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地時間8月11日，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印度裔作家V.S.奈保爾去世， 享年八十五歲。 《上海書評》特此重刊兩篇關于奈保爾的書評， 以為哀悼。 此文為其二。
The World Is What It Is: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S Naipaul,Author:Patrick French,Publisher: Picador; 1st edition (2008)
[英]帕特里克·弗倫奇：《世事如斯：奈保爾傳》， 周成林譯， 中信出版社， 2012年4月第一版
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作家都欠維迪亞·蘇萊普拉薩德·奈保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的情。 他開啟了文學的多種可能性， 找到了新的途徑去觀看、描述世界， 特別是非西方世界。 對于他的崇拜者來說， 想不去模仿他簡直難上加難。 刻意模仿自己尊重的作家也許是一種真誠的恭維， 但這也是對奈保爾或任何好作家為何出眾的深深誤解。
一些年輕作家急于模仿的“奈保爾之聲”， 無法通過引用他對種族、殖民地經歷、印度、文學或任何事情的觀點來定義。 他常常故作驚人語， 尤其是在訪談中， 讓人震驚、憤怒或不屑一顧， 好像是保護“作家”自主性的煙幕彈。 使得奈保爾的作品如此有啟發的， 是他將經歷， 旅行， 對物理世界的細致觀察， 對理念、歷史、文化、政治的尖銳分析變成了一種藝術。
奈保爾之前一代的“旅行寫作”——羅伯特·拜倫、伊夫林·沃、彼得·弗萊明的作品常常以逃避的形式出現， 對作者和讀者來說都是如此；逃避麻木、灰暗、市儈的英格蘭，
奈保爾寫印度、非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亞洲的書有時很滑稽， 但卻不是這一類型。 它們也不屬于旅行文學的另一大類型——自我表現型。 奈保爾筆下的世界， 全靠他的雙眼和雙耳。 他嫌棄大而化之的概括， 他聽人們說話， 不光是他們的觀點， 還有他們的語調， 他們對詞匯的精確選擇， 甚至他們的閃爍其辭。 他的雙眼同時記錄下一切， 服裝、姿態、表情、那些能讓他精準白描的物理細節， 就像一個鱗翅目學專家研究蝴蝶。 然后他那警覺、從不感傷、對浪漫主義矯情充滿懷疑的大腦會對這些細節觀察進行過濾。
無論寫虛構還是非虛構， 奈保爾的聲音都是個人化的， 因他從個人經驗中抽取材料；他的旅行， 他在特立尼達的童年， 他在英國的生活。 不過他也選擇對許多事閉口不言。 比如他的第一任妻子帕特·黑爾（1996年去世）， 雖然她陪著他去印度和其他地方， 卻從沒在紙上出現過。 還有奈保爾多年的英裔阿根廷情人瑪格麗特·穆雷， 時常在他妻子不在時陪伴左右。 沒有什么特別理由一定要提到她們， 她們不在作者希望講述的故事中。
作家傳記的貢獻依然在爭論中。 對一些人來說， 我們只要知道作品就夠了。 還有一些人說他們喜歡那些書， 所以想知道更多關于作者的事兒。
作家的生平是合情合理的研究對象；真實情況不應被略去。 事實上， 很有可能對一位作家生平的完整敘述到頭來會比作家的書更具文學性、更有啟發。
1990年代初奈保爾的文學經紀人吉倫·艾特肯（Gillon Aitken）來找我給奈保爾寫一本授權傳記， 我受寵若驚， 又深深不安。 要寫一個還在世的人的生平， 實在令人生畏， 通常這樣的計劃難以善終。 而要寫奈保爾這樣一個挑剔難處的人的生平， 就更叫人害怕了。 而且我不太確定一頭扎進他私生活的隱蔽處和裂縫里是否能給我快感， 或是給讀者啟迪。 我依然記得我和奈保爾面對面坐在他那沒有一點兒私人味的倫敦公寓客廳里，
事實證明我錯了。 帕特里克·弗倫奇（Patrick French）的優秀傳記（The World Is What It Is: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S. Naipaul, Knopf 2008年版）沒有略去重要事實。 奈保爾給了傳記作者所有權限， 可以查閱他的文件， 包括他已故妻子萬分抑郁的通信和日記；他接受了大量采訪， 對傳記書稿沒有要求任何改動。 他不光和弗倫奇聊天， 而且很明顯帶著無比的誠意。 結果幾乎成就了一種新體裁：坦白式傳記。 于是我們得到了確認， 性的確和作品相關。
