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自去年以來， 不少大城市紛紛降低落戶門檻， 西安甚至實施了號稱史上“門檻最低、條件最優厚”的人才政策， 將落戶准入條件降低至普通大中專院校畢業生。 同樣是“准一線”城市的南京、長沙、杭州、青島等， 也在你爭我搶。 最近天津推出的“海河英才”人才行動計畫， 將這場“搶人大戰”推向了高潮。
觀察發現， 加入搶人行列的多為省會城市甚至直轄市， 集中了各種社會福利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資源， 那它們為何還要搶人呢？
CF40特邀成員，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李迅雷從城市流動人口淨流出現象、農民工跨省流動和生育政策三個角度進行了分析。
大城市搶人邏輯：當農民工不再跨省
大部分城市流動人口“淨流出”
看到這個標題， 想必大家都會心生疑慮， 因為這些年來中國的城鎮化率水準都是以1%以上的速度在提高， 簡單測算， 即城鎮每年增加的常住人口超過2000萬人。 所謂常住人口， 按國家統計局的定義， 就是在一個地方呆的時間超過6個月。
說實話， 本人對於每年城鎮的常住人口增加2000萬也感到困惑：第一，
把上述城鎮人口增加的三類主要方式加總， 也不過975萬人， 還有1000萬人是通過怎樣的方式成為城鎮的常住人口的呢？或許是由於市轄的農村行政區劃改變， 撤縣設市或撤縣設區， 於是所在地有1000萬人“農轉非”。
但有一個事實毋容置疑， 即從2015年開始的流動人口數量減少。 所謂流動人口， 是指人戶分離人口中扣除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
2015年流動人口減少400多萬， 2016-17年兩年減少了300多萬。 流動人口人口的減少有兩個路徑， 一個是流動人口回到老家了， 另一個是流動人口在居住地落戶了。 不論是哪一種情況居多， 從客流量的統計資料看， 2017年全年的公路、鐵路、航空、水運等客流量的加總出現了首次下降， 2018年的春運客流量也出現了下降。
也就是說， 儘管人口總量還在增加， 城市化率水準還在提高， 但流動人口數量已經絕對減少了。 這就可以解釋為何大部分城市的流動人口出現“淨流出”的原因了。
即便是人口流入量最大的廣東省， 在可獲得的19個城市人口統計資料中， 居然有11個城市的常住人口扣除自然增長人口後出現了負值， 也就是人口淨流出。 而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轄市不僅出現人口淨流出， 而且常住人口數量也出現下降。
連經濟最發達的直轄市和GDP規模第一的省份下轄的城市都出現了人口淨流出的問題， 這就給不少省會城市帶來了對未來人口流出的擔憂， 儘管迄今為止， 大部分省會城市的人口還是淨流入的。
相信各省級政府不會對此熟視無睹， 尤其是過去幾年一度出現過常住人口數量減少的城市，
農民工不再“跨省”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披露， 新增外出農民工主要在省內流動， 省內流動農民工增量占外出農民工增量的96.4%。 而2016年外出農民工中， 跨省流動農民工比上年減少79萬人；2015年跨省流動農民工比上年減少122萬人。
從細分數據看， 跨省流動的農民工主要來自中西部地區， 這與中西部地區農民工相對偏年輕有關。 但是， 農民工老齡化問題已經日益突出。 如“2017年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9.7歲， 比上年提高0.7歲。 從年齡結構看， 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為52.4%， 比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1.3%，比上年提高2.2個百分點，自2014年以來比重提高呈加快態勢。”
外出農民工增速的下降，恐怕與人口老齡化相關，因為年紀越大，外出打工的動力就越不足。2017年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4.3歲，與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相差5.4歲。
此外，不同區域農民工薪酬差異的下降，也是導致跨省農民工數量下降的原因。如2017年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350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長7.5%，但在東部（3677元）和中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只增長6.4%，西部和東部農民工的收入差異不足10%。
收入差距的縮小，可能與農村可流出勞動力總量的減少有關，也與這些年來中西部地區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有關。研究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實現額占當年名義GDP比重超過85%的，絕大部分都屬於中西部省份。例如，富士康原先都只在國內的東部沿海地區設廠，如今，富士康已經中西部地區的很多城市都設了廠。
附帶說明一下，這些過度依賴固定資產投資高增長來帶動經濟增長的地區，未來經濟下行可能性和債務風險都將非常大。歷史資料表明，高投資不能帶來經濟轉型。
在過去三年中，中西部地區有六個省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超過當地的GDP，同時，江蘇、浙江、廣東等經濟發展最好的三個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下。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東部地區農民工數量幾乎不再增加，而中西部地區農民工數量增幅相對較大的原因。
但是，農村的老齡化程度要遠超城鎮，目前中國勞動力的平均年齡大約為36歲，但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已經接近40歲了，原先流入農民工最多的珠江三角洲，已經出現農民工數量的淨減少，說明老一代農民工中已經有一部分開始告老還鄉了。
資料表明，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與勞動年齡人口淨減少的時間幾乎一致，分別為2011年和2012年，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逐步步入到存量主導時代。既然到了存量時代，那麼經濟結構調整就成為必然，調整的過程就是此消彼長——哪個地方人口的流入，就意味著其他地方人口的流出。這就構成了某些大城市需要搶人的邏輯。
