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介紹過唐王朝的一項限制市民長距離活動的制度：市民與商人如果要出遠門， 進出關津， 需要先向官府申請通行證， 這一通行證叫做“過所”。 過所之制始見于漢， 魏晉南北朝相沿， 至唐朝時最為完備。 文章回顧可點這里：
但到了五代時期， 由于長年戰亂、制度崩潰， 開始出現了“出入過所事， 久不施行”的情況。 很可能自此過所制度便作廢了， 因為生活在南宋前期的洪邁說：“‘過所’二字， 讀者多不曉， 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 ”可知， 至遲在洪邁那個時代， 宋人已經不知道“過所”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作為一項社會制度的過所，
然而， 宋朝之后， 元明清三朝又都恢復了漢唐時期的過所制度， 只不過將“過所”的名稱改成了“文引”、“路引”。
元朝中統五年（1264）， 中書省欽奉忽必烈圣旨：“諸斡脫商賈， 凡行路之人， 先于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招保， 給公憑， 方許他處勾當， 若公引限滿， 其公事未畢， 依所在倒給。 如管民官、軍官并其余諸投下人員， 若無上司文面勾當， 欲往他處勾當， 亦聽以次人于本處官司告給文引， 經過關津渡口， 驗此放行， 經司縣呈押， 如無司縣， 于尉司或巡檢呈押。 無公引者， 并不得安下遇宿止， 店戶亦驗引， 明附店歷， 每上下半月， 違者， 止理見發之家， 笞二十七下。 ” 依此法令， 凡商人、管民官、軍官及諸投下人員，
至元二十三年（1286）， 由于“腹里州城諸投下官司信從人戶， 以江南等處作買賣為由， 濫放文引”， 元廷又規定：“今后， 諸人若因事或為商賈， 前去他所勾當， 經由有司衙門陳告， 取問鄰佑是實， 令人保管， 別無違礙， 方許出給差引， 明置文簿銷照。 ” 可以看出來， 元朝的文引制， 與《唐律疏議》確立的過所制是大同小異的。
明朝的路引制度更加苛嚴：“凡軍民人等往來， 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凡天下要沖去處， 設立巡檢司， 專一盤詰往來奸細及販賣私鹽犯人、逃軍、逃囚、無引面生可疑之人” 。 出行路程百里以上， 即需要辦理路引， 這是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動管制。 如果居民不帶路引、擅自出遠門呢？后果很嚴重，
洪武六年（1373）， 常州府有一名居民， 因“祖母病篤， 遠出求醫急”， 來不及申請路引， 結果途中被“呂城巡檢司盤獲”， “送法司論罪” 。 還是洪武年間， 一名被朝廷征集到南京開胭脂河的工役， 因“工滿將辭歸， 偶失去路引”， 竟然“分該死， 莫為謀” ， 后幸虧有督工百戶向朱元璋求情， 才免一死。 成化末年， 由于“京師多盜”， 兵部尚書派官兵“分投街巷， 望門審驗”流動人口， “凡遇寄居無引者， 輒以為盜， 悉送系兵司馬。 一二日間， 監房不能容， 都市店肆傭工， 皆聞風匿避， 至閉門罷市者累日” 。 沒有攜帶路引的流動人口， 都被當成強盜抓了起來。
當過刑部侍郎、御史官、巡撫、知縣的晚明大學者呂坤，
清代的行政指南書《未信編》亦收錄有一份“路引式”， 不過其券面登記的信息卻不如呂坤丁引之周詳，
總而言之， 當歷史發展到宋代時， 隨著“唐宋變革”的完成， 坊市制、夜禁制（這兩項制度我也介紹過）、過所制所代表的社會管制已經日益松動、逐漸消亡， 可是到了元明清時期， 這三項中世紀制度又都死灰復燃了。 不能不說， 這是歷史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