見過奈保爾的人會傳他的八卦， 加上他接受過的采訪，奈保爾呈現出的公眾形象是個憤怒的男人，很容易動氣，可能會沒來由地做出驚人的粗魯舉動，執迷于自己偉大作家的地位，刻意發表驚世駭俗的言論，無法忍受蠢人，或者說任何人，包括那些與他最親近的人。不過，這可不是我認識的奈保爾。我覺得他風雅有趣、彬彬有禮，甚至有點兒羞澀。但我也能瞥見另一個奈保爾的閃現，那個愛動氣的奈保爾。愛動氣的根源，是貫穿這本傳記最好看的主題之一。
有些人讀了奈保爾的毒舌文字后會覺得他是個偏執固執之徒，背叛了自己的加勒比文化，帶著印度婆羅門和大英殖民主義極端保守派的最糟糕的偏見。1950年代特立尼達的黑人政客追捕印度少數族裔的傷痛肯定影響了奈保爾對出生島國的看法，而且他對非洲文化和政治的尖刻評論也暗示著他對黑人的態度不那么友善，但奈保爾的復雜性絕不是一句種族主義就能打發的。因為事實上他寫非洲和亞洲時筆下的親密感和同情，要比許多對人性只有抽象概念的叫人著急的左派要多得多。
弗倫奇把奈保爾的一些相當挑釁的觀點解釋為一種惡作劇的形式（沒有為之開脫的意思），我覺得很有道理。他引介了特立尼達人的“picong”一詞，有嘲笑挖苦辱罵的意思，弗倫奇說，這種機鋒畢露的說話方式“故意模糊了品位好壞的邊界，把聽者弄暈”。弗倫奇引用了奈保爾的《中途航道》開篇作為例子。這本書講的是西印度群島及其大屠殺和奴隸制的歷史，殖民的侮辱導致黑人的自我仇恨，民族主義政治的腐敗，以及種族仇恨的殘酷。奈保爾從英國到特立尼達的航行寫起，他當時在為BBC的加勒比文化節目工作。他寫道：
在滑鐵盧站的船運站臺上，有那么多民工似的西印度群島人擠在一起，我很高興我坐了頭等艙。
接著他的目光被“一個極高卻很寒磣的黑人”吸引了，還用各種可怕的語言描繪了此人“怪誕”的外形。
奈保爾否認了居高臨下的態度：
我其實很頑劣淘氣……在和一群西印度群島人做加勒比節目時，我被允許說那樣的話。我們可以開那樣的玩笑。我不會想到一個英語讀者要來擔心我的自我定位問題。
可能吧。但與他的名聲相反，他的確也能做到對英國人冷嘲熱諷。弗倫奇引用了他1980年的一次訪談：“在英國，人們對自己的愚蠢非常自豪。愚蠢和游手好閑是生活在這里的代價……真的，住在這里像被閹了一樣。”
奈保爾像是特立尼達的戲法師，裝瘋賣傻之后讓別人替他買巨額賬單，模仿老殖民地主子的種種偏見激怒西方自由派，自己偷著樂：這樣的公眾形象很有意思，我覺得也很可信。奈保爾的老同學勞埃德·貝斯特（Lloyd Best）在評價保羅·索魯回憶過去的好友和偶像的怨恨之作《維迪亞爵士的影子》（1998）時說：
所有這些特立尼達式聰明人的小事：他會唱卡呂普索歌謠和口哨，他通過取笑來激怒人們。奈保爾期待什么回應，他就會得到；我會說這樣干是他的第二天性。
然而在寫書時，奈保爾沒有那么輕佻。惹他發怒的對象有賓館浴室里的劣質毛巾，第三世界出租車司機的小詭計，一些熱帶地區賓館廚房員工的無能，這些都很有喜劇效果。但更多時候它們是奈保爾“神經痛處”的真實反射，他急于甩掉殖民地社會的屈辱包袱，卻在他選擇安家的國際大都市中又無法完全適應。
像許多既寫虛構又寫非虛構的作家，奈保爾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角色，一個半神話人物，在驚世駭俗之外表達了更深層的觀照。他把自己刻畫為一個逃脫了加勒比小島國鄉土氣的年輕人，結果在英倫只感受到了種族和殖民偏見的刺痛；他筆下的作家自我看到只有巨大的成就才能擺脫殖民屈辱，他力求表達出被暴力和墮落蹂躪的社會真相，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只能在謊言中尋找安慰。一本杰出傳記（比如這一本）的巨大貢獻在于它能夠通過理解作者去深化我們對他筆下文學人物的理解。
奈保爾成長的社會建筑在虛構之上，那里的許多家族姓氏是編造的，人們喜歡假裝成各式各樣的人物，沒幾個是真的。弗倫奇再次引用了勞埃德·貝斯特（他是個特立尼達黑人，和奈保爾同時上了英式教育、學術門檻很高的女王學院，C. L. R. 詹姆斯也是校友）：
特立尼達文化最重要的一個面相就是面具已經到了不可或缺的程度，因為這里有太多不同的文化和種族，人們必須扮演多種角色，每種角色都要根據場合使用不同的面具。
奈保爾甚至沒法確定自己的家姓。他家自稱的婆羅門背景也有疑問，特別是母親一邊，而且母家自覺門第高過父家。偽裝一直是奈保爾作品的特征，從早期的喜劇小說《米格爾大街》《效顰人》到晚期的亞非拉紀行作品。他本人的生活里，也有各種化身——一會兒是戲劇化拖長音的牛津腔，一會兒發驚人語，一會兒像畢靈普上校般傲慢保守——同時他對各色欺騙極度敏感，這些欺騙并不只限于殖民地社會，而似乎涵蓋了一切人類關系。“別太相信別人，這點很重要，”他告訴傳記作者，“友誼說不定會用愚蠢的方式背叛你……我深深覺得人們不停讓你失望。”
