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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交接失误:医疗事故中的表态为何很重要?

有媒體報道, 湖北浠水縣蘭溪鎮56歲“胃息肉”女患者, 因“醫生交接失誤”, “手術沒做”卻被告知“已經手術”, 而所謂的“做手術”, 僅是在胃鏡室內做檢查。 這樣的事情發生后, “胃息肉”女患者為確保身體不受病癥影響, 在該醫院另一院區重新辦理入院, 進行手術。

不過, 對于“烏龍事件”的維權, 卻才剛剛開始。 按照56歲“胃息肉”女患者的說法, 已經找過醫院多次, 院方的態度不是很好, 只是回應“醫生交接失誤”, 并且在維權的過程中, 院方的相關負責人也表示, 如果院方和患者談不攏賠償事宜, 可以訴諸法律, 向法院起訴。

就事論事, 前后觀察, 似乎事件并不復雜。 但是, 這里面卻隱藏著一些較為隱晦的態度。 首先, 醫院造成患者的直接財物損失或或間接精神不良影響, 是應該給一定的說法, 而非態度冷漠強硬。 其次, 關于賠償層面的問題, 按照媒體報道給出的一些數據, 第二次入院手術, 患者方共花費近9000元, 而患者要求院方賠償50000元, 這樣的索賠到底是否合理, 單憑私下和解確實難以給出結果, 所以, 院方相關負責人提出借助法律程序解決問題, 或許沒毛病。

只是, 無論是患者方, 還是醫院方, 在面對問題的時候, 或許都存在一定的態度問題。 而這也是眾多醫療事故后, 總能引發廣泛熱議的主要根源。 從本質上講, 態度并不直接解決問題, 但態度本身有時候,

卻成為解決問題的潤滑劑, 所以, 有必要就“醫生交接失誤事件”中的醫患態度, 進行全面的剖析, 以此明晰眾多醫患關系中的癥結。

其一:無論如何, 醫療事故發生后院方要積極回應。

作為普通患者, 因對“醫療知識”, “醫療過程”的認知模糊, 在發生“醫療事故”后, 多數情況下, 情緒會不穩定。 所以, 作為當事醫院, 應該積極回應, 而非以醫療尺度上認定的“沒什么大事”去衡量后果。

如“醫生交接失誤事件”中的院方相關負責人的回應, 認為“胃息肉”并不是惡性腫瘤, 早一天晚一天切除影響不大, 沒給患者造成嚴重后果, 所以覺得賠償額應該減少。 事實上, 院方在問題的回應上, 或許并沒有什么常識性錯誤, 但是態度就顯得有些令人不能接受。

畢竟, 患者對于病情的估計, 往往會因恐懼而夸大化, 此時直截了當, 告訴患者“不影響”, 似乎總有點過于潦草, 而這也是這起醫療事故被后續發酵的直接觸發點。 坦白講, 關乎人的世界, 有時候態度上不去, 很多事情真的不好辦, 甚至會以“涼拌”告終。

其二:患者維權可以有, 但不要“敲竹杠”。

醫療事故會不會發生, 當然會, 任何事情, 都有差錯概率。 只是, 生命或健康相較別的事情, 對人們的沖擊較大, 所以大凡出現“醫療事故”, 患者方都很不客氣。 站在家屬或者患者角度, 我們能理解情緒的發作, 但是, 在處理具體的事情上, 還是要理智, 甚至合理。

首先, 患者維權真的可以有, 古往今來沒毛病。 但是, 作為維權的尺度, 或許就應該有相應的標準,

而非借題發揮, “大敲竹杠”。 就事論事, 9000元可以處理的手術, 索賠50000元, 或許確實有些不應該, 就算加上精神損失, 時間損失等耽誤, 也應該有一個合理的計算方式, 而非“一口價”50000元。

當然, 就患者的50000元索賠, 到底緣于什么標準,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 就簡單的觀感, 我們似乎會感受到一種“借錯打擊”的意思, 從這個層面上而言, 維權真的不能太過, 否則很多關系將變得更加艱澀, 尷尬的局面將越來越多。

其三:態度的作用不是你死我活, 而是院方認錯, 患者寬容。

我們一直在強調關系, 可從來沒有自我審視, 而這也是在事故發生后, 人們為何總會面目猙獰。 從某種意義上, “醫患關系”早已不是“醫患關系”, 而是“買賣關系”,

“商業關系”, “敵對關系”。 不出問題時, 一切安好, 一旦出現問題, 彼此瞬間黑臉。

站在患者的角度上, 肉體與生命確實重要, 發生醫療事故著實讓人感到憤怒。 可與此同時, 作為醫生而言, 既然是人, 就不能完全保證一切安好, 總有失誤或者失常的時候, 只是, 就錯誤本身而言, 不能因為不可避免, 就覺得一切理所當然, 不去認錯, 不去道歉。

而就患者的索賠, 也不能因為醫生有錯, 就無底線的進行糾纏。 從人的尺度上去看, 撇開職業標簽, 任何人都是社會分工中的一員, 此刻的為難與糾纏, 如若不依不饒, 在未來總有一刻, 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坦白講, 訛詐邏輯會傳染。

其四:“壞醫生”和“壞患者”都不存在, 存在的是“壞邏輯”。

就人而言, 我相信“患者”與“醫生”的角色, 在一些時候可能是互換的,所以所謂的“壞醫生”和“壞患者”的提法,顯然是偷懶的一種概括。我們會發現,有些人平日里挺好,一旦遇到醫療事故,就顯得很沒人性。患者而言因恐懼而失去理智,醫生而言因擔憂工作不保失去理智,所以都看起來“很壞很沒人性”。

事實上,他(她)們真的有那么壞嗎,想必也不見得。不過,在很多醫療事故處理的過程中,很多人解決問題的模式都是來自于別人的經驗。比如患者方視角:“既然醫院有錯,就好好訛他(她)們一回,讓這幫醫生再收紅包”。比如醫生方視角:“這些看不起病的人,就不能太慣著,他(她)們就想多要錢”。

類似的糾紛邏輯里,想必這樣的話術并不陌生,但總讓人感到可怖。一個封閉的關系鏈條里,如果人與人是狼對狼,似乎很難有不犯錯的時候。我們所處的醫患困境里,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別人的不易,或許真是不好多說,因為每一次的醫療事故里,人們盯著的只有“利益博弈”,而非“關系重建”,這著實令人尷尬。

在一些時候可能是互換的,所以所謂的“壞醫生”和“壞患者”的提法,顯然是偷懶的一種概括。我們會發現,有些人平日里挺好,一旦遇到醫療事故,就顯得很沒人性。患者而言因恐懼而失去理智,醫生而言因擔憂工作不保失去理智,所以都看起來“很壞很沒人性”。

事實上,他(她)們真的有那么壞嗎,想必也不見得。不過,在很多醫療事故處理的過程中,很多人解決問題的模式都是來自于別人的經驗。比如患者方視角:“既然醫院有錯,就好好訛他(她)們一回,讓這幫醫生再收紅包”。比如醫生方視角:“這些看不起病的人,就不能太慣著,他(她)們就想多要錢”。

類似的糾紛邏輯里,想必這樣的話術并不陌生,但總讓人感到可怖。一個封閉的關系鏈條里,如果人與人是狼對狼,似乎很難有不犯錯的時候。我們所處的醫患困境里,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別人的不易,或許真是不好多說,因為每一次的醫療事故里,人們盯著的只有“利益博弈”,而非“關系重建”,這著實令人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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