放開生育？遠水不解近渴
在人口老齡化趨勢下，鼓勵生育以增加人口供給成為必然選擇。從中央層面看，今後不僅會放開生育限制，而且還會出臺鼓勵生育政策。但是，對地方政府而言，若出臺鼓勵生育政策，不僅會當期增加財政支出，而且還要增加衛生、教育等投入。對企業而言，放開生育的政策又會導致女性員工工作時間的減少，對勞動生產率帶來負面影響。
以山東和廣東兩省為例，2017年的自然增長人口均為101萬，但山東出生人口達到175萬，廣東出生人口為151萬。可見山東成為當下全國人口出生最多的省份，占全國新出生人口的10%。但是，由於山東人口淨流出42萬，而廣東人口則淨流入68萬。假設流動人口大均為勞動年齡人口，死亡人口均為老年撫養人口，那麼，2017年山東省和廣東省的撫養人口均增加101萬，但勞動年齡人口呢？山東減少42萬，而廣東增加68萬。
上述資料表明，2017年這兩個經濟大省的人口撫養比例都在上升，是全國撫養比的一個縮影。只是山東的上升幅度明顯超過廣東。從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角度看，當然希望人口撫養比例不要上升，吃飯的人口多，工作的人口少，自然不是好事。
我國在1970年之前，基本都是採取鼓勵生育政策，同時，由於醫療條件的改善，預期壽命大幅提高。但1971年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1982年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並寫入憲法。
1950年，中國的人口撫養比為60.5%，在鼓勵生育的政策影響下，到1965年，中國人口撫養比例到達歷史峰值80%，這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間有沒有必然關係呢？1976年，在推行計劃生育政策5年之後，撫養比開始明顯下降。
1977年之後，隨著1962-1971年這十年的生育高峰人口逐步成為勞動力，中國人口撫養比加速下行。1980年降至67.8%，2000年降至46.1%，2010年則達到35.6%的歷史低點。2011年之後撫養比開始緩慢回升，中國經濟增速也隨之下行。
因此，追溯歷史，會發現鼓勵生育政策對經濟發展而言，有“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效果。如1950-1970年，顯然屬於“前人種樹”階段；而計劃生育政策則具有“當下快活，未來遭殃”後果。“搶人政策”呢？相當於“樹木移植”，即“甲地種樹，乙地乘涼”。
如天津最近頒佈的落戶條件中，把“技能”與年齡進行組合，技能越高，年齡越寬，本科一般不超過40周歲，博士不受年齡限制，可直接落戶。也就是說，讓一個本科生留在天津工作，一般可為天津工作20年；但要讓一個新生嬰兒成為一名勞動力，一般需要等20年。
那麼，為何“搶人事件”首先出現在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呢？這與這些城市的財政實力、產業支撐和經濟轉型需求有關，畢竟這些大城市需要資源集聚的優勢。其實很多三四線城市更面臨人口淨流出的壓力，也需要人口流入和人才引進以支持當地的房地產和產業發展。但由於缺乏財力支持，即便高成本引進了人才，恐怕也難留住。
總之，國內搶人現象的屢屢出現，是中國經濟步入存量時代的一種反映。記得本人在五年前的一次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發言中，就提出今後中國大城市會出現“搶人現象”，上海應該及早制定應對之策。
本文來源於公眾號“李迅雷金融與投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立於2008年4月12日，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非官方、非營利性金融專業智庫平臺，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與交流。
CF40旗下有四十人和新金融兩大實體型智庫系列，分別包括四十人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方新金融研究院、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此外，CF40與國家開發銀行、清華大學、絲路基金、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共同發起成立了“絲路規劃研究中心”。
CF40每年召開雙周圓桌會議、金融四十人年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等百餘場閉門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近30項，出版週報、月報、要報、《新金融評論》以及經濟、金融類專著共計100餘冊，受到決策層領導重視和經濟金融界人士高度評價。
關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請長按下方二維碼：
比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1.3%，比上年提高2.2個百分點，自2014年以來比重提高呈加快態勢。”外出農民工增速的下降，恐怕與人口老齡化相關，因為年紀越大，外出打工的動力就越不足。2017年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4.3歲，與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相差5.4歲。
此外，不同區域農民工薪酬差異的下降，也是導致跨省農民工數量下降的原因。如2017年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350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長7.5%，但在東部（3677元）和中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只增長6.4%，西部和東部農民工的收入差異不足10%。