在年幼時，奈保爾便希望自己獨一無二，能夠和小伙伴區別開來。他害怕被環境壓抑限制——特立尼達小地方的麻痹遲鈍，位于西班牙港的一間小房子里集體生活的鄙陋。后來他上學時宣稱：“我只有崇拜者；我沒有朋友。”其實這夸張了。這是他選擇回憶早年生活的方式，作為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堅不可摧。但他很早就下定決心，要在人世間歷練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必須離開家鄉。拿到牛津的獎學金為他打開了這扇門。
他在牛津的大部分時候過得很辛苦，飽受性匱乏的折磨，又是個格格不入的殖民地來客。碰到一個特立尼達學校的老同學讓他尤其憤怒：“我以前從來沒意識到此人如此丑陋，如此粗鄙——額頭低，臉又肥又平，嘴唇那么厚，鬈發還梳了個大背頭。”更討厭的是，此人還穿錯了上裝：“他在牛津穿著卡羅尼板球俱樂部的上裝。我問你——你還能想到比這更狹隘、更愚蠢的么？”這聽上去就像《中途航道》的開篇。我覺得弗倫奇說對了：
但激起這失衡的怒火的原因，半是觀念，半是儀表；維迪亞對這些人的怒火部分源自他的世界觀，也因為堅信他自己的未來在世界中心，而不是邊緣。
他急于成為與眾不同、堅不可摧的人，超越一切殖民地的偽裝和大都會的傲嬌，結果就是奈保爾把自己創造成了“作家”，偉大的觀察者，堅持講述真相。他生命中的女人，首先是妻子帕特，應該完全投入地支持他“作家”的角色。奈保爾在牛津遇見帕特，二十多歲的他給她寫信說，他只是旁觀者，無意改良人類，他不會忠于任何人或事業，唯一的興趣是書寫他眼中的真相。弗倫奇順著他的話：
盡管在未來幾十年里衰敗趨勢與日俱增，維迪亞的道德軸心不是白種歐洲文化，也不是伊斯蘭教創立之前的印度教文化，也不是任何其他擦身而過的文化，他的道德軸心是內在的，是他自己。
我覺得這是對的。問題在于這樣一種個人化的道德軸心是否會和那些以文化為中心的視角一樣扭曲真實。這就是傳記最富啟迪之處，也是性生活進入之時。
奈保爾的第一次性體驗似乎很不如意。他在大家庭成員擠在一起睡覺的地方被大表哥博伊西給誘騙了。奈保爾的記憶是：“我墮落了，我被侵犯了。那時候我才六歲或七歲。整個過程偷偷摸摸糟糕透頂，讓我對同性行為產生了憎恨和厭惡。”也許是的，但這“侵犯”持續了兩到三年。弗倫奇注意到奈保爾筆下對男性的身體細節描述總是要比女性多。1970年代初奈保爾寫了一篇關于大衛·霍克尼的文章，弗倫奇說奈保爾對“差點要滾床單”感到很興奮，并且“意識到了他對同志頗有些吸引力”。
這倒不是說奈保爾是一個被壓抑的同性戀，而是說厭惡和情欲之間的界限相當模糊。奈保爾常常說自己是妓院的常客。這個習慣保持了許多年，在倫敦、阿姆斯特丹、西班牙及其他地方，奈保爾通常歸咎于在婚姻中無法得到滿足，因為帕特在性事上要比她丈夫更為拘謹笨拙。但其實，弗倫奇告訴我們：
奈保爾對妓女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在西班牙港的青少年時代，她們會為了錢做任何你能想象到的性事。這里無需漫長的引誘，女人也不用裝正經。一個為了錢出賣自己身體的女人，體現了他在厭惡和欲望之間的內心碰撞。
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一種真實。
在頻繁光顧妓院好幾年后，1963年奈保爾評論了英國陸軍大臣杰克·普羅富莫被迫辭職事件，普羅富莫被揭發常去嫖妓，而且和駐倫敦的蘇聯海軍專員嫖的是同一個妓女。“我從沒碰見過嫖客，”奈保爾聲稱，“也很少碰見對嫖妓想法不恐懼的人……妓女是法外之徒，是小部分人的必需品，為大部分人所不容。人們對她們所知甚少，又十分畏懼。”
這很明顯不全是真話。不過對自己最深處的沖動感到羞恥、并且覺得有必要掩蓋它們也是人類共通特性。奈保爾的獨特性不是來自于此，他的獨特性源于性生活如何影響了他的作品。
在普羅富莫事件發生十年之后，奈保爾飛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受《紐約書評》之邀寫篇文章。他那時剛剛去過特立尼達，出席了一次轟動的謀殺案公審。邁克·X（一個兇惡的革命者，一度被倫敦潮人奉為偶像）的信徒用大砍刀劈死了一個英國姑娘。受害者是一個保守黨議員的女兒，她愚蠢地淪為一個名叫哈基姆·賈邁勒的惡棍頭子的性奴，賈邁勒又與奈保爾當時在倫敦的責任編輯戴安娜·阿西爾（Diana Athill）有些關系。這個案件集合了性奴役、裝腔作勢的革命姿態和黑人的殘忍，讓奈保爾十分著迷，他據此寫了一篇精彩絕倫的文章和一本小說《游擊隊員》。
奈保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拜訪博爾赫斯的譯者時，遇見了瑪格麗特·穆雷，一個活潑的英裔阿根廷姑娘：
我一眼看到她就想立刻占有她……我愛她的眼睛。我愛她的嘴。我愛她的一切，其實我從未停止愛她。我一點勾引的天賦也沒有，我手足無措，不知怎樣才能得到她。然而那渴望太強烈，我不管不顧地上了。
