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有一個不知道好， 還是不好的習俗， 就是遇到重大事故， 責任人往往愛自殺謝罪。
遠的不說， 就說2014年日本震驚世界的小保方晴子干細胞論文造假事件， 雖然小保方晴子沒有自殺， 但是作為小保方晴子的導師， 以及干細胞論文的署名作者的笹井芳樹最后就上吊自殺了。
那么， 為什么日本這些重大事故責任人愛自殺謝罪呢？
這和日本文化里有“不寬容”的傳統很有關系的。
有一項數據很能說明問題， 2016年5月NHK電視臺全國電話問卷調查“日本是怎樣的社會？”， 其中“是否是難以持有寬容之心的社會”這個問題，
日本既是集團主義社會， 也是單一民族國家， 社會構成體系為“個人-集團-社會”， 其宗教信仰、價值觀、世界觀也呈現同一和閉塞的特點， 維系日本社會運轉機制的一直是“和衷同心”。
個人的行為規范首先會被約束在集團內， 集團中不一致的行為或語言是不被允許的， 不和群的個體極易受到內部排擠。 這種傳統由來已久， 早在四百余年前的江戶時代， 日本民間就有著名為“村八分”的排他性習俗。 意思是一村之中若某戶違反村規約俗， 那么除了火災與殯葬， 其他諸如歲賀、婚禮、法會等八項集體活動是不被允許參加的,村民必須共同與該戶絕交。
所以長期以來， 日本文化上對造成重大損失， 或者造成重大丑聞的團體和個人是非常不寬容， 這種不寬容甚至表現在無辜受害者身上。 2015年， ISIS曾綁架了兩名日本人， 其中一名叫湯川遙菜， 直到現在媒體都沒搞清楚為什么他會去到中東， 雖然他是受害者， 但是日本社會， 尤其是網絡上對于湯川遙菜莫名其妙跑到中東的行為很不認可， 很多人直接叫囂干脆讓湯川遙菜去死， 別給社會添麻煩。
而這種不寬容最夸張， 最集中表現在日本社會對待“日本最大惡男宮崎勤”家人身上。
1988年到1989年， 日本東京地區和埼玉地區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惡性案件，
總之， 最后一名叫宮崎勤的26歲宅男被逮捕， 經過審訊， 證實他就是那個變態殺手。
雖然在法庭審理過程中， 相關機構已經證實， 宮崎勤是一個精神障礙者， 具有人格障礙、性施虐癖、戀童癖、戀物癖， 甚至可能有多重人格、精神分裂癥， 雖然這不妨礙對他執行死刑， 但是確實證明他本人的變態行為和家人無關。
但是， 日本文化里可沒有“一人做事一人當”這種說話， 更何況宮崎勤曾祖父、祖父都是村和盯議員， 家族還在當地經營一家雜志， 家族豪宅依山傍水占地1000多平，
在媒體曝光宮崎家族的情況后， 宮崎家族從此就過上了地獄一樣的日子， 盡管宮崎勤的父親公開表示不會為兒子聘請律師， 但是他們家依然每天都能收到成捆的信件， 都是全日本各地民眾寄過來罵他們， 讓他們一家“一起去死的”。
宮崎勤的兩個姐姐， 大姐主動和未婚夫解除了婚約， 但是依然被公司辭退， 從此終身未嫁；二姐也被迫從就讀的護士學校退學， 從此離開家鄉隱姓埋名；他的兩個叔叔， 一個叔叔解散了自己的公司， 另一個叔叔主動和妻子離婚， 只是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姓自己的姓氏。
宮崎勤的兩個表哥（母親哥哥的孩子），
1994年， 也就是宮崎勤被捕四年后， 宮崎勤父親實在沒辦法面對持續的輿論壓力和周圍鄰居的指指點點， 一個人步行到東京多磨川一座橋上跳水自殺。 宮崎家的豪宅自然也無人問津， 家人也不愿意繼續住在當地， 目前已經被平掉， 成了停車場。
這就是日本文化里“不寬容”的集中體現。
雖然宮崎勤家人不能不說對宮崎勤變成變態殺手沒有一點責任， 但是宮崎勤被捕后全家人遭遇的這種冷暴力也確實令人瞠目結舌。 而這種文化上的“不寬容”大概就是日本事故責任人愛自殺謝罪的根本原因。
但是， 從另一個角度講， 日本社會這種“不寬容”也許就是造成日本社會整體惡性案件全世界發達國家最低的重要原因。 根據2016年統計，日本每十萬人里命案率為0.31，遠遠低于美國的4.88、法國的1.58、瑞士的0.69。
日本社會這種“不寬容”究竟是好，是壞，我想會長時間的爭論下去的。
根據2016年統計，日本每十萬人里命案率為0.31，遠遠低于美國的4.88、法國的1.58、瑞士的0.69。日本社會這種“不寬容”究竟是好，是壞，我想會長時間的爭論下去的。