收入差距的縮小，可能與農村可流出勞動力總量的減少有關，也與這些年來中西部地區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有關。研究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實現額占當年名義GDP比重超過85%的，絕大部分都屬於中西部省份。例如，富士康原先都只在國內的東部沿海地區設廠，如今，富士康已經中西部地區的很多城市都設了廠。
附帶說明一下，這些過度依賴固定資產投資高增長來帶動經濟增長的地區，未來經濟下行可能性和債務風險都將非常大。歷史資料表明，高投資不能帶來經濟轉型。
在過去三年中，中西部地區有六個省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超過當地的GDP，同時，江蘇、浙江、廣東等經濟發展最好的三個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下。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東部地區農民工數量幾乎不再增加，而中西部地區農民工數量增幅相對較大的原因。
但是，農村的老齡化程度要遠超城鎮，目前中國勞動力的平均年齡大約為36歲，但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已經接近40歲了，原先流入農民工最多的珠江三角洲，已經出現農民工數量的淨減少，說明老一代農民工中已經有一部分開始告老還鄉了。
資料表明，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與勞動年齡人口淨減少的時間幾乎一致，分別為2011年和2012年，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逐步步入到存量主導時代。既然到了存量時代，那麼經濟結構調整就成為必然，調整的過程就是此消彼長——哪個地方人口的流入，就意味著其他地方人口的流出。這就構成了某些大城市需要搶人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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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老齡化趨勢下，鼓勵生育以增加人口供給成為必然選擇。從中央層面看，今後不僅會放開生育限制，而且還會出臺鼓勵生育政策。但是，對地方政府而言，若出臺鼓勵生育政策，不僅會當期增加財政支出，而且還要增加衛生、教育等投入。對企業而言，放開生育的政策又會導致女性員工工作時間的減少，對勞動生產率帶來負面影響。
以山東和廣東兩省為例，2017年的自然增長人口均為101萬，但山東出生人口達到175萬，廣東出生人口為151萬。可見山東成為當下全國人口出生最多的省份，占全國新出生人口的10%。但是，由於山東人口淨流出42萬，而廣東人口則淨流入68萬。假設流動人口大均為勞動年齡人口，死亡人口均為老年撫養人口，那麼，2017年山東省和廣東省的撫養人口均增加101萬，但勞動年齡人口呢？山東減少42萬，而廣東增加68萬。
上述資料表明，2017年這兩個經濟大省的人口撫養比例都在上升，是全國撫養比的一個縮影。只是山東的上升幅度明顯超過廣東。從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角度看，當然希望人口撫養比例不要上升，吃飯的人口多，工作的人口少，自然不是好事。
我國在1970年之前，基本都是採取鼓勵生育政策，同時，由於醫療條件的改善，預期壽命大幅提高。但1971年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1982年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並寫入憲法。
1950年，中國的人口撫養比為60.5%，在鼓勵生育的政策影響下，到1965年，中國人口撫養比例到達歷史峰值80%，這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間有沒有必然關係呢？1976年，在推行計劃生育政策5年之後，撫養比開始明顯下降。
1977年之後，隨著1962-1971年這十年的生育高峰人口逐步成為勞動力，中國人口撫養比加速下行。1980年降至67.8%，2000年降至46.1%，2010年則達到35.6%的歷史低點。2011年之後撫養比開始緩慢回升，中國經濟增速也隨之下行。
因此，追溯歷史，會發現鼓勵生育政策對經濟發展而言，有“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效果。如1950-1970年，顯然屬於“前人種樹”階段；而計劃生育政策則具有“當下快活，未來遭殃”後果。“搶人政策”呢？相當於“樹木移植”，即“甲地種樹，乙地乘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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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何“搶人事件”首先出現在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呢？這與這些城市的財政實力、產業支撐和經濟轉型需求有關，畢竟這些大城市需要資源集聚的優勢。其實很多三四線城市更面臨人口淨流出的壓力，也需要人口流入和人才引進以支持當地的房地產和產業發展。但由於缺乏財力支持，即便高成本引進了人才，恐怕也難留住。
總之，國內搶人現象的屢屢出現，是中國經濟步入存量時代的一種反映。記得本人在五年前的一次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發言中，就提出今後中國大城市會出現“搶人現象”，上海應該及早制定應對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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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40每年召開雙周圓桌會議、金融四十人年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等百餘場閉門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近30項，出版週報、月報、要報、《新金融評論》以及經濟、金融類專著共計100餘冊，受到決策層領導重視和經濟金融界人士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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