瑪格麗特離開了丈夫孩子，之后二十年里隨叫隨到，奈保爾終于可以徹底實踐那些讓他既害怕又著迷的事了。弗倫奇列舉了一些他們對性虐和受虐的偏好。奈保爾對瑪格麗特虐待越狠，她就越是懇求更多。弗倫奇轉述了一些瑪格麗特寫給奈保爾的信，她將大師的陽物奉為神靈，好像一個可怕的黑人用丑惡的魔法降伏了她。奈保爾有時根本不看她的信，更不會回，這加強了她的受虐感。據奈保爾自己說，他有次打她打得太厲害，以至于傷了自己的手，而瑪格麗特的臉被打得完全變形，根本沒法出門（他的手受傷似乎應該更受關心）。但奈保爾說：“她一點不在意。她認為這是我對她的熱情所致。”此外，他們還都熱衷于肛交，用瑪格麗特的話來說（弗倫奇轉述），是“拜訪愛情的非常特殊之地”。
遇上瑪格麗特是奈保爾人生第一次有性的幸福感。帕特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奈保爾回到英國后，覺得無法離開帕特，就把她當成卑躬屈膝的老媽子對待；她繼續照料他的所有需要，忍受他無休止的惡語相向，讀他的手稿，還要聽他坦言和瑪格麗特的激情外遇。在帕特因癌癥去世后很久，奈保爾沉吟：“我得到了自由。她被毀了。這無可避免。”
叫人震驚的還有奈保爾自私到極點的天性。瑪格麗特多次為他懷孕，每次聽到消息，奈保爾要么裝聾作啞，要么罵她想敲詐勒索，要么說孩子應該送到英國給帕特養。最后沒有孩子出生。然而作家奈保爾受到了真人奈保爾的影響。他開始非常具體地寫性，特別是暴力的性，包括雞奸。他說自己的書“在遇見瑪格麗特之后變得不那么干巴巴了，這是偉大的解放”。干巴巴肯定不至于，但是否解放還有討論的余地。
《游擊隊員》是特立尼達謀殺案的虛構版，奈保爾先寫了一篇長文章。文章和小說都寫到了英國姑娘給黑人革命者當性奴，這像極了奈保爾和瑪格麗特的關系。弗倫奇寫到瑪格麗特曾告訴她的愛人，她能夠在那篇文章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但是男性支配，女性屈從于黑人男性，暴力，肛交，在奈保爾筆下都帶著一種激動的厭惡，讀上去并不像一個性解放之人的語調。奈保爾的編輯戴安娜·阿西爾評價說奈保爾在敘述中歪曲了英國姑娘。她并不是那種典型的中上階層女孩，穿著昂貴的衣服，崇拜陽剛的黑人范兒，而是一個營養不良、心智失常的年輕女人，她會跟所有“接納她進入小團體的人上床，哪怕他白得像牛奶一樣”。阿西爾總結說奈保爾歪曲事實的原因，是他要發表對白種中產女孩的意見；她告訴他：“你這是削足適履，這不像你。”
也許并不是不像他。1962年奈保爾第一次和帕特去印度，要寫一本計劃已久的書，“寫那些糟糕的人和他們可悲的國家，暴露他們卑鄙的特性。”他可能帶著特立尼達惡作劇的情緒，在給姐姐卡姆拉的信中這樣寫道。這次旅途的結果《幽黯國度》是一部杰出的報道文學。書里有許多跡象表明他并不忌諱削足適履。
奈保爾描述自己到達孟買時，有個“干瘦破爛”的印度旅行社的人過來問他要“cheej”。奈保爾以為這人想要芝士，他認為在印度這樣的原始國度提此類要求很正常：“進口受限制，印度人還沒學會怎么做芝士，就像他們還沒學會怎么漂白新聞紙。”最后還是學過一點印地語的帕特琢磨出“cheej”其實是“東西”的意思，可以用來指任何種類的走私貨。
失誤雖小，但很能說明問題。更有趣的是奈保爾在肉欲和憤怒中搖擺的老毛病又犯了。《游擊隊員》問世后（喬·克萊恩在《瓊斯母親》雜志上寫了書評，說“至多也就是一種雞奸文學：他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褻瀆觀眾”），奈保爾為《紐約書評》寫了一篇關于阿根廷的文章，很有反響。文章題為《墓地背后的妓院》，通過布宜諾斯艾利斯雷科萊塔公墓附近的妓院的形象來解釋阿根廷政治的腐敗和殘忍。奈保爾寫道，每個女孩上學時都知道自己將來可能會進妓院，“在彩燈和鏡子當中”，因為這個“社會依然被墮落的男性沙文主義者統治，他們覺得女人就該進妓院才對”。不光如此，她們還要承受阿根廷男性典型的野蠻行為——肛交：“異性性行為很容易就能買到，對大男人來說沒什么了不起。只有玩過后庭才算完全征服一個女人。” 當時的阿根廷人對這種分析一點兒不高興，這倒不是說奈保爾就錯了。也許他自己的癖好讓他更敏感，能夠嗅出獨裁統治下阿根廷社會的一些隱秘氛圍。不過我禁不住覺得，這篇優美激情的文章，我們讀到的不光是它的內容，也是它的作者。
帕特里克·弗倫奇在傳記中描寫了奈保爾與瑪格麗特的關系，帕特的寂寞，奈保爾的憤怒，以及那些杰作的噴涌而出。書的最后部分對我來說沒什么啟發，但這不是弗倫奇的錯。更多的作品包括一些杰作如《河灣》《抵達之謎》還有我最喜歡的《尋找中心》，要等到二十世紀的最后二十年才誕生。這些書中，奈保爾將旅行、政治、歷史和對藝術與人生的反省完美地糅合在一起。但在私生活方面，往往隨著人變老，有些惡作劇的舊面具開始在臉上僵化。傳記里寫到不少不良舉動，形式常常是古怪的金錢要求，而一群曲意逢迎的經紀人和仰慕者更鼓勵了這些壞毛病，讓閱讀變得有些喪氣。粗魯變得不好玩，更多是無聊。而自我膨脹的部分讀來無比郁悶。
