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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下定决心,跟挑大粪的过不去,结果以失败告终

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 城市的規模不斷的擴大, 甚至出現了數千萬人口的大城市。 對于今天來說, 如果一個大型城市的下水道被堵了一小會, 那么可能會出現的結果讓市長都感到尷尬。 不過我國的城市下水道系統基本上都是近幾十年才發展起來的, 在我國古代, 城市中的大糞曾經是一個令統治者非常苦惱的問題。

今天的京城人因為霧霾的事情常常抱怨天地萬物, 然而早在幾百年前的明朝, 北京還沒有外地人的時候, 大便的危害卻絲毫不比霧霾地。 因為一攤大便可能影響不大, 但是由于包括紫禁城在內的北京大部分地方都沒有廁所,

即使有廁所也是挖個坑, 無法即使把大便運輸出去。

當周圍全是大便的時候, 北京人每天面對的不僅是味道, 還有各種疾病, 霍亂、痢疾、天花等等, 這些病都不是當時的中醫所能醫治, 必須依靠個人的毅力強挺, 死亡率非常高, 明朝官員輕易不敢在這個大城市隨便晃悠。 到了清王朝的康熙皇帝時, 康熙親爹和幾個親叔叔, 幾個歷史上有名的堂爺爺, 都死于傳染病。

皇宮里了還好說, 大木桶配香料, 拉完屎由太監直接運出去, 可普通人家只能找地方解決。 因為城市太大, 如果自己挑大糞, 那么這一天就沒有時間用來做其他事情了。 而且事實上, 正因如此, 家家戶戶也不會使用難以清理的廁所,

而是每天清晨把排泄物倒入附近用來排水的溝里。

有一位姓謝的明代文人, 在其作品《五雜俎》中提到“京師住宅既逼窄無余地, 市上又多糞穢”, 文中還說, 天暖的時候, 北京的蒼蠅擾人, 讓人感覺人生毫無意義。

清朝的時候, 公共廁所出現了, 終于有人統一的收拾糞便了。 但一下雨的時候, 圍繞公廁周圍的污穢是令人難以想象的, 大城市的發展經歷了巨大的痛楚!

古人常常說山東人仗義, 速來以“及時雨”相稱, 小編作為其中一員一直表示傲然。 北京地區的挑糞工主要就是山東人, 由于職業的稀缺和急需性質, 山東挑糞工人得到了北京市民以及城外急于肥沃土地的地主和農民的重視。 當時城外有地主專門負責收糞,

有錢人家吃的好, 拉的屎肥力足, 居然成為爭奪的對象, 一些人為了爭奪這些大便, 居然拿著糞勺互相斗毆。

李自成圍攻北京的時間, 這些挑糞工紛紛逃離, 導致北京城衛生系統癱瘓, 鼠疫和瘧疾橫行, 最多的時候一天病死了1萬多人, 京城大亂, 可以說明朝的滅亡與山東糞工的臨陣脫逃不無關系。

逐漸的, 挑糞人之間也組成了類似于漕幫、鹽幫的組織, 康熙年間已經開始出現了類似于下水管道的地上“糞道”, 而且在其行業內有著相應的規矩, 糞道可以世代相傳。 這與我們今天所了解的部分京津文化很相似, 比如以前拉黃包車的、說相聲的, 一代代相傳, 都有自己的地盤------即使做北京烤鴨的也是如此,

外人要進來就會受到大家的聯合排擠。

下雨的時候, 他們如果知道你家糞坑已滿, 還會跟你勒索一些錢財。

這個情況從康熙年間開始逐漸發展起來, 到了民國末年到了巔峰, 這250年左右的時間里北京、天津人大大受制于“掏糞幫”, 加上大資本家對這個行業的整合和進一步壟斷, 使得掏糞幫連地方政府都不放在眼里。 當時一個辦糞廠的大糞商叫于順德, 在北京有100多套房產, 良田1500多畝, 糞廠又稱“金汁行”。

1933年, 民國《京報》實在看不慣這種局面, 要求政府出面取締糞業, 然而根據當時的法律, 這些負責流出大糞的流傳了幾百年的“糞道”, 屬于大糞商“神圣不可分割的私有財產”。 直到1935年, 北平換了一個鐵腕市長叫袁良, 準備將糞業收歸國有。

結果1500名挑糞工人帶著糞勺圍攻平津司令部, 要求給個說法, 平津戰區司令宋哲元只能推翻了北平市長的建議, 同意大糞行業維持現狀。

當時的山東挑糞工就如同近日的北漂, 維持生計殊為不易, 激烈的競爭導致了行業的扭曲, 一些人為了爭奪挑糞權殺人, 還有一些人居然生產假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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