文版游記作品，只要看到書架上她們整齊地排列在一起，我常有的煩悶心情很快就會平復，沉浸在擁有大師的愉快氛圍中。
2014年8月，通過網絡，我得知奈保爾要來中國的消息——那時，我已從原單位離職而新工作還沒有確定，要不要去上海見他我想了好多天，他已經８０多歲了，這是最后的機會。我請掌管經濟大權的女友決定，她在豐臺的文化公司宿舍打電話說，要么奈保爾要么分手——她只喜歡推理小說，當年她一雙大大的眼睛吸引了我，而且，北漂的艱難中她是第一個向我伸出援手的人。我沒有去見我崇拜的人，但通過消息和照片，我知道他的身體不行了，思維也不如他作品豐瞻和犀利。以自己的方式觀察故鄉和世界的雄獅如今需要借助輪椅面對讀者，但他樸素、真誠，他說自己對中國作家不了解，很無知，還說第一次來中國，一切都很新鮮，但因為時間短不可能為中國寫點什么，去一個地方可能要待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精確描述她的情況——這讓我想起莫言去領諾貝爾獎之后，馬不停蹄向市場拋出的那本他創作的太過表面化的《盛典—諾獎之行》。同一殊榮下，不同的年紀，他們的創造力先后都離開了他，奈保爾因此遺憾，他說他遺憾人生苦短，認為一個人要有三個人生，一個用來寫作，一個用來享受，一個用來思考——可悲啊，這樣的三個人生，北漂中，我現在一個也不能擁有。
奈保爾了不起，了不起的人已經離去——我翻閱著他的一摞書，我和他的關系算不得十分密切，盡管他確實成了我的枕畔作家，也盡管我們看上去都是無根之人——一路走好，在倫敦，在85歲這年，你走得安祥，沒有遺憾，沒有壞脾氣，天堂沒有鄉愁，愿你天堂過得幸福！
但自費出版可以坐下來再談談——面對退稿，年輕的奈保爾是一頭獅子，而我，只是一只灰心失望的小綿羊。重要的還在于，一個學識淵博知道我人生狀況的老教授看了我的小說后，說那些退了我稿子的編輯是對的，是好編輯，“離開大學后，你沒有學到任何東西，生活能力不足不說，就是閱讀和寫作，你也沒有成長！”一次電話里，他狠狠地說，“只能是自己成長……你愛提到的奈保爾，他的成材就完全靠自學，沒有捷徑！”“在我們這里，一周工作六天。”胖胖的文化公司經理坐在一張寬大的紅木桌子后面說。“我們不需要才華，需要的是勤奮踏實的攢書的勁兒。”他又加了一句，同時拉出抽屜，拿出幾頁用工合同——已被房東下了逐客令的我，暫時沒有選擇，沉默著只有簽字。我從此沒有了人身自由，工作之外的深夜，在公司宿舍里，我開始另一種為報刊寫各種應景稿的生涯。那是一個沒有數字媒體沖擊的寫稿的好時代，時評、青春美文，娛樂八卦，一家家報刊為她們提供了廣闊的發表空間。我步韓浩月、潘采夫他們的后塵，但一二年之后，這快節奏的寫作體力和時常光臨的空虛感讓我自甘敗下陣來——上世紀50年代，為了生計，奈保爾也是在這條為媒體寫作的小道上一路狂奔，小試鋒芒，直到成為BBC的“西印度之聲”職員，他才意識到自己真正熱愛的，能干好的是文學——此時，我還沒有奈保爾那樣自我的深刻了解和遠見，只相信自己的寫作甚至人生都陷入了歧路——一個午夜時分，我打開收音機的聊天節目，電波那頭是溫柔的女主持人的聲音，她說，這個城市有太多寂寞的人，你們的寂寞我愿意傾聽。我打過去，占線，還是占線。我在陰郁低矮的地下室的長廊踱步，空空的，只有我一個人影。