瑪格麗特在過了許多年隨叫隨到的應召生活后，最終被奈保爾給甩了，因他碰見了生命中最后一個女人。納迪拉·卡努姆·阿爾維（Nadira Khannum Alvi）是個巴基斯坦記者，帶著兩個孩子的離婚女人，1995年10月在拉合爾的一個派對上看到了奈保爾。她問奈保爾是否允許她吻他，作為“對您的致敬”。當時患癌的帕特在英國，即將不久于人世。在動身去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之前，奈保爾已經安排好等她一死，就把她的信件和日記運去他在塔爾薩大學的檔案中心。
回到英國后，奈保爾在帕特的病床邊給她讀了印度尼西亞的筆記。1996年2月帕特去世。4月他在索爾茲伯里和納迪拉成婚，出席婚禮的有他的經紀人吉倫·艾特肯、幾個親戚、納迪拉的一對德國外交官夫婦朋友，還有我，我當時依然是他的傳記作者人選。之后我們去了他的威爾特郡小屋，他給大家上了以信譽擔保的上好白葡萄酒，而正當那位德國外交官夫人贊揚巴基斯坦文化時，他卻一邊嘀咕“野蠻之地，野蠻之地”，一邊跟我說帕特如何為他的作品全心奉獻，外交官夫人莫名驚詫。那場婚禮從頭到尾都很古怪。瑪格麗特還是從報紙上得知了婚訊。奈保爾什么也沒說，打發吉倫·艾特肯帶著一本支票簿去了趟布宜諾斯艾利斯。
接下來就是這位杰出作家的生命漸趨衰微。奈保爾還在繼續寫書，有些太單薄，有些太長，不過他流暢的文字是最大的補償，而去傾聽的意愿和能力為這位無比自我中心的作者的作品鍍上了慈悲的恩典。沒有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真打算去巴基斯坦或是剛果的邊遠地區，只為傾聽無名人物的故事。奈保爾做到了。這表現了一種偉大的謙虛，從最低微的印尼人、最平凡的巴基斯坦人、最窮苦的非洲人身上，他依然能夠看到自己的痕跡。
G
M
T
Text-to-speech function is limited to 200 characters
（伊恩· 布魯瑪 盛韻 譯）
加上他接受過的采訪，奈保爾呈現出的公眾形象是個憤怒的男人，很容易動氣，可能會沒來由地做出驚人的粗魯舉動，執迷于自己偉大作家的地位，刻意發表驚世駭俗的言論，無法忍受蠢人，或者說任何人，包括那些與他最親近的人。不過，這可不是我認識的奈保爾。我覺得他風雅有趣、彬彬有禮，甚至有點兒羞澀。但我也能瞥見另一個奈保爾的閃現，那個愛動氣的奈保爾。愛動氣的根源，是貫穿這本傳記最好看的主題之一。有些人讀了奈保爾的毒舌文字后會覺得他是個偏執固執之徒，背叛了自己的加勒比文化，帶著印度婆羅門和大英殖民主義極端保守派的最糟糕的偏見。1950年代特立尼達的黑人政客追捕印度少數族裔的傷痛肯定影響了奈保爾對出生島國的看法，而且他對非洲文化和政治的尖刻評論也暗示著他對黑人的態度不那么友善，但奈保爾的復雜性絕不是一句種族主義就能打發的。因為事實上他寫非洲和亞洲時筆下的親密感和同情，要比許多對人性只有抽象概念的叫人著急的左派要多得多。
弗倫奇把奈保爾的一些相當挑釁的觀點解釋為一種惡作劇的形式（沒有為之開脫的意思），我覺得很有道理。他引介了特立尼達人的“picong”一詞，有嘲笑挖苦辱罵的意思，弗倫奇說，這種機鋒畢露的說話方式“故意模糊了品位好壞的邊界，把聽者弄暈”。弗倫奇引用了奈保爾的《中途航道》開篇作為例子。這本書講的是西印度群島及其大屠殺和奴隸制的歷史，殖民的侮辱導致黑人的自我仇恨，民族主義政治的腐敗，以及種族仇恨的殘酷。奈保爾從英國到特立尼達的航行寫起，他當時在為BBC的加勒比文化節目工作。他寫道：
在滑鐵盧站的船運站臺上，有那么多民工似的西印度群島人擠在一起，我很高興我坐了頭等艙。
接著他的目光被“一個極高卻很寒磣的黑人”吸引了，還用各種可怕的語言描繪了此人“怪誕”的外形。
奈保爾否認了居高臨下的態度：
我其實很頑劣淘氣……在和一群西印度群島人做加勒比節目時，我被允許說那樣的話。我們可以開那樣的玩笑。我不會想到一個英語讀者要來擔心我的自我定位問題。
可能吧。但與他的名聲相反，他的確也能做到對英國人冷嘲熱諷。弗倫奇引用了他1980年的一次訪談：“在英國，人們對自己的愚蠢非常自豪。愚蠢和游手好閑是生活在這里的代價……真的，住在這里像被閹了一樣。”
奈保爾像是特立尼達的戲法師，裝瘋賣傻之后讓別人替他買巨額賬單，模仿老殖民地主子的種種偏見激怒西方自由派，自己偷著樂：這樣的公眾形象很有意思，我覺得也很可信。奈保爾的老同學勞埃德·貝斯特（Lloyd Best）在評價保羅·索魯回憶過去的好友和偶像的怨恨之作《維迪亞爵士的影子》（1998）時說：
所有這些特立尼達式聰明人的小事：他會唱卡呂普索歌謠和口哨，他通過取笑來激怒人們。奈保爾期待什么回應，他就會得到；我會說這樣干是他的第二天性。
