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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说梦话的暴发户:戊戌年的大佬们竟这样看待康有为?

作者:金滿樓

戊戌年間, 康有為僅一六品主事, 僅得光緒皇帝召見一次, 而在主流歷史敘述中, 竟一爆成名, 幾乎被描繪上戊戌年的第一大主角。

然而, 康有為在戊戌年真的如此光彩照人嗎?在當時真正有實力、有能量的政壇大佬眼里, 康有為又是怎樣一個人呢?

據《新世說》的記載:戊戌年時, 光緒皇帝奮發自強, 欲求人材。 某日, 其問師傅翁同龢:“卿自謂何如康長素?”翁答:“康之才勝臣百倍。 ”

后光緒問及康有為時, 翁答:“臣與康有為不往來。 ”光緒驚問其故, 翁說:“此人居心叵測。 ”

光緒又問:“前此何以不說?”翁答:“臣近日見其《孔子改制考》始知之。

翁在日記中云:“看康長素《新學偽經考》, 以為劉歆古文無一無偽, 竄亂六經, 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云云, 真說經家一野狐也。 驚詫不已。 ”

將上千年來被奉為正統的古文經學派直接掃進垃圾堆, 這連一向開明的翁同龢都為之“驚詫不已”, 直稱康有為“真說經家一野狼也!”

注意看, 在翁同龢的眼里, 此時的康有為已經由“野狐禪”升級為“野狼禪”, 這可是大大不妙的兆頭。

事實上, 翁同龢日記中提到康有為時使用“狂甚”二字的并不止一處。 如戊戌年正月初三如, 翁同龢參與總理衙門大臣接見康有為后, 即記載說:

“傳康有為到署, 高談時局, 以變法為主, 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數大端, 狂甚。 ”

或許,

在翁師傅看來, 康有為如此汲汲于聲名, 不過是想借以攀爬到更高的平臺上去獵獲更多的榮華富貴罷?

臺灣學者高陽為翁同龢作傳時, 其研究了翁同龢與康有為關系后, 得出如下結論:

“康有為志大言夸, 慣于攘奪和作偽, 公然欺世, 毫不慚汗。 其屢屢言及翁同龢如何如何賞識他, 只不過是虛構故事, 謬托知己。

……且以康有為之言行而論, 與翁同龢忠厚和平、謹守世俗禮法、不喜與人忤的本性, 如水與火之不能相容, 故可斷言:翁同龢絕不會欣賞康有為。 ”

其實戊戌年中, 不欣賞乃至厭惡康有為的大佬何止翁同龢一人。 那么, 其他人又是如何看到這位戊戌年的政治暴發戶的呢?

戊戌年四月, 康有為被光緒皇帝召見時, 慈禧太后的寵臣、直隸總督榮祿謂:“一二百年之成法,

一旦能遽變乎?” 康有為忿然道:“殺幾個一品大員, 法既變矣!”

榮祿退朝后, 不免對人嘆息:“康南海變法, 徒夢幻耳。 設能自保首領, 尚屬大幸。 ”

當著榮祿的面說“殺幾個一品大員”的段子未必是真, 不過榮祿對康有為的底細大概是一清二楚, 其對康主事的不屑一顧想必也在情理當中了。

無獨有偶的是, 孫家鼐的門人、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

戊戌年時, 孫家鼐曾問康有為:“如君策, 萬端并起, 無一不需經費, 國家時力只有此數, 何以應之?”

康答:“無慮, 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 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 可得善價供新政用, 不難也。 ”孫見其言誕妄, 知無能為, 嘿然不語。

翁同龢是光緒的帝師,

孫家鼐是戊戌年中最為光緒倚重的軍機大臣, 榮祿是慈禧太后的寵臣, 以上朝中大員如此看待康有為, 那地方大員又做何觀呢?

李鴻章是洋務派老前輩, 其在甲午后一度被冷落而旁觀政局, 其曾在信中說, “康有為輩竊東西洋皮毛”, 其大意可知。

同樣熱衷于洋務的另一位地方大員張之洞, 其贊同變法, 但反對康有為式變法。

在短暫地署理兩江總督期間, 張之洞曾與康有過數度深夜長談。 事實上, 張之洞最初還是頗為賞識康有為的, 并曾撥款1500兩白銀支持康有為創辦《強學報》。

然而, 讓張之洞大為震怒的是, 在《強學報》創刊號中, 康有為等竟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紀年, 其刊發了不能公開的光緒帝“上諭”,并用旁注文字以自重。

如此擅改正朔的做法, 很難說是標新立異, 因為被人攻擊則形同造反的證據。 即便是按現在的報刊制度, 也是不允許的。

因此, 《強學報》只辦了3期, 即被張之洞叫停, 而康派與張派也日漸如水火。

張之洞對康派人物的警惕與擔憂不是沒有原因的, 其認為, 彼等所主張的“平等、民權”,“一萬年做不到, 一味囈語”, 徒誤國是, 徒害國人也。 一語成讖!

然而, 以張之洞的地位, 當然不可能向康有為“公發難端”。 同年在戊戌年(春), 在張之洞的親自主持下, 其于幕僚每日一句或兩句地撰寫《勸學篇》,其目的性十分明顯:

一是針對康有為的“邪說”, 二是針對保守官員的“迂說”。 可惜的是, 因為種種原因, 張之洞在戊戌年未能成為變法的大將, 而在此后的清末新政中才大放異彩。

是的,針對病入膏肓的老大中國,康有為的藥方是猛藥,如其上皇帝書所云:“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

可惜啊,藥效非但過于剛猛,而且根本就是亂藥,非但不能藥到病除,反而加重了老大帝國的病情。

從這個意義上說,康有為們的急躁、操切與輕浮,也是戊戌年悲劇的原因之一。

而在此后的清末新政中才大放異彩。

是的,針對病入膏肓的老大中國,康有為的藥方是猛藥,如其上皇帝書所云:“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

可惜啊,藥效非但過于剛猛,而且根本就是亂藥,非但不能藥到病除,反而加重了老大帝國的病情。

從這個意義上說,康有為們的急躁、操切與輕浮,也是戊戌年悲劇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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