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國民黨內反蔣勢力等三種力量的威脅，
南京政府必須在可能的情況下選擇其中被認作最主要的對手進行對抗，
而對其他勢力采取妥協手段。
究竟應該把力量用在何處呢？國民黨內部對此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丁文江
一種意見認為，
在民族危機關頭應即刻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這派勢力雖然人少力薄而且倍受限制打擊，
但直在斷斷續續地堅持斗爭，
其中如馮玉祥將軍還曾冒著極大危險率領舊部開赴察哈爾前線抗日，
他們的主張正如丁文江所曾闡述的那樣：“假如我是蔣介石，
我的辦法是：（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國民黨內的團結。
（第二）我要立刻謀軍事首領的合作。
（第三）我要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
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間彼此互不相攻擊。
” 然而，
這些符合民族大義的主張當時并未能在國民黨統治集團中得到認同。
胡漢民
第二種意見認為“抗日重于剿共”，
其代表人物為胡漢民等人。
這一派人士雖然在反共問題上持肯定態度，
但他們認為目前國難當頭，
中日民族矛盾已超越了國內諸多矛盾分歧，
應該首先抗日，
他們猛烈抨擊蔣介石集團“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認為“值茲外患憑陵、軍力單薄之際，
何能分此大軍以驅共而滅御侮實力？” 胡漢民甚至激動地宣稱：“與其掛日旗不如掛紅旗。
” 在如何對待中共的問題上，
他們并非主張兩黨合作，
而是主張改“剿”為“撫”，
認為“且彼共產黨亦為國人”，
“我政府理應從事指導，
肯切招宣或可易于就范，
俾收一勞永逸之效”，
“彼雖共黨或感于我政府赴難之誠，
謀國之懇切，
毅然攜手，
共赴國難”。
“如共產黨能放棄赤化中國之主張，
擁護中央抗日，
則第二個對象（指剿共）自然消滅”。
雖然這種主張的本質仍然是要堅持反共立場，
維護國民黨的根本利益，
但因為在反共的手段方法上與蔣介石集團存在分歧，
而且持有這些主張的人又都是十足的國民黨內反蔣派，
在當時亦不可能占有主導地位。
蔣介石
第三種意見認為“攘外必先安內”，
其代表人物是南京政府內當權派，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代表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
以江浙滬財閥為經濟依賴，
對我國東南經濟發達地區實行有效統治并在名義上成為中國的中央政府，
這一政治集團統治方針的出發點在于維護與壯大本身的勢力，
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
正因為如此，
在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與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利益產生對立的時候，
蔣介石就會做出違背民族根本利益的錯誤抉擇，
這也就是在1935年以前國民黨的對日戰略不斷背離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根源所在。
馬振犢、陸軍：《抗戰正面戰場啟示錄——八一三淞滬抗戰》
編輯：浙江大學近現代史碩士生 蕭宸軒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