然而在寫書時，奈保爾沒有那么輕佻。惹他發怒的對象有賓館浴室里的劣質毛巾，第三世界出租車司機的小詭計，一些熱帶地區賓館廚房員工的無能，這些都很有喜劇效果。但更多時候它們是奈保爾“神經痛處”的真實反射，他急于甩掉殖民地社會的屈辱包袱，卻在他選擇安家的國際大都市中又無法完全適應。
像許多既寫虛構又寫非虛構的作家，奈保爾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角色，一個半神話人物，在驚世駭俗之外表達了更深層的觀照。他把自己刻畫為一個逃脫了加勒比小島國鄉土氣的年輕人，結果在英倫只感受到了種族和殖民偏見的刺痛；他筆下的作家自我看到只有巨大的成就才能擺脫殖民屈辱，他力求表達出被暴力和墮落蹂躪的社會真相，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只能在謊言中尋找安慰。一本杰出傳記（比如這一本）的巨大貢獻在于它能夠通過理解作者去深化我們對他筆下文學人物的理解。
奈保爾成長的社會建筑在虛構之上，那里的許多家族姓氏是編造的，人們喜歡假裝成各式各樣的人物，沒幾個是真的。弗倫奇再次引用了勞埃德·貝斯特（他是個特立尼達黑人，和奈保爾同時上了英式教育、學術門檻很高的女王學院，C. L. R. 詹姆斯也是校友）：
特立尼達文化最重要的一個面相就是面具已經到了不可或缺的程度，因為這里有太多不同的文化和種族，人們必須扮演多種角色，每種角色都要根據場合使用不同的面具。
奈保爾甚至沒法確定自己的家姓。他家自稱的婆羅門背景也有疑問，特別是母親一邊，而且母家自覺門第高過父家。偽裝一直是奈保爾作品的特征，從早期的喜劇小說《米格爾大街》《效顰人》到晚期的亞非拉紀行作品。他本人的生活里，也有各種化身——一會兒是戲劇化拖長音的牛津腔，一會兒發驚人語，一會兒像畢靈普上校般傲慢保守——同時他對各色欺騙極度敏感，這些欺騙并不只限于殖民地社會，而似乎涵蓋了一切人類關系。“別太相信別人，這點很重要，”他告訴傳記作者，“友誼說不定會用愚蠢的方式背叛你……我深深覺得人們不停讓你失望。”
在年幼時，奈保爾便希望自己獨一無二，能夠和小伙伴區別開來。他害怕被環境壓抑限制——特立尼達小地方的麻痹遲鈍，位于西班牙港的一間小房子里集體生活的鄙陋。后來他上學時宣稱：“我只有崇拜者；我沒有朋友。”其實這夸張了。這是他選擇回憶早年生活的方式，作為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堅不可摧。但他很早就下定決心，要在人世間歷練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必須離開家鄉。拿到牛津的獎學金為他打開了這扇門。
他在牛津的大部分時候過得很辛苦，飽受性匱乏的折磨，又是個格格不入的殖民地來客。碰到一個特立尼達學校的老同學讓他尤其憤怒：“我以前從來沒意識到此人如此丑陋，如此粗鄙——額頭低，臉又肥又平，嘴唇那么厚，鬈發還梳了個大背頭。”更討厭的是，此人還穿錯了上裝：“他在牛津穿著卡羅尼板球俱樂部的上裝。我問你——你還能想到比這更狹隘、更愚蠢的么？”這聽上去就像《中途航道》的開篇。我覺得弗倫奇說對了：
但激起這失衡的怒火的原因，半是觀念，半是儀表；維迪亞對這些人的怒火部分源自他的世界觀，也因為堅信他自己的未來在世界中心，而不是邊緣。
他急于成為與眾不同、堅不可摧的人，超越一切殖民地的偽裝和大都會的傲嬌，結果就是奈保爾把自己創造成了“作家”，偉大的觀察者，堅持講述真相。他生命中的女人，首先是妻子帕特，應該完全投入地支持他“作家”的角色。奈保爾在牛津遇見帕特，二十多歲的他給她寫信說，他只是旁觀者，無意改良人類，他不會忠于任何人或事業，唯一的興趣是書寫他眼中的真相。弗倫奇順著他的話：
盡管在未來幾十年里衰敗趨勢與日俱增，維迪亞的道德軸心不是白種歐洲文化，也不是伊斯蘭教創立之前的印度教文化，也不是任何其他擦身而過的文化，他的道德軸心是內在的，是他自己。
我覺得這是對的。問題在于這樣一種個人化的道德軸心是否會和那些以文化為中心的視角一樣扭曲真實。這就是傳記最富啟迪之處，也是性生活進入之時。
奈保爾的第一次性體驗似乎很不如意。他在大家庭成員擠在一起睡覺的地方被大表哥博伊西給誘騙了。奈保爾的記憶是：“我墮落了，我被侵犯了。那時候我才六歲或七歲。整個過程偷偷摸摸糟糕透頂，讓我對同性行為產生了憎恨和厭惡。”也許是的，但這“侵犯”持續了兩到三年。弗倫奇注意到奈保爾筆下對男性的身體細節描述總是要比女性多。1970年代初奈保爾寫了一篇關于大衛·霍克尼的文章，弗倫奇說奈保爾對“差點要滾床單”感到很興奮，并且“意識到了他對同志頗有些吸引力”。
這倒不是說奈保爾是一個被壓抑的同性戀，而是說厭惡和情欲之間的界限相當模糊。奈保爾常常說自己是妓院的常客。這個習慣保持了許多年，在倫敦、阿姆斯特丹、西班牙及其他地方，奈保爾通常歸咎于在婚姻中無法得到滿足，因為帕特在性事上要比她丈夫更為拘謹笨拙。但其實，弗倫奇告訴我們：
