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講史的人都會告訴你， 宋代是相權受削弱的王朝。 我尊崇的錢穆先生也持這樣的觀點， 他認為， 宋王朝設樞密院、三司、審官院， 分割了宰相的軍權、財權與人事權， 宋代宰相的“軍事、財政、用人三權都有掣肘， 都分割了， 這顯見是相權之低落” 。
錢先生立論的依據， 大概來自仁宗朝諫官范鎮的一道奏疏：“宰相制國用， 從古然也。 今中書主民， 樞密院主兵， 三司主財， 各不相知。 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 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 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院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 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
宋朝確實設置了審官院， 主管中下層官員的任免與升黜， 但它分割的顯然是吏部之權， 而不是宰相之權， 宰相依然要過問人事， 宋人自己說， “夫百官差除， 從祖宗以來， 中書、門下省同共進擬， 所以合同眾論。 ” 宋人甚至發現， “近世人才， 以宰相出處為進退， 蓋習以成風” ， 即出現類似于近代議會制度下內閣大臣與首相共進退的情景， 怎么可以說“用人之權， 全不在宰相”？ 而且， 元豐改官制后， 審官院便被裁撤掉了， 考課、銓注之權又劃還尚書省之吏部。
宋朝也確實設有三司， 統管國家財政，
樞密院之設， 看起來更像是對相權的分割， 因為宋人習慣將中書（元豐改制后則為三省）與樞密院并舉， 合稱為“兩府”， 樞密院長官地位同副宰相， 且元豐議改官制， 宋神宗以“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兵部）， 故專命官統之， 互相維制”為由， 不同意裁撤樞密院。 然而， 宋朝也決非如錢穆先生所言，
宋代相權之所以被認為受削弱， 還有一個原因， 即禮儀方面的變遷。 錢穆先生說， “（宋代）相權低落之反面， 即是君權提升。 及以朝儀言， 唐代群臣朝見， 宰相得有座位， 并賜茶。 古所謂‘三公坐而論道’， 唐制還是如此。 迨到宋代， 宰相上朝， 也一同站著不坐。
這里我要引述宋史研究大家鄧小南教授的一段論述：“五代前朝， 宰相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是王朝禮儀秩序的象征， 體現為儀型具瞻的‘形象’， 他們雖然不是沒有‘見天子議大政事’的機會， 但其參預決策的范圍相當有限。 ……在王事鞅掌的大環境中， 宰相若得以‘坐而論道’、‘從容賜茶’， 或許正是他們疏離于核心決策的反映。 ” 入宋后， 宰相的角色從坐而論道的“三公”轉而為具體執政的行政長官， 日理萬機， “奏御浸多， 或至旰昃， 啜茶之禮尋廢， 固弗暇于坐論矣” 。 坐禮之廢， 乃是因為宰相過于繁忙， 再沒有時間與閑情坐下來，
其實， 在宋人的觀念中， 宰相之權不可謂不重：“天子以萬機之得失， 百官之進退， 社稷之安危， 生民之休戚， 近而號令之臧否， 遠而蠻夷之叛服， 大而陰陽之愆和， 小而錢谷之衍耗， 凡百官有其事， 事有其名， 一皆委任而責成于宰相。 故宰相于天下事無所不統， 不以一職名官。 ” （我的新書《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已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