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戊戌年中， 曾以一紙上書掀翻“禮部六堂官”的王照在事變后迅速逃往日本， 同行者為梁啟超， 后到者為康有為及數名弟子。
不過， 昔日同為維新陣營的這幾位在日本后， 很快因為政見不和而分道揚鑣。 其中， 尤其以前禮部主事王照與康有為等人的矛盾為大。
王照最反感的是康有為的虛張聲勢乃至有意欺瞞， 其在揭發康有為所謂“衣帶詔”時表示：
康有為刊刻的密詔并非真詔， 而是來自康的篡改偽造。 光緒皇帝密諭譚嗣同等四人， 謂“朕位今將不保， 爾等速為計劃， 保全朕躬， 勿違太后之意”，
如今， 譚嗣同等人已為變法獻身， 死無對證， 康有為得以任意篡改， 而漩渦之中的光緒皇帝卻無以自證清白。 康之做法， 表面是在尊皇， 實則坑害有之。
此外， 康有為向外散布譚嗣同的兩封“絕筆信”， 王照也直指其為偽作：“任公創辦《清議報》， 大放厥詞， 實多巧為附會。 如制造譚復生血書一事， 余所居僅隔一紙扇， 夜中梁與唐才常、畢永年三人謀之， 余屬耳聞之甚悉。 ”
從其思路來看， 王照向日方揭發康、梁作偽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近衛篤磨等日本顯要被康有為等蒙蔽誤導， 以為“帝、后”矛盾真的不可調和， 由此作出錯誤的判斷和舉措。
如其在筆談末尾所說：
“今兄（注：何人不明）在此證康、粱之為人， 幸我公一詳審之， 以后近衛公赴北京， 亦必真知皇上與太后之情， 方可調和， 勿專聽一二人之私言為幸。 ”
康有為自稱奉詔， 無非是為了自抬身價， 其對王照的“異動”自是大為不滿。
其后， 康有為等竟憑人數上的優勢而對王照實行人身限制， 據后者自訴：
“康、梁等自同逃共居以來， 陵侮壓制， 及令照無以度日。 每朋友有信來， 必先經康、粱目始令照覽；如照寄家書， 亦必先經康梁目始得入封。 且一言不敢發， 一步不敢任行， 幾與監獄無異矣！”
在《興中會革命史要》一書中， 陳少白也對此事做了如下記述：
“不久， 康有為果然出來了， 同時廳內還有兩個人， 由梁啟超介紹， 一個是直隸人王照，
我們七個人圍著一張大圓桌坐下， 王照他是坐在我的左邊， 就對我說：‘請你先生評評理， 我們住在這里， 言語舉動不能自由， 甚至來往的信也要由他們檢查過， 這種情形實在受不慣。 ’
話還未了， 康有為覺得不妙， 就忿忿地對粱鐵軍說：‘你給我領他到外邊去， 不要在這里羅唣罷！’梁鐵軍起來強拉著王照出去， 我們就彼此縱談。 ”
由此可見， 王照的自訴并非虛言。
王照與康、梁等人屢發沖突后， 日方對此也頗感頭疼。
此后， 日本輿論界也改變了對“中國維新派”的看法， 其認為：
“中國變法過于急激， 致誤大事”；“清國亡命者康有為無以死殉事之決心， 其於此次政變前已得知消息， 但不與其他同志相議而率先由北京逃出， 在其同黨中評價不高。
對于王照， 一些報刊的評價還比較正面：
“王照為禮部主事， 此次來日之亡命者中， 以此人氣品最高。 王照離開北京之前， 其同志雖頻勸其避難逃亡， 但其掛念皇帝之安危， 從容不追， 大有臣子為王事而死之意。 勸說王照并非易事， 最后乃至強行拉扯， 才使其漸漸離開京城。 ”
1899年， 在清廷方面的壓力下， 加之“康、王水火， 慮生事端”， 日本政府給予康有為九千元旅費， 令其克日離境。
同年3月22日， 康有為乘船離開橫濱， 開始其歐美之旅。
在康有為離日本后， 王照也不自安， 其于3月25日致信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 其中曰：
外務省諸位大人殿閣下：自客秋蒙友人拔救，
況照乃無志之夫， 在北京時專以調和兩宮為務， 得罪之由， 亦不過因保薦康廣仁、梁啟超為顧問官耳。 及來貴國， 照亦從來未指斥藹太后之短， 故北京亦無刺照之意。
今請貴國以后不必資給保護。 照為一魚一樵， 皆天皇與諸公之德也。 且照無聲無臭， 必不礙兩國交誼， 謹此上聞， 伏乞察諒。 高山忠照 頓首。
高山忠照即當時王照在日本的化名。 由于王照的態度相對溫和， 目標沒有康有為、梁啟超那么大， 因而日方也沒有采取進一步的措施。
直到庚子年四月， 王照才偷偷潛回山東， 結束了流亡之旅。
參考資料：周敏之：《王照研究》、王照：《方家園雜詠紀事》等。
參考資料：周敏之：《王照研究》、王照：《方家園雜詠紀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