奈保爾對妓女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在西班牙港的青少年時代，她們會為了錢做任何你能想象到的性事。這里無需漫長的引誘，女人也不用裝正經。一個為了錢出賣自己身體的女人，體現了他在厭惡和欲望之間的內心碰撞。
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一種真實。
在頻繁光顧妓院好幾年后，1963年奈保爾評論了英國陸軍大臣杰克·普羅富莫被迫辭職事件，普羅富莫被揭發常去嫖妓，而且和駐倫敦的蘇聯海軍專員嫖的是同一個妓女。“我從沒碰見過嫖客，”奈保爾聲稱，“也很少碰見對嫖妓想法不恐懼的人……妓女是法外之徒，是小部分人的必需品，為大部分人所不容。人們對她們所知甚少，又十分畏懼。”
這很明顯不全是真話。不過對自己最深處的沖動感到羞恥、并且覺得有必要掩蓋它們也是人類共通特性。奈保爾的獨特性不是來自于此，他的獨特性源于性生活如何影響了他的作品。
在普羅富莫事件發生十年之后，奈保爾飛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受《紐約書評》之邀寫篇文章。他那時剛剛去過特立尼達，出席了一次轟動的謀殺案公審。邁克·X（一個兇惡的革命者，一度被倫敦潮人奉為偶像）的信徒用大砍刀劈死了一個英國姑娘。受害者是一個保守黨議員的女兒，她愚蠢地淪為一個名叫哈基姆·賈邁勒的惡棍頭子的性奴，賈邁勒又與奈保爾當時在倫敦的責任編輯戴安娜·阿西爾（Diana Athill）有些關系。這個案件集合了性奴役、裝腔作勢的革命姿態和黑人的殘忍，讓奈保爾十分著迷，他據此寫了一篇精彩絕倫的文章和一本小說《游擊隊員》。
奈保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拜訪博爾赫斯的譯者時，遇見了瑪格麗特·穆雷，一個活潑的英裔阿根廷姑娘：
我一眼看到她就想立刻占有她……我愛她的眼睛。我愛她的嘴。我愛她的一切，其實我從未停止愛她。我一點勾引的天賦也沒有，我手足無措，不知怎樣才能得到她。然而那渴望太強烈，我不管不顧地上了。
瑪格麗特離開了丈夫孩子，之后二十年里隨叫隨到，奈保爾終于可以徹底實踐那些讓他既害怕又著迷的事了。弗倫奇列舉了一些他們對性虐和受虐的偏好。奈保爾對瑪格麗特虐待越狠，她就越是懇求更多。弗倫奇轉述了一些瑪格麗特寫給奈保爾的信，她將大師的陽物奉為神靈，好像一個可怕的黑人用丑惡的魔法降伏了她。奈保爾有時根本不看她的信，更不會回，這加強了她的受虐感。據奈保爾自己說，他有次打她打得太厲害，以至于傷了自己的手，而瑪格麗特的臉被打得完全變形，根本沒法出門（他的手受傷似乎應該更受關心）。但奈保爾說：“她一點不在意。她認為這是我對她的熱情所致。”此外，他們還都熱衷于肛交，用瑪格麗特的話來說（弗倫奇轉述），是“拜訪愛情的非常特殊之地”。
遇上瑪格麗特是奈保爾人生第一次有性的幸福感。帕特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奈保爾回到英國后，覺得無法離開帕特，就把她當成卑躬屈膝的老媽子對待；她繼續照料他的所有需要，忍受他無休止的惡語相向，讀他的手稿，還要聽他坦言和瑪格麗特的激情外遇。在帕特因癌癥去世后很久，奈保爾沉吟：“我得到了自由。她被毀了。這無可避免。”
叫人震驚的還有奈保爾自私到極點的天性。瑪格麗特多次為他懷孕，每次聽到消息，奈保爾要么裝聾作啞，要么罵她想敲詐勒索，要么說孩子應該送到英國給帕特養。最后沒有孩子出生。然而作家奈保爾受到了真人奈保爾的影響。他開始非常具體地寫性，特別是暴力的性，包括雞奸。他說自己的書“在遇見瑪格麗特之后變得不那么干巴巴了，這是偉大的解放”。干巴巴肯定不至于，但是否解放還有討論的余地。
《游擊隊員》是特立尼達謀殺案的虛構版，奈保爾先寫了一篇長文章。文章和小說都寫到了英國姑娘給黑人革命者當性奴，這像極了奈保爾和瑪格麗特的關系。弗倫奇寫到瑪格麗特曾告訴她的愛人，她能夠在那篇文章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但是男性支配，女性屈從于黑人男性，暴力，肛交，在奈保爾筆下都帶著一種激動的厭惡，讀上去并不像一個性解放之人的語調。奈保爾的編輯戴安娜·阿西爾評價說奈保爾在敘述中歪曲了英國姑娘。她并不是那種典型的中上階層女孩，穿著昂貴的衣服，崇拜陽剛的黑人范兒，而是一個營養不良、心智失常的年輕女人，她會跟所有“接納她進入小團體的人上床，哪怕他白得像牛奶一樣”。阿西爾總結說奈保爾歪曲事實的原因，是他要發表對白種中產女孩的意見；她告訴他：“你這是削足適履，這不像你。”