在地下室我得了病，那個冬天過后，我搬到了東郊一處雖只有一個小窗但卻能讓陽光照見的小屋。為了保險起見，我和奈保爾一樣沒有辭掉工作，但不出幾日，我發現這對一個有志寫作的人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個時候奈保爾痛苦過嗎？網上文章告訴我奈保爾不痛苦，一個人在倫敦，孤獨痛苦時偶爾投入妓女的懷抱，更多的時候，他利用這份可以到處走走看看的記者的美差，多次從倫敦回鄉，他喜歡回鄉，喜歡回到曾經出發的印度觀察他的前世今生，并且由此開始了非虛構創作的宏大志向——盡管是小說，這在他的處女作品集《米格爾街》里其實已經拉開了他日后偉大的非虛構寫作的端倪，小說未嘗不是作家對故鄉人物、風情和文化的一種紀錄和懷念，那里生活著的一群脾氣各異行為方式各異的小人物，和作家一樣，無不帶著一根無法從身體上割裂的精神臍帶——離開了故鄉的文化人多半有這種情懷，像我熟悉的現在身居北京城多年的摩羅，《我的村我的山》之外，他甚至想為故鄉的每一位鄉親樹碑立傳。摩羅說這種感情近年來越來越強烈，這種感覺或許就是奈保爾所說的，“是一種疼痛，是一個我會懷著巨大的柔情想起、但最終又總是想要逃離的地方”。
我以為《米格爾街》對鄉愁的表達并不十分迷人，她看上去簡短、倉促，也缺乏迷人的細節，并不解渴。盡管如此，比較我曾陸陸續續為故鄉小村中四散飄零的鄉民也寫過的一些小作品，自知不如那來自米格爾街上的小人物來得有個性，有命運的張力。同樣年齡段的作品，我讀出了自己的平庸。《米格爾街》還只是作家的試探之作，后來，通過博大、精微的觀察、敘事，他更是天才般地展現了一個在歷史和文化宏闊背景下的鄉愁世界——從首部就具有雄心的游記《重訪加勒比》開始，他的特立尼達，他的印度，他的眷戀、困惑與遺憾，后來始終和他飄忽不定的身份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到了“印度三部曲”時代，這種全新樣式的游記寫作已經爐火純青，在極富敏銳洞察力的旅行見聞中，他不僅傾注了凝重深沉的筆觸，而且無一不帶著文化與歷史，傳統與現代的思考——當我收集齊了奈保爾所有中文版游記作品，只要看到書架上她們整齊地排列在一起，我常有的煩悶心情很快就會平復，沉浸在擁有大師的愉快氛圍中。
2014年8月，通過網絡，我得知奈保爾要來中國的消息——那時，我已從原單位離職而新工作還沒有確定，要不要去上海見他我想了好多天，他已經８０多歲了，這是最后的機會。我請掌管經濟大權的女友決定，她在豐臺的文化公司宿舍打電話說，要么奈保爾要么分手——她只喜歡推理小說，當年她一雙大大的眼睛吸引了我，而且，北漂的艱難中她是第一個向我伸出援手的人。我沒有去見我崇拜的人，但通過消息和照片，我知道他的身體不行了，思維也不如他作品豐瞻和犀利。以自己的方式觀察故鄉和世界的雄獅如今需要借助輪椅面對讀者，但他樸素、真誠，他說自己對中國作家不了解，很無知，還說第一次來中國，一切都很新鮮，但因為時間短不可能為中國寫點什么，去一個地方可能要待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精確描述她的情況——這讓我想起莫言去領諾貝爾獎之后，馬不停蹄向市場拋出的那本他創作的太過表面化的《盛典—諾獎之行》。同一殊榮下，不同的年紀，他們的創造力先后都離開了他，奈保爾因此遺憾，他說他遺憾人生苦短，認為一個人要有三個人生，一個用來寫作，一個用來享受，一個用來思考——可悲啊，這樣的三個人生，北漂中，我現在一個也不能擁有。
奈保爾了不起，了不起的人已經離去——我翻閱著他的一摞書，我和他的關系算不得十分密切，盡管他確實成了我的枕畔作家，也盡管我們看上去都是無根之人——一路走好，在倫敦，在85歲這年，你走得安祥，沒有遺憾，沒有壞脾氣，天堂沒有鄉愁，愿你天堂過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