也許并不是不像他。1962年奈保爾第一次和帕特去印度，要寫一本計劃已久的書，“寫那些糟糕的人和他們可悲的國家，暴露他們卑鄙的特性。”他可能帶著特立尼達惡作劇的情緒，在給姐姐卡姆拉的信中這樣寫道。這次旅途的結果《幽黯國度》是一部杰出的報道文學。書里有許多跡象表明他并不忌諱削足適履。
奈保爾描述自己到達孟買時，有個“干瘦破爛”的印度旅行社的人過來問他要“cheej”。奈保爾以為這人想要芝士，他認為在印度這樣的原始國度提此類要求很正常：“進口受限制，印度人還沒學會怎么做芝士，就像他們還沒學會怎么漂白新聞紙。”最后還是學過一點印地語的帕特琢磨出“cheej”其實是“東西”的意思，可以用來指任何種類的走私貨。
失誤雖小，但很能說明問題。更有趣的是奈保爾在肉欲和憤怒中搖擺的老毛病又犯了。《游擊隊員》問世后（喬·克萊恩在《瓊斯母親》雜志上寫了書評，說“至多也就是一種雞奸文學：他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褻瀆觀眾”），奈保爾為《紐約書評》寫了一篇關于阿根廷的文章，很有反響。文章題為《墓地背后的妓院》，通過布宜諾斯艾利斯雷科萊塔公墓附近的妓院的形象來解釋阿根廷政治的腐敗和殘忍。奈保爾寫道，每個女孩上學時都知道自己將來可能會進妓院，“在彩燈和鏡子當中”，因為這個“社會依然被墮落的男性沙文主義者統治，他們覺得女人就該進妓院才對”。不光如此，她們還要承受阿根廷男性典型的野蠻行為——肛交：“異性性行為很容易就能買到，對大男人來說沒什么了不起。只有玩過后庭才算完全征服一個女人。” 當時的阿根廷人對這種分析一點兒不高興，這倒不是說奈保爾就錯了。也許他自己的癖好讓他更敏感，能夠嗅出獨裁統治下阿根廷社會的一些隱秘氛圍。不過我禁不住覺得，這篇優美激情的文章，我們讀到的不光是它的內容，也是它的作者。
帕特里克·弗倫奇在傳記中描寫了奈保爾與瑪格麗特的關系，帕特的寂寞，奈保爾的憤怒，以及那些杰作的噴涌而出。書的最后部分對我來說沒什么啟發，但這不是弗倫奇的錯。更多的作品包括一些杰作如《河灣》《抵達之謎》還有我最喜歡的《尋找中心》，要等到二十世紀的最后二十年才誕生。這些書中，奈保爾將旅行、政治、歷史和對藝術與人生的反省完美地糅合在一起。但在私生活方面，往往隨著人變老，有些惡作劇的舊面具開始在臉上僵化。傳記里寫到不少不良舉動，形式常常是古怪的金錢要求，而一群曲意逢迎的經紀人和仰慕者更鼓勵了這些壞毛病，讓閱讀變得有些喪氣。粗魯變得不好玩，更多是無聊。而自我膨脹的部分讀來無比郁悶。
瑪格麗特在過了許多年隨叫隨到的應召生活后，最終被奈保爾給甩了，因他碰見了生命中最后一個女人。納迪拉·卡努姆·阿爾維（Nadira Khannum Alvi）是個巴基斯坦記者，帶著兩個孩子的離婚女人，1995年10月在拉合爾的一個派對上看到了奈保爾。她問奈保爾是否允許她吻他，作為“對您的致敬”。當時患癌的帕特在英國，即將不久于人世。在動身去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之前，奈保爾已經安排好等她一死，就把她的信件和日記運去他在塔爾薩大學的檔案中心。
回到英國后，奈保爾在帕特的病床邊給她讀了印度尼西亞的筆記。1996年2月帕特去世。4月他在索爾茲伯里和納迪拉成婚，出席婚禮的有他的經紀人吉倫·艾特肯、幾個親戚、納迪拉的一對德國外交官夫婦朋友，還有我，我當時依然是他的傳記作者人選。之后我們去了他的威爾特郡小屋，他給大家上了以信譽擔保的上好白葡萄酒，而正當那位德國外交官夫人贊揚巴基斯坦文化時，他卻一邊嘀咕“野蠻之地，野蠻之地”，一邊跟我說帕特如何為他的作品全心奉獻，外交官夫人莫名驚詫。那場婚禮從頭到尾都很古怪。瑪格麗特還是從報紙上得知了婚訊。奈保爾什么也沒說，打發吉倫·艾特肯帶著一本支票簿去了趟布宜諾斯艾利斯。
接下來就是這位杰出作家的生命漸趨衰微。奈保爾還在繼續寫書，有些太單薄，有些太長，不過他流暢的文字是最大的補償，而去傾聽的意愿和能力為這位無比自我中心的作者的作品鍍上了慈悲的恩典。沒有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真打算去巴基斯坦或是剛果的邊遠地區，只為傾聽無名人物的故事。奈保爾做到了。這表現了一種偉大的謙虛，從最低微的印尼人、最平凡的巴基斯坦人、最窮苦的非洲人身上，他依然能夠看到自己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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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 布魯瑪 盛韻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